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户口”30年祭：一纸农业户口曾让多少农民子弟欲哭无泪

《天下农人》（花城出版社，鲁顺民著，2015年9月）这本书里收录有一篇《1992，我们的蓝皮户口》的文章，作者写的是1992年，他受父亲委托，用12000元给弟弟和弟媳等4人在河曲县买城镇户口的故事。

父亲深知城镇户口对一个农民的重要性，于是毫不犹豫把积攒了大半辈子的钱拿出来让他去办理这件事情。他托熟人，找关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成千上万疯狂购买户口的人当中，把钱交了上去，但没想到，一是县政府原来限定一天办理卖户口的时间竟绵绵缠缠扩延了半个月之久，后边的十几天里连买户口的人毛都见不到，他们的抢购行为变成了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笑话；二是买回来的户口居然是打入另册的蓝皮户口。

作者说，这些买到蓝皮户口的人原来拥有的田地被抽走了，但大部分人却无法安排工作。小城里一下子涌进了一支上万人的焦躁不安的失业大军，处处都充满了不安定的因素。

政府看到这种情况，只得把原先抽走的土地再还给这些买了户口的准市民，以此稳定他们的情绪。而那些通过各种关系安排了工作的人，也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就由于县属国营企业的纷纷倒闭而成为下岗工人。

到这时，人们才发现，这所谓的蓝皮户口不过就是废纸一张而已。作者最后不无酸楚地调侃：这只不过“是农民一生中众多闪失中的一次闪失，没有带来什么，也不会带走什么，权当做了一回梦罢了。”

这是一篇让人读来心酸又无奈的散文杰作。文章的深刻之处在于，作者揭示了一纸农业户口带给中国农民无时无刻不在的遭受歧视和盘剥的不平等地位的无情现实。

现在30多岁的人都知道，在上个世纪的中国，户口其实就是一道无形的屏障，把农民和市民截然分开在两个不同的天地里。

户口在重要意义上已经不是一个人存在的证明，而是他生存的牌照，是整个中国事实上等级制度的特殊标志。它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一切，入学、就业、工作调动、居住变更、人口添减、粮油供应、分家合辙、结婚离异、家庭迁徙，甚至于就医、出国就业，乃至于死亡，等等。

那时的城镇居民可以享受国家定量供应的粮食，不受任何天灾人祸的影响，国家为此每年要拿出200亿左右的财政补贴资金。

相反，农民不但得不到任何补贴，还要在政府的指定下，向国家交售低价粮——我们宣传机构一向称之为“爱国粮”，而且这种低价粮缴上去之后，常常还要被政府“打白条”，有的地方农民甚至好几年都拿不到那点血汗钱。

那时的国家对具有城镇户口的待业者会尽量给予充分的就业机会，对安置城镇待业青年还实行减免税费的政策，为城镇居民的劳动就业创造良好的环境，但农民却没有权力享受这一切。国家严格限制农民进城就业、进工厂做工，除非那些在城镇招收不上职工的企业，如重活、脏活和危险性行业才从农村招收合同工。

那时的城镇居民生病，国家拿钱给看，几乎全方位承包，可中国农民生病，只得自己从腰包里往外掏票子。掏不出票子，农民只能在痛苦的煎熬中等死。

那时的城市中小学教育有国家投资，然而农村中小学教育所需大部分资金只能是基层政府按人头强行向农民摊派。农村，尤其是山区学校的稀少、落后，以及学费的昂贵，迫使大量的小“农民”不得不早早辍学而汇入到了中国文盲和半文盲大军中。

那时的户籍制度明文规定：如果城乡男女青年通婚，有一方是农民，另一方不允许进入城市定居，夫妻双方只能长年累月像牛郎织女一样隔空遥望、望月相思；如果女方是农民，其所生子女也只能在其母定居的农村申报“农业户口”。倘若没有特殊情况，农民和农民所生的子女只能永远是农民。世代相袭，永不变更。

“户口” 一旦成了等级和价值的特殊标识，奖励“城市户口”或者注销“城市户口”便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看作是一个人社会地位上下沉浮的象征。

1966年酝酿了数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爆发，该年冬，被称为百分之几坏分子的近千万市民就在被“批倒斗臭”后，扫地出门，遣返原籍，以农民的身份进行所谓的劳动改造——事实上这些被遣返的市民是被剥夺人身自由作为异己分子而押送上路的。注销城市户口，实际上成了国家一种严厉惩罚阶级敌人的手段。

农民从某种意义上已被世人当做一种“贱民”的同义语在看待。鲁顺民对此不无感慨地写到：

要知道，一个农民户口糟害过我们多少农民子弟！我们1960年代出生的人，从上小学就受农民户口之累了。考学的时候，报志愿，有一栏就是填写你的户口属性，我们只能填‘农应’或者‘农往’，不能填报技工学校，技工学校是专为市民户口的同学准备的。因为是农村户口，我们没有被招工的权利，我们在学校里只配在集体劳动的时候积极一些，我们在那些市民户口女同学不理不弄的眼光中发育严重滞后。

作者记述了儿时在课堂上发生的一件事情——这成为他后来几十年来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耻辱记忆：

我清楚地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说：市民同学请举手！我举起了手。因为我家住在县城边上，根本不知道“市民”和“农民”的区别，以为住在城边子上便是市民无疑。不想，老师从隔着四排的教台上奔驰而下，就像一个嫖客发现身底下的处女竟然没有出血，狠狠地打落我举起的手，说，你家是个什么我不知道？你个烂农民装甚装？我那时刚刚9岁，刚刚9岁的我便是一个“烂农民”，这种耻辱一直印在心底里，让我感到身边的世界原来是如此的龌龊不堪！

