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取贷款罪辩护律师:银行明知提供虚假材料还构成犯罪吗?

（本文作者张永华、王菊红。张永华，金融犯罪辩护律师，经济犯罪辩护律师。法学博士，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刑事律师，专注于金融行业法律服务、职务犯罪辩护律师、企业家犯罪刑事辩护和诈骗犯罪辩护。与辩护团队办理了多起重大职务犯罪、重大金融经济犯罪系列案件。王菊红系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实习生）

当事人在骗取贷款罪案中有一个常识性的疑问：贷款时，行为人确实提供了虚假资料，但是银行对虚假材料是明知的，根本不存在“骗”的问题，这也能构成骗取贷款罪吗？实际上，银行工作人员的主观明知也是刑事律师在骗取贷款案中作无罪辩护的主要辩点之一。

骗取贷款罪作为诈骗融资类犯罪，既然提供虚假材料是确认的事实，那么刑事律师在做辩护时，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骗取行为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放贷款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二是骗取行为是否给银行等金融机构造成了重大损失。所谓因果关系，主要判断骗取行为是否足以使银行产生错误认识以及银行是否基于该错误认识发放了贷款。简单来说，律师需要通过中断欺骗行为与放贷决定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阻却该罪成立，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本文将以案例引入，结合案例探讨骗取贷款罪中因果关系中断的问题。

一、案例

张某某骗取贷款罪案〔（2017）辽14刑终107号）〕

案情简介：2004年，为解决葫芦岛市金星村、干河村拖欠金星支行的贷款问题，金星支行与两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取得了土地承包权，土地承包费直接用于折抵两村在金星支行的贷款。之后，金星支行将土地转包给张某某经营。为解决土地承包费及建设大棚的资金问题，被告人张某某在金星支行办理贷款，因当时个人贷款额度太低，被告人张某某以自己和李某某等17人名义贷款24笔，总计金额120万元。时任金星支行信贷员的刘某某明知张某某使用他人名义进行贷款，仍为张某某办理贷款手续，时任金星支行行长的张某洋，明知张某某系使用他人名义贷款，仍然批准贷款发放。135万元贷款发放后，其中人民币940500元由金星支行直接划扣用于抵顶张某某的土地承包费并用于偿还原金星村及干河村的在该行的贷款本息。剩余贷款人民币405000元由张某某进行生产经营使用。

张某某于2008年5月29日偿还利息62879.51元，2008年12月30日偿还利息11000元，2009年12月10日偿还利息10000元。后张某某以经营困难为由，未再向金星支行偿还本金及利息。2009年12月28日，经张某某申请，金星支行为其办理了转贷手续，将张某某将以其本人名义及他人名义办理的贷款135万元全部转贷至其父亲张绍某名下，后金星支行又于2010年10月31日，2011年7月29日两次办理转贷。将此135万元贷款转贷至张某某名下，张某某并未进行偿还。

一审法院：被告人张某某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鉴于被告人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

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张某某无罪。

二、主要争议

骗取贷款行为中，银行或银行工作人员明知行为人申请贷款时提供虚假资料，仍发放贷款，这种情况下，骗取贷款罪是否成立？

三、刑事律师评析

骗取贷款罪是指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骗取贷款罪作为诈骗型融资犯罪，其犯罪逻辑和诈骗罪其实很相似，即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具有放贷决定权的人陷入认识错误→做出放贷的财产处分决定→行为人获得贷款→银行的贷款遭受风险。从以上逻辑来看，认定“银行基于行为人申请贷款时提供的虚假材料产生错误认识从而发放贷款”这一事实，对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至关重要。

