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圣人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应对自如？

问：“圣人应变不穷，莫亦是预先讲求否？”

陆澄问：“圣人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应对自如，难道不是事先就有研究谋划过？”

先生曰：“如何讲求得许多？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

圣人哪有精力顾及世上这么多事情？只是圣人的心犹如明镜，由于有这个明，使它随着事物的到来而有感必应，无物不照。

过去所照事物已不复存在，不在心中逗留，未照的不可能预先具备。如果真如后人所说的那样，圣人对什么都事先研究过了，这与圣人的学说就背离了。过去所照物影已不复存在，未照的不可能预先具备。”

是不是感觉这和佛家所讲的当下是一样的，过去的事就放下，还没发生的事不要去恐惧。

而你为什么会觉得生活痛苦焦虑？要么就是因为你活在过去，对过去美好的事，美好的人念念不舍，或者总是想起一些过去痛苦的经历。放不下过去，就只能活在过去。

要么就是活在未来，你应该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一件还没有发生的事担惊受怕？这就是活在对未来的恐惧中，伴随而来的就是焦虑。

这几乎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所以觉得活在当下真的太难了。于是有人就会告诉你“放下”，放下对过去的执念，放下对未知的恐惧。道理都懂，就是做不到，说的是不是就是你？

还有人会告诉你“面对”，直面过去痛苦的经历。这无非也是为了放下，面对之后才能更好的放下，也确实是一种不错的方式，但久了你会发现这种方式还是不够究竟。

今天不谈放下，因为放下不太好用功，也就是道理都懂，就是不实用。现在告诉你一个究竟之法——“觉知”，这是佛家修行的基础，掌握了之后，过去和未来自然能够放下，人生就会少很多痛苦。

“觉知”伴随而来的就是“当下”，“觉知当下”，只要你觉知了，就立刻活在了当下，“觉即止”。

比如你现在正在回忆一件过去的往事，没有觉知时，你会一直沉浸在美好或者痛苦中，无法自拔。当你有了觉知后，回忆立马就停了，对未来的恐惧同样如此。

日常生活中怎么练习呢？

其实每个人天生就有觉知的能力，不用学习就自然拥有，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你之所以有时感受不到，是因为被私欲隔断了。

所以你可以先故意提起觉知，比如看到花时，觉知自己看到了花。吃饭时，觉知自己在吃饭，而不是一边吃饭，一边想着其它事情。明明在吃饭，却想着其它事，就脱离了当下吃饭的自己，而活在了你所想的事情上面去了。

觉知当下所做了每一件事情，这是一个比较难的训练，需要不断坚持。先这故意这样训练，久而久之执着心越来越小，私欲越来越少，觉知就能自然发挥作用，智慧之光也能展现。

陆澄曾经问过王阳明“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有没有发现这个跟前面讲的觉知很类似，但王阳明提醒陆澄不要变成了“逐物”。

所以我们在刻意训练觉知时也要注意，不要在物上用功，而是在心上。“觉知”的是遇到事物时心中升起的念头，而不是事物本身。

2.

若后世所讲，欲是如此，是以与圣人之学大背。周公制礼作乐以文天下，皆圣人所能为，尧、舜何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孔子删述六经以诏万世，亦圣人所能为，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是知圣人遇此时，方有此事。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讲求事变，亦是照时事，然学者却须先有个明的工夫。学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变之不能尽。

若如后人所说的那样，圣人对什么都事先研究过了，这与圣人的学说大相背离了。周公制定礼乐来规范天下，是所有圣人都能做到的，那为什么尧舜不全部先做了？而非要等到周公来做呢？

孔子修订六经来教育万世，也是所有圣人都能做到的，那为什么周公不先做了呢？而非要等到孔子来做呢？可见，所谓圣人的光辉事业，都是碰到特定的历史条件才有的。

只怕镜子不明亮，不怕事物来了不能照。学者研究时事变化，与镜子照物的道理是相同的，但学者须有一个‘明’的功夫。对于学者来说，心犹如镜，所以不用担心此心不能明，因为镜子本身就能照明，只是有灰尘掩盖了镜子的‘明’；不用担心万事万物不能照尽，任何东西到了镜子面前都能照见。不断在心上用功，心就能如明镜一样不染灰尘。事情一来，明镜就能照见。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

所以徐爱说：“心犹如镜子。圣人心似明镜，平常人心似昏镜。近代的格物学说，好比用镜照物，只在照上用功，却不明白镜子昏暗如何能照？阳明先生的格物，就像磨锐使镜光亮，是在磨上下功夫，镜子光亮之后，是不会耽误照的。”

3.

问：“名物度数，亦须先讲求否？”
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则用在其中。如养得心体，果有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无施不可。苟无是心，虽预先讲得世上许多名物度数，与己原不相干，只是装缀临时，自行不去。亦不是将名物度数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后，则近道’。”
又曰：“人要随才成就，才是其所能为。如夔之乐，稷之种，是他资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体纯乎天理。其运用处皆从天理上发来，然后谓之‘才’。到得纯乎天理处，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艺而为，当亦能之。”
又曰：“如‘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患难，行乎患难’，皆是‘不器’。此惟养得心体正者能之。”

有人问王阳明：“名物度数，也须先行研究吗？”

王阳明说：“人只要能成就自己的心体，用就在其中了。倘若把心体修养得真有一个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是做什么都没有问题。如果没有这颗心，即使事先讲了世上许多名物度数，与自己并没有关系，仅是一时的装饰，自然不能处事应物。当然，这并不是说根本不理睬名物度数，只是要‘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先生接着说：“人要根据自己的才能成就自己，这才是他所能做到的。例如，夔精通音乐，稷擅长种植，他们资质合适做这样的事，所以做出了成就，能够做成也是要他心体完全只是天理。其所应用的方法，都是从天理上产生出现的，然后才可称‘才’。达到纯天理的境界，也就能成为‘不器’。假如让羲和稷改变角色，夔种谷，稷作乐，他们照样能行。”

先生又说：“《中庸》中‘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患难，行乎患难’，都属于‘不器’。这些只有把心体修养的纯正的人才可做到。”

可见，‘心即理’，如果此心只有天理，不管遇到任何事，身处任何地方，遇到任何问题都能很快找到解决办法。因为能找到解决问题背后的逻辑。也就是孔子说的“君子不器”、“一以贯之”。

君子不局限任何一个技术，任何一个行业，把君子放在任何地方都行，无非是因为君子掌握了一套处理事务的逻辑。当真的什么都能“一以贯之”时，就是《中庸》中所讲的：君子根据自己自己的位置处理事情，处在夷狄，就行夷狄的事，处在患难，就行患难的事，君子不管什么事都能自得的处理好。

故经云：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佛家认为掌握了第一义，就能分别各类法相。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都是在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从天理中生出，懂了背后的天理，万事万物皆了然于心。

总结：

王阳明说：“与其掘一个数顷之大的没有源泉的池塘，倒不如挖一口数尺之深的有源泉的水井，如此，水源就会常流而不枯竭。” 做学问亦是如此，圣人行事不会去提前研究事物，因为事事总是变化莫测，唯有掌握‘明’的功夫，‘一以贯之’的能力，这样就像是水有了一个源源不断的源泉，才是找到事物背后那个不变的天理。然后不管任何事情出现在我们面前，都能妥善的处理好，做事业也是如此，真正掌握了这些功夫，事业一定会有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