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 | 重写中国哲学通史的学术尝试

摘要：武汉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团队历经十余年写成10卷本《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又经过数年的编校，现在终于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目前相对最全面、系统、完备的中国哲学通史。全书共10卷，其中8卷为断代哲学史，涵盖从先秦至现代的内容，又特别设置了少数民族哲学史、古代科学哲学史各一卷。作者团队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深厚的学养学识，回答了“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阐明了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和特点；运用经典诠释的方法，重视“时代思潮”“范式”及其变迁。

关键词：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通史；经典诠释；方法学

作者：郭齐勇，男，1947年生，湖北武汉人，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山东曾子研究院名誉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

来源：原载《孔子研究》2022年第1期，转载时略有删减，引用时请核查原文。

新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主编的10卷本学术版《中国哲学通史》，这是我国目前较为完备的一部大型中国哲学史。

编纂《中国哲学通史》的想法起于2006年，提议者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府建明编审，他当时任总编助理。我与府建明编审于2007年3月通过电子邮件反复磋商，及与部分作者讨论，初步形成共识：本着自愿的原则，以武汉大学中哲史教研室教师及由此毕业多年的校友同仁作为基本的作者队伍；所著书的定位，乃大型、系列、学术版，而不是一般教材和普及读物。嗣后，我们两次在武大召开编写工作会议，研究确定编写本书的主旨、方法、纲目及分工等问题。2008年开始写作，到2018年前后最终完稿，时光荏苒，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拖得这么久，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2018年以后至今，以编校、印制工作为主，每卷都反复校对，至少有四个校次。

以下我谈谈编写这套丛书的若干心得。

一、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的“问题”和特点何在？

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的追问，涉及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曾经一度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国内外都有人对“中国哲学”这一提法表示怀疑，认为中国只有“思想”而无“哲学”。究极地讲，这涉及到“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问题。中国有无哲学，首先涉及到对“哲学”的定义问题。我认为，“凡是思考宇宙、社会、人生诸大问题，追求大智慧的，都属于哲学的范畴。”[1]所谓大问题，即何谓“天”、何谓“人”的问题。关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尊严与价值、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等等，都是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康德曾经区分两种哲学的概念，一种是宇宙性的，一种是学院式的。其宇宙性的哲学概念，即把哲学当作关乎所有知识与人类理性的基本目的之关系的学问。这种定义把哲学视为人类为理性立法的学问，或视为人类探求终极价值的学问。这与儒家的“至善”观念是契合的、相应的，用北宋哲学家张载的话来说，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

我们不仅认为有“中国哲学”或“中国有哲学”，而且肯定“中国哲学”有其特质与优长，故我们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正当性、自主性。可以说，时至今日，那种“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属过去”[2]。

关于中国哲学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关怀与问题，围绕着天道、地道与人道的关系而展开，或者抽绎为“道”，具体展开为道与人、道与物、道与言等。宋代以后，道的问题转化为理或心的问题[3]。

我们早就分析并概括过，中国哲学关注的若干问题或向度是：“一是人与至上神天、帝及天道，人与自然或祖宗神灵，即广义的天人、神人关系问题；二是人与宇宙天地(或地)的关系，是宇宙论，尤其是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包括今天讲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三是人与社会、人与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社会伦理关系问题；四是性与天道、身与心，心性情才的关系问题，君子人格与人物品鉴，修养的工夫论与境界论等；五是言象意之间的关系，象数思维，直觉体悟的问题；六是古今关系即社会历史观的问题。”[4]司马迁曾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事实上除天人问题外，中国人尤重社会政治与历史发展，关注并讨论与古今相联系的诸问题。这些都是中国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我看来，“与犹太—基督教式的创世论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没有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5]。正如美国汉学家牟复礼所说：“无需置信仰于理性之上，它强调伦理和社会事务上的理性，它的知识问题很少涉及那些无法用道理来阐明的信仰。”[6]我们观察中国的宇宙论，尤其突出表现为生成论，这种观念格外地表现为存有的连续性和有机性。中国人认为宇宙的各个部分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而且宇宙的发展也不必依赖于任何外在力量。中国哲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气论传统，特别是关于宇宙自生、创生的观念，这种观念在传统哲学的不同学派那里基本上都是存在的。这与西方哲学有极大不同。西方哲学有更为鲜明的本体论、认识论取向，强调以知识为中心，表现为一种近乎概念游戏的思辨性特征，而中国哲学的“着重点是生命与德性。它的出发点或进路是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是践仁成圣的道德实践，是由这种实践注意到‘性命天道相贯通’而开出的”[7]。可以看出，“这里没有西方式的以神为中心的启示宗教，有的是凡俗的活生生的人，在圣贤传统下的人格修养与生命生活的实践，在现实中对生命意义的追求”[8]。