本案二审法院之所以改判，除了“张某某2006年行为时，刑法尚未规定骗取贷款罪”，即法不溯及既往之外，应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二审法院还对因果关系进行说理。二审法院认为，骗取贷款行为构成犯罪的前提是要具备欺骗手段，且该欺骗手段必须足以使金融机构产生错误认识，并在此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发放贷款。本案中，张某某使用他人名义进行贷款的行为，无论是信贷员还是负责审批贷款的支行行长均明知。且后续由张某某向金星支行支付相关利息，金星支行亦直接向张某某催收欠款，以及后续贷款到期，金星支行配合张某某办理转贷等事实，足以认定金星支行对张某某以他人名义贷款的事实是明知的，没有产生错误认识。简言之，张某某虚构借款人身份这一事实没有使金星支行产生错误认识，金星银行发放贷款不是因为受骗，所以不构成骗取贷款罪。

一般情况下，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审核贷款申请时，会对借款人身份、贷款用途、偿债能力、担保情况等进行审核，若借款人为企业，还会对企业财务结构、经营状况、还款来源、担保实力等进行审核。基于信贷资金安全的考虑，银行会严格审核以上资料并决定放贷与否。不过，金融犯罪辩护刑事律师从相关案例中发现，部分银行会因为业绩、指标等要求，在明知申请材料虚假的情况下仍发放贷款，甚至存在银行工作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放松审核的情况。如纪某潮骗取贷款一案〔(2020)鲁13刑终53号〕，农业银行为了促成借新还旧从而发放贷款500万，法院对该笔骗取贷款的事实并未认定。需要注意的是，根据诈骗罪的逻辑，骗取贷款罪必须以有放贷决定权的人产生错误认识从而发放贷款为前提。显然，“明知材料虚假仍发放贷款”这一事由能阻却骗取贷款罪成立的情形关键在于具有放贷决定权的人是否明知虚假。司法实务中，存在一般工作人员与借款行为人勾结串通，而银行具有放贷决定权的人仍受骗的情形，这种情形下因果关系不能中断，骗取贷款罪仍成立。

综上，骗取贷款行为中，“明知虚假仍放贷”的情形有如下几种：一是所有审核经手贷款申请的人员均明知材料虚假仍发放贷款，此时，银行全员意思表示一致，均是为了银行的利益所为，其没有因受骗而处分财产，不构成骗取贷款罪；二是负责初审的银行工作人员明知材料虚假仍推进贷款进程，致使最终具有贷款审批权的工作人员受骗而发放贷款，银行因受骗而处分财产，构成骗取贷款罪。三是银行具有放贷决策权的工作人员为谋个人利益明知虚假而发放贷款，此种情形下，普遍认为该决策者不是为了单位的利益，不代表单位的意志，故银行等金融机构仍然受骗，仍构成骗取贷款罪。

四、写在最后

以上所述银行在贷款过程中的明知阻却犯罪成立，是骗取贷款罪的主要辩护点，也是刑事律师最容易取得无罪辩护的方案之一。另有比如（2020）晋01刑终121号判决书中，法院认为：骗取贷款罪其构成犯罪的前提必须具备欺骗手段，且该欺骗手段必须足以使金融机构产生错误认识，并在此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发放贷款。在上诉单位高科公司无力偿还清徐农商行营业部“2000万元”贷款的情况下，清徐农商行营业部与上诉单位高科公司签订了续贷1960万元的贷款合同，且有美锦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对于高科公司经营困难，贷款及对外担保均出现逾期无力偿还的情况，清徐农商行营业部是明知的，没有产生错误认识，故指控上诉单位高科公司、上诉人田某巴构成骗取贷款罪的现有证据不足。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2019）鲁05刑终139号判决中，法院认为“平安银行对长丰公司的贷款目的、担保人的状况应是知情的，并未陷入错误认识而发放贷款，长丰公司相应获取贷款的行为不符合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吴某作为主管人员亦不构成骗取贷款罪。”

骗取贷款罪作为诈骗型犯罪，刑事律师在做辩护时，一定要抓住该罪“诈骗型犯罪”的特点、本质来进行辩护，从事实出发，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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