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着写着，就喜欢上了“残破”的线...

岩桧图 南宋 佚名

帮主斯唔嗯·超 ：“我们的文化里，就有崇尚残破的基因的，所以对‘老’、‘旧’有一种迷恋，事实上，这正是有些‘审丑’意味的。”

秦代《仓颉篇》，释残为“伤也”。《说文解字》释：“残”本作“歹肉”，“禽兽所 食余也”。 似乎指向一种不完整的、破败的概念，与残相对的是“全”，则体现出一种完 整和圆满的美感。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将书法看作是由一根根线条组合而成的整体， 那么，单个线条的破败与完整将决定整体的破败与完整。

近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秦汉乃至先秦的墨迹可以被看到。 这些新出土 的书迹，无论是先秦的帛书、汉魏墓葬中保存完好的墓志，还是高昌书而未刻的墓砖，书 法的线条大多呈现出完整的状态。 在书写较为快速的简牍当中，常常出现残破的线条，这 一类线条残破的部分，一般被称呼为“飞白”。 飞白有时是作者主观所为，有时由 于笔毫中的墨汁不足，在无意中出现。

你瞧，《居延汉简》中就有飞白呢！~

飞白运用到极致，便成为一种单独的书体，即“飞白书”。这个方法相传为汉代的 蔡邕所创，并以隶书为体，清代吴派考据学家的领袖惠栋，考证了创立飞白书的过程：“ 汉灵帝熹平年，诏蔡邕作《圣皇篇》。篇成，诣鸿都门上。时方修饰鸿都门，伯喈待诏门下，见役人以垩帚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之书。 ”

飞白书的影响很大，且五体皆有。张怀瓘在品评历代书家和书法的分类中，将“ 飞 白”单列为一体，与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章草、行书、草 书并举，且认为第一等“神品”飞白书的书法家是蔡邕、王羲之和王献之。

推崇王羲之的唐太宗也喜好飞白，在他亲自撰文书写的《晋祠铭》中的 碑额部分，就以飞白书写下“贞观廿年正月廿六日”九字。 这九个字中的残 破，一部分由石碑残破所造成，更突出的是人为的因素： 书写者崇尚飞白， 并在写的过程中着意表现。 当飞白书作为碑刻出现时，工匠以高超的技艺， 精心地契刻“白”处细小的笔触 。 实际上，除去“飞白书”这种单以飞白表现的书体外，飞白在书法中的 运用更加复杂。

书写时出现“飞白”这样的残破，首先是 一种人为的因素，其次这种残破完成于书写的那一刻。 接下来，讨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残破——碑刻中的残破。

碑学。在书法史上，“碑学”是一个比较晚出的概念。近现代，沙孟海先 生认为，碑学是重视汉、魏、南北朝碑版石刻的书法史观，主要以魏碑为取法 对象。 将汉魏碑版纳入碑学研究与取法对象的范畴，即“广义的碑学” ；

有学者认为，与帖学而言的碑学，专指北朝的碑版之学，即“狭义的碑学”。 无论是秦汉或是北魏以来的碑刻，漶漫和残破，都布满了碑刻的表面 。

嘉庆、道光年间，包世臣的《艺舟双楫》、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 《南北碑帖论》相继问世，一般以此为碑学大潮的先声。 在这之前，有学者 将阮元之前碑派书法的实践者定义为“前碑派” ，这一派在书法方面对 于碑刻的取法主要来自于“广义的碑学”，指向汉魏时期的隶书和篆书碑。

正是这一派书法家的实践，开启了与“二王”流派分庭抗礼的书法风格，即 康有为所说的“实为唐宋之无有”，也被认为是“涩行用笔”“破锋用笔”的 源头。 这一派书法家们，并不直接临摹碑刻，而是临摹碑的替身—拓片。

碑刻拓片与刻帖拓片。在拓片的世界里，并非所有的残破都能获得赞 赏，黄惇先生曾经提一这个问题： “为什么刻帖漶漫，翻刻失真即当抛弃， 而碑刻漶漫，残破模糊却倍加赞扬？ ”

拓片至少在南朝就已经出现 ，此后，逐渐发展成为保存古代刻石和 流布法帖的形式。 宋代兴起的“金石学”，完善了收集、转换和使用碑帖的 传统。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金石学者欧阳修编著了《集古录》，赵明诚编著 了《金石录》。 他们可能很少到现场访碑，完成著录的材料就不得不依靠 这些上古石刻的拓片来完成。

而这个时期，拓片确实也成为了重要的商品 流通 ，赵明诚之妻子李清照回忆了访拓的经历： “每朔望谒告出，质衣， 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 也。 ”

宋太宗下令将皇家收藏的书法作品刻成版，此后，官私刻帖之风盛行， 《淳化阁帖》《大观帖》等辑录名家书迹的刻帖相继面世。 从这些刻 帖上拓下来也称为拓片。 黄惇先生提出漶漫，翻刻失真即当抛弃的刻帖，正 是这一类刻帖。 无论是刻石的拓片，还是刻帖的拓片，都统称为拓片。