在这样独特的问题意识与哲学问题下，中国哲学有许多独特的范畴、观念和论域，比如说天人关系论、群己关系论、修身治国论、天道性命论、心性论、工夫论与境界论、知行关系论、古今关系论、道德直觉、智性直观等论说。

中国哲学有什么特点？在前贤探讨的基础上，我把中国哲学的精神与特点概括为以下七点：存有的连续与生机的自然、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秩序建构与正义诉求、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知行合一与简易精神[9]。

二、经典诠释的方法学

对于上一辈与我们这一辈中外哲学史工作者来说，黑格尔与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哲学史观与方法论原则，是深入到骨髓中而很难动摇的。当然，我们今天所强调的，与上世纪80年代所坚持的，侧重面及程度等都有所不同。过去是逻辑偏胜，今天我们更重历史的样态；过去喜欢画逻辑圆圈，今天更喜欢爬梳历史的细节。我在主编本套哲学通史时，在坚持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前提下，有意识地希望各位作者重视历史的细枝末节处，并对此去做深入考察。没有生动丰富多样的历史材料，凭什么抽绎出相应的逻辑？当然，反过来，没有逻辑线条，只是堆砌的材料，又如何梳理出史论统一的哲学史？

我们强调对第一手原始资料的爬梳诠释，对已有主要研究成果的消化、扬弃，充分吸收百年来、特别是近70年来发现的新资料和研究的新成果、新方法，同时强调要有自己的创新洞见，做到既扎实厚重，又见解卓特，力求突破传统的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框架。

30多年来，哲学界流行的是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这已成为新的主流的中国哲学史方法学，也是本书主要的方法学。

例如，本书《秦汉卷》的作者注意到，马王堆帛书《易传》中《要》篇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与思想价值，因为它彰显了孔子在《周易》解释学上的重要贡献。孔子在《要》篇中提出的“以德知易”或“以德占易”等解释观念，正是他总结春秋末期以德解占等人文主义解释路径的结晶。“‘我观其德义耳’，这个观点是孔子对《周易》解释学作出的重大贡献”[10]。这意味着中国解释学的传统渊源有自，且独具特色。作者又注意到，在汉易解释学中，象征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周易》解释的象征化，即是执行“象思维”的结果。易学的“象思维”，即以“万物唯象”的预设为前提，通过爻象、卦象对宇宙做出整体性的理解与诠释。“象思维”在汉末易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运用。

在关于经典诠释的书写中，我们特别关注“时代思潮”。受梁启超先生“时代思潮”理论以及此后学者们相关研究的启发，我们对此有充分的自觉，而各卷的作者也都抓住了这一关键。既然是“时代思潮”，自然有其主流、旁支等复杂系统的演进，以及缘起、萌发、高潮、延展、平复、余韵等一系列阶段。比如，魏晋玄学作为时代思潮，其主流地位，一方面表现为自汉末至东晋时期不断有伟大的玄学家涌现，推动着玄学持续走向更深更广的领域，产生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理论成果，代表了这个时代思想文化的最强音；另一方面还体现在玄学的影响力逐渐辐射开来，不仅深刻地塑造着这一时期的精神气质与社会风尚，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本时期的道教、佛教以及儒学，促进了玄学化的道教、玄学化的佛教和玄学化的儒学的陆续涌现。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丰富而绚烂的哲学思想图景。

作者们同时也强调体制、传统与“时代思潮”的交互作用。例如，本书《明代卷》的作者认为：思想的主体首先是作为个体的人，因而所谓思想也首先是个体的思想，或者说是形成于个体而为社会群体所接受、所认同的思想。但个体又生活于一定的时代，所以时代与社会的结构与特色也必然会在其思想中打上烙印。那么，所有这些社会历史方面的条件又将如何作用于思想主体呢？或者说时代思潮、社会历史条件与个体思想的形成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也应当是哲学史所必须讨论的问题。

