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历史上常常把宋朝羸弱的一个原因归咎于宋朝的官员太多，即冗官冗员的问题，但实际上宋朝的官民比比历史上的其他封建王朝要低得多，到13世纪初时，宋朝的官民比仅为1:7500，即7500人供养1名官员。
从一千多年前的横向历史来看，宋朝的出现，可以被称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国家。这一方面有赖于宋初各位皇帝在国家治理上所坚持的理性、效率、前瞻性和经济性原则，另一方面依赖于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上来的精英士大夫阶层。
在后世的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宋朝的施政策略实际上开启了宋代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大门，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宋朝在处理外部矛盾时，选择了历史上少见的“岁币”外交，这种外交的底气来源于宋朝的国富与民富彼此共存的情况。
与唐朝不同，唐朝更大形式上的体现是国强民安，唐朝的官僚体系也基本属于贵族官僚支撑下的封闭体系，隋唐虽开创了科举制度，但科考选拔出来的官员比例始终很低。
宋朝在形式上的体现则是国富与民富的共存，科举制度在宋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广，宋朝大多数的精英士大夫都通过科举制度进入了宋朝的治理体系，在重文轻武的大环境下，宋朝宰相在朝堂之上所拥有的权威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这使得宋朝虽然是一个封建帝制王朝，但是却不具备其他王朝所显现的帝王专制与极权的特点，即使是在典型的“岳飞案”中，宋朝帝王所具备的权力与历史纵向上的其他王朝相比也要分散得多。
宋朝这种与其他封建王朝所不同的治理体系，提升了宋朝整体的行政效率和经济效能。有别于明初，明朝初年的行政效率也很高，但明朝行政效率的提升是建立在锦衣卫等特务机关刑罚威胁和恐吓的基础上来实现的。
宋朝所依赖的文官治理体系则是通过营造一种充满信赖、负责任和务实精神的氛围来实现的，这使得宋朝无需建立各种额外的官僚体系，使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有品级的官员的人数与百姓的比例一直很低，到13世纪初的时候仅1:7500，这确保宋朝官僚体系的高效，使宋朝在当时的环境下做到了国富与民富的难得的共存局面。
这种局面的存在增进了百姓对宋朝官僚体系的信任，正因如此才会出现宋朝亡国之时的“崖山之跳”，宋朝虽弱，却未失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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