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上海博物馆,一男子正在仓库里清理旧的字画,忽然发现废纸篓里有个凸起的纸团,展开一看,上面隐约可见“晋王羲之上虞帖”几个字,男子大吃一惊:这不是书圣王羲之的作品吗?
01.废纸篓发现王羲之书法帖
男子叫万育仁,是上海博物馆文物清理小组的成员之一。那天下班后,他被领导留下,让他顺手清理一下博物馆的仓库。
在工作的过程中,万育仁一晃眼,在废纸篓中看到了一个黑黄色纸团,安安分分地躺在一堆废纸当中。
万育仁捡起展开一看,发现是一幅书法帖,纸本破旧不堪,裂痕累累,落款处隐约可见“晋王羲之上虞帖”几个字。
“这不是书圣的《上虞帖》吗?”万育仁先是一惊,后又哑然失笑,他意识到,这又是一幅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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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上虞帖》是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创作的一幅草书书法作品。王羲之的书法造诣极高,留下“入木三分”、“书成换鹅”等典故,被后人誉为“书圣”。可惜的是,这位书法集大成者,其作品真迹无存,传世者均为后人摹本。作为文物工作者,万育仁不知看过多少《上虞帖》,可无一例外,皆为赝品。
万育仁摇了摇头,正要将书法帖扔回废纸篓,可当他看清楚内容时,眉头又皱了起来。这幅书法帖通篇气息连贯,章法气韵流畅,让人赏心悦目,比他往常所见的临摹赝品好太多了!
“难道是真迹?”万育仁心中泛起了异样的感觉,若这幅书法帖是真迹,那可是个了不起的发现!万育仁欢天喜地将帖子平整好,打算第二天拿给专家鉴定。
02.真假难辨
第二天一大早,万育仁找到博物馆的专家帮忙鉴定,万万没想到,专家只瞄了一眼,就摇头道:“这是三年前收上来的,我们早就鉴定为赝品,丢了吧。”
万育仁接过书法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脑袋,致谢后便离开了。不过,他实在是舍不得丢掉这么好的书法作品,反而将其收藏在家中,一有空就拿出来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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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万育仁闲来无事,又拿出那幅“赝品”书法帖,来到院子临摹。
那天风和日丽,阳光正好,一缕缕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洒在了书法帖上,温暖而又美好。
就在此时,万育仁突然怔住了。
原来,在阳光的照耀下,万育仁突然发现,这幅书法帖的卷端有宋徽宗金书“晋王羲之‘上虞帖’”的绢签,而在绢签的下角,还有“政和”、“宣和”和朱文双龙圆形骑缝印!
万育仁心中大震,这不是“宣和装”吗?所谓宣和装,是指宋徽宗赵佶对书画旧藏进行重新装裱时,会亲自题写标签和钤印。
晕乎乎的万育仁连忙凑近仔细观察,果不其然,这几枚铃印是宋徽宗留下的无疑!
可是,宋徽宗本身就是书法大家,按理来说,他绝对能区分出这幅作品是不是赝品,如果是赝品,为何会在上面题字、钤印?难道,这并非赝品,而是王羲之的真迹?
但问题是,多名专家都鉴定为赝品,总不至于都看走眼了吧?万育仁不禁自我怀疑起来……
03.文物之精英、艺苑之瑰宝
时间来到1975年,文物学家沈之瑜再次担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一职。沈之瑜与万育仁虽为上下级关系,但彼此尊重,堪称老朋友。于是,万育仁抱着试一下的心态,带着书法帖找到沈之瑜,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请他辨别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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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馆长看过后,虽然难以辨别真伪,但他非常认同万育仁的观点,当即带着此帖,找到了书法鉴定大师谢稚柳老先生。
当《上虞帖》放在谢稚柳的桌子上时,谢老顿时眼睛一亮,半晌,他兴奋地表示,此帖即便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也绝对是摹本中的上乘之作,大概率是唐摹本,当务之急,是辨别此帖是何年所作!
