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皇权不下县”指的是在古代封建王朝时期，王朝的统治触角往往最多延伸到县一个层级，县以下的治理往往由家族宗族势力掌控，实际上这种描述是远远低估了古代帝王的掌控能力。
首先，古代帝王绝不会允许“皇权不下县”的情况存在。
古代封建王朝的税赋主要包含三部分，分别为人丁税、田亩税和商业流通税，而我国古代自秦开始，便确立了“重农抑商”的千年国策，在这一国策之下，商业流通税在朝廷总税赋中的比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人丁税和田亩税则一直都是各个王朝的岁入支柱。
如此一来，若“皇权不能下县”，那么朝廷就永远无法真正掌握真实的人丁和田亩数量，若任由家族宗族势力掌控县以下的社会治理，最终局面只会是“养虎为患”，造就一个个封建王朝末期才会出现的庞大的地方豪强势力。
因为经济利益只会趋附权力本身。如果皇权无法下县，那么县以下社会所出现的权力真空就会被家族宗族势力填补，朝廷所依赖的人丁税和田亩税的税基就会被各个宗族势力所掌控，朝廷难以掌控真实的税基数据，其能够收取的税赋的多少就只能依靠各地宗族势力上报的数据，长此以往，宗族势力会像仓库的硕鼠一样不断偷运朝廷的税赋，而朝廷则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现岁入越来越少，朝廷供养的人员却还越来越多，进而出现国库亏空，导致朝廷根基不稳。
因此在历朝历代之中，不会有任何一个王朝会允许“皇权不下县”的情况存在。
其次，在制度保障上，皇权很难做到不下县。
自春秋战国开始，为保证国家税赋的稳定，就已经把人口统计和赋税定额，编户和移民，族群聚合和分离等作为朝廷的重点管控事项，他们通过设计各种程序和机制来登记和控制国境之内的每一个臣民，而为了实现这种控制体系，朝廷需要把行政控制体系的触角一直延伸到乡村之内的每一户家庭，而与之相关的每一名最底层官员的任命亦是由朝廷任命。
以明代为例，明代的行政体系为省、府、县三级，在县以下还相应设立了乡、都、屯，屯则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村和社区一类的基层组织。按照明朝的行政体系，50户就是一个屯，这种行政结构实际上已经非常精密，已经能够做到确保“皇权”能够有效深入到帝国的每一户居民，但帝国统治者仍然觉得还不够。
明朝洪武十四年，即公元1381年的时候，明朝廷在原有的行政体系之上，又纵深推出了一套里甲制度，在“屯”以下设里甲，其中10户为1甲，10甲为1里，对比到现在，也就类似于村和社区之下延伸设立的村小队和村小组。
在里甲之内由朝廷选任里甲长，负责各类活动的组织和赋税的收缴，里甲长既代表朝廷行使职权，同时又要承担里甲之内的各项责任。如此一来，朝廷将帝国上下的每一户人家都纳入了这个严密的行政体系之中，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
虽说为保持帝王权力的稳固，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让皇权触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历朝历代都为此织就了一张十分严密的管理网络，但正如魏征所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即便各个王朝做到了对天下每一个臣民的掌控，但一旦皇权昏庸、民怨沸腾，再密的掌控网络也会在瞬间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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