其实，何止一个鲁顺民有过这种惨痛遭遇？几乎每一个农民子弟都是在这种歧视的眼光和被人有意或无意侮辱的话语中长大的，他们为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得不到公平的机会和待遇而倍感无奈和痛苦。不消说，“城市户口”对每一个渴望过上现代文明生活的中国农民来说，都散发着一种巨大的诱惑力。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中国户籍制度是适应自然经济的封闭格局而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其当时的指导思想就是要严格限制中国农民从身份上变成市民，从空间上迁移到城市。这以1984年国务院批准公安部一个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文件所提出的对户口的迁移要贯彻两个“严加限制”，即对由农村迁往城市、城镇的要严加控制，对由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即可窥见一斑。

说白了，中国户籍制度是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其控制社会的目的。一是从纵的方向严格控制社会成员身份的变换；二是从横的方向严格控制人口的迁移和流动。

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打破了自然经济的封闭格局，以开放、流动为特征，以竞争的公平机会和公平交换为基本前提的商品经济，把人、财、物的大流动带到了整个社会面前。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日益占据了社会历史的大舞台，那些曾经对维持旧秩序起过一定作用的旧观念、旧规则，尤其是旧的户口制度，都因此变得腐朽没落，变得不合时宜。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存在的也是不合理的。

1984年在日新月异的商品浪潮冲击下，国务院被迫小心翼翼地在1号文件中提出，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自筹资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虽然这一松动还是以农民和市民的不对等权利作为前提，但这毕竟等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的一丝缝隙，让画地为牢的农民看到了跳出龙门的希望，于是先富了的这部分农民争先恐后地开始涌进城里……

应该说，在中国户籍制度众多条款中，粮食供应制度是其核心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否吃商品粮可以说就是区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重要标志。

我国从1953年开始对城镇居民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制度，一直延续数十年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粮食价格逐渐偏离了价值，“购销倒挂”现象越来越严重。为了弥补购销差价，国家不得不实行暗补，仅从1979年到1990年，用于粮油价格的补贴就高达2138亿元（见《黄土魂》247页，李琳、赵跃飞著，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6月）。粮食供应制度一方面强化了“城市户口”的贵重属性，另一方面，又实际上是从暗中实行了对农民的“盘剥”，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城乡已有的差距。

1991年，改革开放最早的广东省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率先全面放开了粮食购销价格，宣布“粮票”作废。之后，浙江、山东、江苏，甚至内陆省份山西等也纷纷效仿。在中国实行了40多年的粮食供应制度开始崩溃。

就在改革开放给中国大部分地区带来生机，城市户口的含金量开始下跌时，远处安徽省偏远地区的来安县相关领导，却在为筹集资金搞经济建设一愁莫展。“黔驴技穷”之际，他们突发奇想，有那么多的农民渴望变更身份晋身为市民户口，还不如卖户口筹资呢。不用投资，没有风险，百分之百都是利润，何乐而不为？来安县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成了中国“第一个吃螃蟹的”县份——他们公开标价，一个户口5000元。短短6天时间就售出800个城市户口，收款接近400万元。

邻近的全椒县闻讯，立刻跟进，两天时间即办理“农转非”713户，收款356.5万元。

“卖户口”当然有悖于所谓的社会主义理论公平原则——这不等于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吗?来安县和全椒县的“荒唐”举动很快就受到上级的干预，有关部门也开始堂而皇之地查处相关责任人了。两县的主要领导受处分，做检查，筹集到的款项也全部被调走。

但来安县和全椒县的这一荒诞做法，却启发了全国其他地区——原来政府还掌握有这样一笔巨额隐性资产！于是，在公安部刹住拍卖户口第一次“歪风”之后不久，山东的德州地区竟再次祭起买卖户口的大旗，决定齐河、乐陵、宁津和德州市可以适当地以收城建费的形式解决部分农民户口问题：齐河户口标价5000元；乐陵户口标价6000元；宁津户口标价7000元；德州干脆标价12000元。

本地和外地的农民兄弟奔走相告，疯狂争购。同前面的几个地方“买户口”命运一样，德州市也很快遭到了上级相关部门的干预，“买卖户口”半月以后被迫停办。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再追究领导人的责任，各县市筹集到的资金也没有被强行调走。

洪水一旦决堤，口子只会越来越大。于是，山东、浙江、安徽、江苏，乃至政治观念极强的内陆省份山西、河南等，也都开始纷纷效仿，到1992年时，全国各地出售户口的态势已是蔚然成风，盛极一时。虽然，1992年5月，公安部再一次明文制止，但那不过是婊子立牌坊的做作而已，各地熟视无睹，依然我行我素。

毫无疑问，农民竞相向政府购买户口是在建国以后不合理的户籍制度下，农民对自己命运抗争的一种折射反应，是城镇户口把农民和市民之间的不平等推到极致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当商品经济把现行户籍制度推到死亡边缘的时候，城镇户口显示了它最后的辉煌。

鲁顺民先生《1992，我们的蓝皮户口》记述的他去替弟妹们买户口这件事，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他用生动的笔触记录了一个农民家庭因买户口问题而带来的种种喜怒哀乐，让我们看到了处于底层农民心里的真实感受——那种不公平状态下的矛盾、困惑、纠结和无奈。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商亡这三千年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前中国时代》入选商务印书馆官方发布的“2021 历史好书 60 种”榜单。

《元中国时代》入选“2020 百道原创好书榜年榜·人文类 ”，同时在 2020 年 “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好书读者投票评选”活动中获得第二名，在“历史的回响”类别中高居榜首。

《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7月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等推荐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