在对经典诠释的哲学史叙述中，作者们抓住“范式”及其转换、变迁，进而深入阐发。

一般认为，汉代哲学确立了“经学”的表达范式，其中《春秋》公羊学、《洪范》五行学和易学的成绩最为突出。《秦汉卷》的书写表明，汉代所开创的“经学”范式，对于今天我们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仍具有很大启示价值。本书《魏晋南北朝卷》的作者认为，任何诠释活动都有其两面性，这对于深受孔子“述而不作”观念影响的儒家经典注疏传统而言尤其明显：一方面，由于经学家首先要肯定经典中保存着圣人的“微言大义”，经典诠释以揭示与还原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为鹄的，因此经典解释也就具有了封闭性的一面；另一方面，由于圣人的“微言大义”往往表达得非常隐晦、微妙，客观上造成了解释者对“为经之旨”“必当之理”的把握存在差异，因而经典解释又具有了开放性的一面。也就是说，经典诠释存在封闭性与开放性之间的张力。正是在这种封闭与开放的两面性的张力之中，中国传统的经典解释学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开辟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诠释经典也自然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哲学活动。晋代经学家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作为一部诠释《春秋》、解读《穀梁》的佳作，就同时兼具这样的两面性。范宁探讨了“经”与“义”的关系，提出“经以必当为理”的解释原则。在这种原则下，经典本身并不是解释所要探寻的终极目标，解释关注的恰恰是经典背后的那个“义”。因此，中国古典经学强调并重视“凡例”，这一取向并非完全从把握“事”的方便的角度考虑，其中更蕴涵着经学家对“义”“例”关系的深刻理解。也就是说，经学家们所看重的并不是那些严整而精妙的“凡”“例”，而是潜藏于这些凡例背后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经典的“意义”存在两个不同的层次：首先是文本之“意”，其次则是文外之“义”。所以，“事”—“例”—“义”的微妙互动构成了一种颇具特色和创造性的解释学循环，成为传统经典解释学的重要范式。

三、本书的学术贡献

本书是多人合作的集体成果。个性凸现的人文学成果采用集体、团队合作的方式，已经很不时髦，常为人所诟病。但我认为，像这样大型的、非一人一时所能完成的人文学成果仍然需要多人合作。这当然需要协调，使全书的基本观点和评价大体保持相对一致。

我们在最初启动时就在作者编写会议上确定：在全书大体一致的基础上，鼓励各卷作者发挥特有的智慧和学术优势，保持观点和评价的个性，以体现各卷的相对独立性。各卷作者自己去把握全卷，各章详略可以不均，有独见的可以多阐发。我们鼓励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强求统一。如关于明清之际与清代学术的思想定位，本书就并存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理学余绪，一种认为是后理学思潮。当然，这两种看法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各卷自身有其内在逻辑理路，都能自洽自圆。

在本书出版之前，我国学界尚没有全面系统的中国哲学通史。侯外庐先生主编的是《中国思想史》而不是哲学史，没有续完；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因种种原因也没有续完。本书是从先秦至现代相对完备的中国哲学通史，在可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难以有同类的新成果可以取代。

本书特别注重第一手史料的爬梳，包含对新出土的简帛资料及其研究成果的重视。《先秦卷》有专章讨论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的思想，《秦汉卷》运用了新出土的简书与帛书资料。这也体现了作者对楚地简帛研究新成果的重视。

本书的作者对中国哲学史上重要的思潮、流派、人物、著作在发展过程中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密切关联有深度理解，并通过提炼的功夫，把关注度聚焦于哲学问题、命题与范畴。

本书对中国哲学史上每一断代的时代特征与时代思潮、重要流派、学术特点做了深入研究。例如《魏晋南北朝卷》对作为时代思潮的玄学思潮及当时的儒、道、佛学及其关系做了细致的考察，《宋元卷》对道学（理学）思潮及发展过程做了详实的梳理，并指出其特色。《明代卷》指出，宋明理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高峰，但在宋明之间，又存在着“得君行道”与“觉民行道”的不同追求。之所以会形成这一差别，主要是由宋明两代不同的政治生态造成的。

本书各位作者都有个案研究基础，在此基础上对本卷哲学史上的代表性人物及其代表性著作，做了深入的评析和阐释。我在甄选各卷主要作者时，充分考察了作者对本卷典范人物所做个案及断代研究的基础，特请各作者在原有基础上更上层楼。

本书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问题、概念、范畴、命题及其演变史，做了有深度的发掘和探索，并提出了新的见解。

如《古代科学哲学卷》认为，在古代相关的科学与哲学思想中，已经逐渐形成了若干个概念群或概念集合，这包括阴阳、五行观念与概念的集合；象、类、数观念与概念的集合；阴阳、五行观念和概念与象、类、数观念和概念的集合；阴阳、气观念与概念的集合；天人、因、宜、地、时观念与概念的集合；天道、道、天数、数观念与概念的集合。毫无疑问，“以上概念系统包括其集合关系是具有重大范式意义的，其将对以后的科学及相关哲学思想产生深刻且深远的影响”[11]。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科学与哲学范式的确立时期，同时也是科学或知识活动为哲学思想提供重要观念、概念以及思维和方法的重要时期，因此考察或了解这一时期的科学背景，对于认识哲学的特性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书重视对此前及当代中哲史学术成果的关注、借鉴与提升。