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承担不同的功能的石碑，或是暴露在自然环 境下，或呈贡于庙堂，或埋藏于墓中，碑刻上的书丹皆为刻铭而书写，只是 它们在碑刻刻制之时，就已不见踪迹。

与书丹的碑不同，刻帖以精细的摹勒手法，极尽可能 与原帖接近。 作为墨迹的转译，为不能拥有原作的书写者 提供范本，承担着演示传世名作的笔法与章法的功能，书 写者可以从线条中细微的粗细变化以及笔画的形状去还 原真迹的书写，在书法层面的观赏，它们的残破，意味着 失去了转译的真实性。 近现代，逐渐发达的印刷技术使墨 书的真迹能够更清晰地印刷和流通，法帖真迹存世的情 况下，恐怕没有一个书写者会临摹刻帖。

着眼于碑刻和刻帖功能的不同，可以回答“为什么刻 帖漶漫，翻刻失真即当抛弃”这一个问题。 之后的文章将 讨论的是为什么“碑刻漶漫，残破模糊却倍加赞扬”。 碑的破。 石碑残破的情况复杂，如果从对文字的影响 而言，残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这种残破在上文已经 介绍，是书写者和刻碑者有意为之，突出表现书法的“飞 白”。 第二类，这一类残破并非出于书写者或刻碑者的本 意。 在碑刻被制作出来后，会面临来自自然和人为两方面 的挑战 ，并非由书写本身造成。

比如有一些拓碑者，会 有意地损坏碑刻，以此彰显自己拓本的特殊性。 这些因素 有的造成碑石上文字的毁灭，有的使石碑的文字漫漶难 识，有的使原本刻制光洁的线条变得毛糙，阻塞。 与刻帖不同，碑是一种原迹被抹除的书迹，坚硬的 石材和“刻”的因素，使碑的文字获得脱离墨迹书写的独 立性，借此它摆脱了墨迹转译的地位——在碑刻的残破 中，无论是自然还是人为的因素，残破都指涉着过去。

这 些残破还被金石学家们作为断代的依据，甚至有一门专 门的学问“碑帖鉴定”，借由这些残破的痕迹建立起一部 部“微观历史”。 而碑刻上大面积的断裂，或是小小的损 伤，都被拓片忠实反映，呈现在文人学者面前。

最早的立碑要说到公元221年。这一年， 秦始皇统一六国，旋即踏上了巡览各地，树碑立德的征 程。 秦始皇先后在峄山、泰山、琅琊、芝罘、碣石、会稽 六次刻石作纪，其中，秦始皇巡览的第一站就是峄山，并 在此地留下了《峄山刻石》，相传这块刻石由李斯所写。

唐 《封氏闻见记》中记载，推崇儒家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登 上峄山，见到了这块刻石，联想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行 径，愤而推倒石碑，然后去往曲阜祭拜孔子。 据说，因《峄 山刻石》名气很大，常有官员名流慕名前来，当地官民疲 于送迎，心生怨恨，便聚薪碑下，付之一炬，也有说这块碑 焚于唐代开元年间的山火。

杜甫的《李潮八分小篆歌》写 道： “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 ” 北宋初年，徐铉根据拓本临摹了《峄山刻石》 ，他的弟子郑文宝在徐铉死后两年翻刻了《峄山刻 石》，世称长安本，并在碑文之后，记录下了刊刻的过 程： “今以徐所授摹本， 刊石于长安故都国子学，庶博雅 君子见先儒之指归……”长安本《峄山刻石》与秦代《琅 琊刻石》《泰山刻石》相比，已经焕然一新，嘉靖 时期的关中大地震造成了北宋新碑最明显的断裂——历 史又给它烙上了新的斑驳。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徐铉在书写《峄山刻石》的 过程中，摒弃了《峄山刻石》的残破的因素，采用了简练 而干净的线条。 经郑文宝还原后的《峄山刻石》，仿佛没 有经历时间的流逝，从遥远的秦代直接来到了宋朝。 同一时期，李成的《读碑窠石图》为我们展示 了北宋石碑的形象，尽管李成所画的这块石碑抹除了碑 上的文字，正如徐铉的还原的《峄山刻石》一样，他完美 无缺，像新做的一样。

并非所有石碑的还原都像徐、郑这样，消除了碑刻的 残破。 同样在嘉靖时期的地震中遭受了毁灭性打击的，还 有东汉的《华山碑》。 清代的学者阮元根据《华山碑》的 拓片，复原了一块新的《华山碑》，与原碑相比，有两处 显著的不同，一是新刻的碑字口更深了； 二是原碑右边大 面积的断裂毁灭地破坏了文字，补上了新的题跋。 碑额左 右李商卿、崔知白等人的题铭悉数保留了下来，碑刻的残 破，也忠实地复原。

本文节选自《大众书法》

原题为：《也说书法艺术中的残破》

作者：卓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