接着,谢老又指着书法帖上的黑斑说:“此处不留印迹,却有两处黑斑,或许是黑斑淹没了印鉴。”
巧合的是,当时上海博物馆刚引进了软x光机不久,于是,几人连忙将《上虞帖》拿去实验室,经软X光透拍,黑斑处竟然显现出南唐内府的收藏印“内合同印”朱印和“集贤院御书印”墨印!
谢老结合已有资料和书法帖上的钤印,断定道:“此《上虞帖》为唐摹本,羲之墨迹久绝于世,唯此唐摹就足为文物之精英、艺苑之瑰宝了!老万功不可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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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为了修复《上虞帖》,沈馆长特地请来上海国宝级古画裱画大师严桂荣,研讨修复方案。考虑《上虞帖》受损严重,普通修复方法可能会留有痕迹,为此,严大师大胆采用古老的文物修复方式“火烧法”,终于让这幅饱经岁月摧残、大小破洞多达十八个的书法帖修复成功,重新焕发璀璨的光芒。
04.《上虞贴》原来是请假条
《上虞帖》帖纵23.5厘米,横26 厘米,7行共58字。内容为:“得书知问。吾夜来腹痛,不堪见卿,甚恨!想行复来。修龄来经日,今在上虞,月未当去。重熙旦便西,与别,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审时意云何,甚令人耿耿”。
帖中的“修龄”,是王羲之弟弟王胡之的字;“重熙”,是王羲之的妻弟郗昙的字;“安”,则是王羲之在《兰亭序》中曾提及的晋太傅谢安。文中“未审时意云何”,是指时王胡之要接受新的任命,郗昙也将接受新的任务,大家都想听听谢安的意见。专家根据王胡之和郗昙任命时间推断,原稿应该作于公元356年。
帖子的大意是说,收到你的来信,我本想出门,谁知晚上突然肚子疼,不能如约而至,好气呀!修龄来了有几天了,现在在上虞,月底就会走。重熙明天就会西去,想到要分离,我难过得无法言语。不知道谢安现在在何处,也没听到他的意见,真让人担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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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此帖是王羲之无法赴约,所书的“请假条”。正因如此,《上虞帖》也被戏称为《夜来腹痛帖》。
《上虞帖》创作于公元356年,比王羲之有着“天下第一行书”美称的《兰亭序》还晚3年。也就是说,这幅作品同样是王羲之晚年所作。晚年的王羲之,书法炉火纯青,已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这幅草书书法作品,与“章草”相比,笔画中隶意渐失,字体间连贯流畅,随意洒脱,且结构上强调开合变化,收放自如,可谓精妙绝伦。
05.结语
诚然,《上虞帖》的文学价值不值一提,此帖还是摹本,但此帖草法深得王羲之个中三味,忠实地再现了原作的精神。此外,此帖还留下“宣和七玺”中的六枚玺印,以及宋徽宗的亲笔御书,明人詹景风更是将其著录于《东图玄览》,称这幅作品为“唐摹之绝精者”。显然,此帖虽然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仍足以称得上是一幅不可多得的书法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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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虞帖》曾先后被南唐李煜、北宋宋徽宗两个书名书法皇帝收藏,留下多枚钤印。到了明朝,此帖一度为晋王府收藏,之后又落到晚明著名的收藏家韩逢禧手中,清末时期,此帖辗转到了收藏家程定夷手里。1969年10月,此帖才移交到上海博物馆,险些被遗弃。
《上虞帖》的发现,多亏了万育仁、沈之瑜、严桂荣和谢稚柳等文物工作者,正是他们严谨的态度和强烈的使命感,才使得这件珍宝免遭遗弃,为我们留下这一份宝贵的财富。现如今,这幅从“垃圾桶”捡来的《上虞帖》,珍藏在上海博物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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