古人追求“书卷气”?其实是宋代才开始的

岁朝图（局部） 明 陆治

帮主斯唔嗯·超：“苟非其人，虽工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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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气”，说文解字释:“云气也。象形。凡气之属皆从气。”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此外历代都对“气”有着诸种不同的阐释，于此不再赘引。

可以说，“气”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实为古人常论，从具体的对自然状况的描述到抽象的万物之本源，都蕴含着“气”。可以说，“气”一字本身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巨大的阐释张力，而随着历史对“气”的不断演绎，对于“气”的内涵也延伸到书画理论中，产生了诸多与“气”相关的美学范畴，如气韵、气势、气象等。

对此论述，不胜枚举，就近而言，如余绍宋言:“书法应重气韵，历来无持异论者。盖作字不讲气韵，则必成为世俗应用的符号，而非美术;作画不讲气韵，则必成为工匠应用之图案，亦不能称为美术，其理正相同耳。”

就艺术中的“气”而言，一方面是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自身所具备的风神气质，另一方面是艺术作品所蕴含的内在韵味。就创作主体而言，“气”一方面指艺术家本身的先天禀赋，难以对其进行模仿与指实，如董其昌言:“气韵不可学。”

另一方面是指艺术家自身在成长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后天修养。如魏晋时期，曹王便提出“文以气为主”，把“气”与文学艺术的创作联系在一起，他提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他从创作角度，对“气”进行了辨析，同时说明了在艺术创作时，主体的能动性作用，“巧拙有素”的表现形式与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性也同样有所联系。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无法将这种先天禀赋与后天修养完全割裂开来，理应辩证地去对待。

艺术家在创作艺术作品时，将主体之禀赋、气质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段外化于作品，观者通过对作品外部特征的把握，从而理解作品所体现的精神气质。

而当我们论及书法时，由“气”这一元范畴也延伸出诸多相关子范畴，诚如刘熙载所言:“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枪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

综言之，正如北宋张载所言:“凡可状者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

然当我们谈及“书卷气”，在现代语境中，我们都明白其与“腹有诗书气自华”之异曲同工。《汉语大词典》中释云:“书卷气，指说话、作文、写字、画画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读书人的风格与气质。; 自宋以前，在文艺理论中似乎并未言及此论，但在早期文论中，已有表现对才学的重视，如《荀子·劝学》中云: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

可以知道，在早期文艺理论中，虽强调读书为学之重，但“书卷气”并未被拔高至艺术品评范畴之中，在宋以前也似乎并没有以学养、读书来评判书法艺术之高下。那么为何从宋代开始，以“学问文章之气”来看待书艺高下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呢?

如果我们熟悉宋代历史，便可从中窥知一二。据《宋史》记载，太祖赵匡胤提倡文教，宰相“赵普初以吏道闻，寡学术”，以至于铸成错事，遂提出“宰相须用读书人”。《宋史·文苑传序》也记载，宋太祖“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此后，宋代帝王之“重文”传统沿袭而下。

虽说，这不免充斥着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意味，但也对宋代学术之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而“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尹，无不摧科”，使整个宋王朝“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以至于朱文公(熹)颇有微词:“太宗每日看《太平广记》数卷，若能推此心去讲学，那里得来，不过写字作诗，君臣之间如此度日而已。”

另一方面，宋代科举取士之政策的独特性，“取士不问家世”，使宋代教育规模逐渐兴盛，无论官学、私学都达到顶峰，大大地激发了平民文人士子对学问的追求、对进取功名的狂热。从汪洙那著名的诗句中我们便可知宋朝朝野内外的读书、治学之风气:“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宋人对“学问”的追求，读书、治学之风气的浓厚，远超历代，从宋代流传诗歌中均可找寻，而这种对学问文章的推崇也在书法品评中予以推崇，如黄庭坚:“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义高妙，似非吃人间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致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士大夫下笔，须使有数万卷书气象，始无俗态。不然，一楷书吏耳!”李昭玘:“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终不能见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

可以说，整个宋代书法品评观念弥漫着对学问的追求，这与特定时期的文人眼光有着紧密关联。从钱锺书先生所言“在苏轼的艺术思想中，有一种从以作品为中心，转变为以探讨艺术家气质为中心的倾向”可以知道，苏轼乃至宋代文人，不再对书法艺术的外在形式予以过度拔高，而逐渐转向于对艺术家主体之精神气质的向度。

而学问修养在整个宋朝的无限拔高，使书法的品评开始走向对于“学问文章之气”的追求，以致后来“书卷气”在书史的长河中逐渐成为一种书法品评的美学范畴。

随着书法艺术的历史性发展，对于所谓“书卷气”的论述亦有所嬗变，诚如李彤先生所言:“书法品评标准是书法品评所遵循的艺术评价尺度，但其实质则是审美主体对书法艺术的认识和理解，因而其虽有客观性的一面，但在书法艺术的历时性发展过程中，由于时代的不同，每一时代的品评标准往往会呈现出‘和而不同’的相对性。”

如董其昌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俗，自然五壑内营。”清代苏淳元《论书浅语》在论及书法艺术的技法与学养的关系时说道:“书虽手中技艺，然为心画，观其书而其人之学毕见，不可掩饰，故虽纸堆笔家，逼似古人，而不读书则其气味不雅驯，不修行则其骨格不坚正，书虽工亦不足贵也。”

可以看出，苏淳元对书法的技道关系有其独特的见解，书法艺术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是一种技术性的体现，但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是人心灵之物化，从书法作品中可对书家学养得以体会。作为技法的书写训练，在形而下的层面虽然可做到技艺精熟，但如若缺少学养的支撑，则气味、骨格等便不够雅正，因此这种艺术作品“书虽工亦不足贵也”。

从苏淳元的话语中，我们也可看出，其论点的逻辑起点在于作为创作主体的“人”—书家，换言之，书家的修养是决定书法作品是否雅驯、坚正，具有“书卷气”的第一要素。李瑞清则说:“学书尤贵多读书，读书多则下笔自雅，故自古来学问家虽不善书，而其书有书卷气。故书以气味为第一。不然但成手技，不足贵矣。”

马叙伦《石屋余渖》:“鲜于伯机书以雅胜松雪，张伯雨不及伯机而尤雅于松雪……余所谓雅者，以山林、书卷为主要对象。有山林、书卷之气韵，书自可目。”

客观而言，赵孟頫书法可谓精熟之至，而为何马叙伦在评赵氏书法时，认为其雅不及鲜于枢和张雨?而其批评赵孟頫书法不雅之时，也道出了其做出这种判断的标准，很明显，马叙伦认为赵氏书作气韵不够，是由于“书卷气”不足为世人所垢病。

本文源自《大学书法》

原题为《“书卷气”的外在呈现与内在规约——论苏轼书法品评的建构与意义》

作者：汤传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