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这部魔幻现实小说描写的便是唐玄奘受唐朝皇帝委托到西方取经的故事，其中唐玄奘不仅是一名僧人，还是唐朝皇帝的义弟，可见此时唐朝皇室与佛教的关系还甜得跟初恋一样，那么为何到了唐武宗时，却一点不念及这往日恩情，对其痛下狠手呢？
知识精英分子排外意识的助推
唐朝素来留给大家的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朝代，殊不知只有当你足够强大的时候，才会有足够的姿态去“开放”和“包容”其他文化，纵观整个唐朝，其最为开放的时期正是集中于唐朝最为鼎盛的贞观之治、武周之治和开元之治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的文学诗歌所体现出的大气磅礴和探险精神都反映了这一点。
但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国力急转直下，朝廷将主要的焦点放在了对国内的治理上，无暇他顾域外事务，在这种环境下，唐朝知识精英分子的思想日趋保守，甚至开始出现排外意识，但实际上此时的唐朝皇室对于佛教依旧持开放态度。
例如在公元818年时，上万人在帝都聚集起来奉迎佛骨舍利，这枚舍利会被奉迎在帝都中的寺庙进行展示，当时的唐朝统治者唐宪宗在塔楼之上亲眼目睹了这一盛大的场景，为之震撼之后，便下令宦官将佛骨舍利拿到宫中以便亲自验看。唐宪宗的这一举动充分展现出了唐朝皇室在安史之乱后对于佛教的态度依旧较为开放。
但此时朝堂之上的知识精英们却不这么认为！唐朝大文豪韩愈便在得知唐宪宗的这一举动后，在一封名为《论佛骨表》的奏折中这样对佛陀进行描述：“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将其比喻成了周边蛮夷之人，并在文中质疑皇室参与佛教事务的行为，称这有可能会缩短皇帝的寿命。
韩愈的这封奏折充分表露出了作为唐朝精英知识分子的排外意识，这封奏折虽然在当时并没有改变唐宪宗对于佛教的态度，但是却成为了唐朝儒教知识分子与外来佛教关系的里程碑事件，佛教的地位第一次在朝堂之上受到了公开质疑。
与朝廷争利是根源
到了公元840年的时候，即唐宪宗之后20多年的时间，唐帝国对于佛教的态度突然转向，变得日趋严厉，最终痛下狠手转向打压。
这期间以韩愈等为首的精英知识分子虽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却不是根本原因所在，与朝廷争利，才是佛教招来sha身之祸的根源。
按照唐初所建立的赋税制度，贵族、大地主和佛教寺庙享受有赋税优待政策，在这一优待政策的框架下，唐朝各地的佛教寺庙经过上百年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寺产，这些寺产全部不在税务计征范围。不仅是寺庙的寺产占据了唐朝很高比例的免征税额，寺庙不断壮大的僧侣数量也减少了唐朝的人丁税。
当然上述问题在贵族和大地主之间同样存在，但柿子挑软的捏，在解决朝廷的银根问题上，此时风光不再的唐帝国依旧只能采用此种手法。
在唐宪宗时期，唐朝的知识精英分子试图对旧有的赋税制度进行改革，其中便有建议对贵族、大地主、寺庙的优待政策进行调整和取消，但是这些改革建议遭到了贵族、大地主等既得利益者的坚决反对，改革最终流产。
到了唐武宗时期，唐帝国的中央财政状况每况愈下，难以直视，赋税改革的议题再次提上了朝堂。
这次唐武宗要的是“快、准、狠”的解决自己的财政危机，于是在宪宗时期设计的原本用来针对“贵族、大地主、寺庙”三家的财税改革政策，变成了单独针对“寺庙”一家。
实际上，在唐宪宗之后，唐武宗之前，单独针对“寺庙”赋税手段已经启动，只不过显得隐晦、不直接而已，措施上也不那么激烈。
到了武宗时期，针对寺庙的整套赋税政策开始出台，处于对改变财政危机的亟需，这些政策的落实也变得更为迅速。
武宗一朝，通过取消寺庙和僧侣的免税特权，共计没收了近5000座寺庙的财产，这些财产包括地产、金银铜佛像等，同时迫使40多万僧侣和寺庙奴仆还俗，成为唐帝国的普通纳税人，帝国的人丁税得到提升。
武宗对待佛教的态度虽然在历史上受到了部分质疑，在佛教看来这更是一场灾难，但在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看来，这是朝廷改变财务危机的唯一可行的有效手段。
5年后，唐宣宗对这一政策按下了暂停键，从目前所存的资料已经很难看出这项政策对于改善唐帝国的财政状况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这丝毫不影响唐朝之后的数个王朝，在面临财政危机的同样情况时，周而复始的重新启用这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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