例如《宋元卷》考论宋、元哲学，既注意把握宋、元哲学演生发展的时代条件、思想趣向、学术渊源与理论追求，也注意清理宋、元哲学演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与逻辑线索；既注意以中国哲学的传统概念、范畴来概括宋、元哲学的思想内容与理论系统，也注意从本体、功夫，或发展、知识、价值的角度辨析宋、元哲学的理论得失。在这种考论与辨析中，作者既注意借鉴已有的宋、元哲学研究成果，尤其是“五四”以来宋、元哲学的研究成果，又注意凸显自己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宋、元哲学经典的考论诠释，以及自己对宋、元哲学理论价值的理解评断。在继承以往成果、总结得失的基础上，“关注时代的变迁与学术方法的更新，不断地完善在哲学史范围之内研究宋元道学的方法系统，推进宋元哲学研究”[12]。

《清代卷》强调“后理学时代”的问题意识及其转化。作者定义“后理学时代”，“即是以广义的理学（包括气学与心学）为理论批评与改造对象的时代”。其“哲学问题意识均来自理学时代，但他们对理学时代的诸命题进行了理论的改造，或从反命题的角度重新阐述理学时代的问题”[13]。作者认为，清初哲学在哲学性质上属于“后理学时代”的哲学，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以宋明哲学批判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的哲学命题、范畴概念主要来自于宋明理学，但往往是以反命题的形式出现的，有些范畴、概念的具体规定与内涵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作者认为，乾嘉时代的哲学以道论为其形上学，以“人文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经学家戴震与史学家章学诚是该时代哲学的两面旗帜。戴震开创了中国古典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章学诚开创了历史文化哲学学派。“后戴震时代”的哲学致力于锻造哲学思考的语文学（Philology）工具，在哲学思考的规模与深度方面反而有所弱化。这里提出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论，是作者的创新。

本书《少数民族哲学卷》对我国各民族哲学的多样性做了初步探讨，旨在丰富我们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地位的认识。中国各少数民族哲学和汉族哲学一样，呈现了独具特色的哲学思维，这些哲学思维显然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绝不应被排斥在中国哲学史之外。因此，在哲学史的编纂中，特别是在中国哲学通史的编写中，自然须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纳入视野，自觉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纳入到中国哲学史的论述范围中来。鉴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特殊性，本书特别论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哲学，其中包括原始宗教及其哲学观念、中国化的伊斯兰教哲学、中国藏传佛教哲学与因明哲学等。在此基础上，特别阐明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文化选择，并对壮族、土家族、傣族、彝族、苗族等民族哲学进行了具体探讨。本卷还根据全球性现代化理论的哲学史方法论意义，阐明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近现代转型，基本精神是探讨全球变局中的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哲学，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哲学的历史进程，并分疏了其中的问题与思潮，对其现代转型进行了个案分析，解剖了壮族、回族、满族、白族等民族的近现代哲学转型。

本书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若干问题作了阐述。中国古代知识或科学向度与哲学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绝大部分著作对于哲学思考中所涉及的科学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知识或科学活动中的哲学认识或关心同样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书弥补了这一缺失。

《现代卷》研究了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哲学家们对于强势的现代西方文化和式微的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深沉思考、慎重取舍和精心建构，以及采取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立场的哲学思想家之间具有深远启迪意义的思想论争，由此凸显了这一时段哲学思想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历程，为当代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揭橥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应然走向。

我们的初衷是承前启后，能代表现时代中国哲学史的最高研究水平。这个目标未必能够达到，若本套哲学通史对深入发掘、探讨中国哲学的工作能有一定的推进，则幸甚。

注释：

[1][4][5] 郭齐勇：《中国哲学：问题、特质与方法》，《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1期，第32，32，33页。

[2] 郭齐勇：《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哲学》，《光明日报》2018年12月10日第15版。

[3] 参见郭齐勇：《中国哲学：问题、特质与方法》，第32页。

[6]［美］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王立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7]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8] 郭齐勇：《中国哲学：问题、特质与方法》，第33页。

[9] 参见郭齐勇：《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0-19页。

[10] 丁四新、龚建平：《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60页。

[11] 吾淳：《中国哲学通史·古代科学哲学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0页。

[12] 田文军、文碧芳等：《中国哲学通史·宋元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4页。

[13] 吴根友：《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