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寺到石峁再到二里头，玉器展示的夏人足迹昭然若揭

石峁古城建筑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其石砌城墙的缝隙中间砌进去很多精美的玉器，如玉璋、玉璧、玉琮、玉人面、玉刀、玉铲……古本《竹书记年》曾记载：“桀倾宫，饰瑶台，作璇室，立玉门。”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也有类似的说法：“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弃德行，为璿室、玉门。”

这种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的“巧合”很难不让人想到，这些建筑可能就是后人所谓夏代的玉台、瑶台、璇室和玉门，只不过是由于玉料的稀缺珍贵，统治者只能在建筑物的墙体中间或墙基下面，塞置一些辟邪的玉礼器权作象征而已。前面已谈及，这些玉礼器，在石峁古国原始宗教信仰中，发挥的是保卫石峁古城主人的现实与精神安全的作用。

石峁遗址北墩台东侧护墙出土玉钺

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都是当地文化和外来文化碰撞融合后而形成的一种新型文化。分析其文化固有的精神面貌，其实就是要展现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宗教信仰和国家意志等等，而最能反映这个层面的东西，显然不是下层百姓的日常用品，而是可以体现当时统治阶级精神意志的物化法器。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能够体现当时统治阶级精神意志的物化法器，首选无疑就是玉器了。这是因为从公元前35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代，中经良渚文化、陶寺文化，再到石峁和二里头时代时，经过一层一层的过滤沉淀，玉文化已经变成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与重要特点。各种玉器的不同种类、器形、用途等，实际上都在昭示着统治阶级固有的精神信仰和政治思想。

考古学表明，大约在公元前3000～前2300年，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和中游流域的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相继衰落，而以晋、陕、豫三角为核心地带的黄河文明强势崛起，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发展态势。与此相适应，在吸收和继承了北方、南方、东方地区玉文化的基础上，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玉文化也开始兴起，并迅速进入鼎盛时期。

由于该地区的玉器主要以戈、刀等各类兵器仪仗类以及牙璋、圭、壁、琮等祭祀类为共同特色，故邓淑萍先生称之为华西系玉器。华西系玉器包含了陕北石峁类玉器、晋南芮城清凉寺类玉器和陶寺类玉器，以及来自甘、青一带的齐家文化类玉器，是为夏商玉文化的直接源头。石卯遗址曾出土上千件不同玉器，诸如长条型、宽扁型刀，弧刀、平刃钺及牙璋、戈、圭、璇玑、璜、琮、人面形雕像等，其材质优良，制作精细。尤其是数量较多、质量上乘的墨玉质牙璋最有特点，成为华西系玉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石峁遗址和二里头遗址都出土了很多玉器，张国英先生将二者作了整体比较，发现有如下几个相同的特点：其一，二者有许多共有的玉器种类，如刀、钺、铲、圭、璋、柄形器等；其二，二者器具均具有形体大、器体薄的特征；其三，二者均是以片状玉为主，有少量浅浮雕玉。

二者的差异性也显而易见：其一，二里头遗址未见璧、牙璧，石峁文化不见璧戚石；其二，二里头文化玉器纹饰较多，石峁文化更见简洁；其三，石峁文化礼玉多而象征性礼玉少，二里头文化与之相反。

石峁遗址出土的玉牙璋（丁哲：《丁哲论古玉》）

再将石峁玉器与二里头玉器从礼玉、象征性礼玉和单出玉器三方面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有如下的相似性和相异性：

礼玉方面，石峁文化的牙璋数量多、形制多样但显得古朴，二里头文化牙璋数量少却装饰精致。石峁文化柄形器目前只发现一件，而二里头文化柄形器却很多，是二里头文化中数量最多的玉器；

象征性礼玉方面，二里头文化形制较为统一，变异性小，多有扉牙装饰，与同时期的青铜器相似。石峁象征性礼玉则形制变异较大，装饰较少，没有一定规范可循；

在单出玉器方面，玉璧、牙璧在各自的玉器体系的地位都不受重视。璧戚是二里头文化的新器物，表明璧戚作为象征性玉礼器在二里头文化中的发展。

从以上玉器外在形式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那就是二里头文化玉器和石峁文化玉器在大的方面，譬如基本种类和型式方面是一致的。这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和石峁文化所蕴含的基本信仰和精神意志是一致的，二者有明显的传承渊源关系。

二里头文化玉器在器型和装饰上，均表现得较为华丽，一是与技术进步有关。石峁遗址与二里头遗址所处时代，从各自起始年代算起，相隔足足500年，科技力量的发展足以让他们钟情的玉器在雕刻装饰方面做得更为精细，以体现他们对玉礼器的崇拜；二是与地区文化差异有关。石峁地处西北黄河上中游流域交接地带，温度较低，自然环境恶劣，境内丘陵密布，沟壑纵横，草滩绵延，沙梁翻滚，这养成了西北人朴实、粗犷、豪放的特点，表现在玉器上就是古朴稚拙。二里头地处中原，气候适宜，耕地肥沃，而且在公元前二千纪晚期，其居民基本以定居农业为主，人们更有了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生活上更精致的一面，这种追求和变化体现在玉文化中就是精细婉约。

关于柄形器和牙璋在数量和所占比重在石峁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差异，说明随着时代的推移，随着石峁文化在和当地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进行激烈对抗、碰撞、融合后，一种包含多种文化因素在内的新文化——二里头文化诞生了，这导致两地在礼制内容上必然出现一些具体的差异。

另外，二里头文化玉器器型少、变异小，石峁文化礼器多、形制变异大，应该同夏人南下统一中国有关——这种政治版图上的统一反映在精神信仰物化后的玉器上就是礼制规范的统一。至于二里头文化某些玉器如戈、钺等，与同类青铜器十分相似，说明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青铜器的影响力已经逐渐取代玉器成为维护礼制的工具。

在众多玉器中，玉圭和玉璋更有其特殊的意义。玉圭是古代帝王，尤其是商周统治者为便于统治，赐给诸侯，并在诸侯定期朝觐时，手中必须持有的玉质信物。这种信物通过不同的尺寸来代表他们身份等级的高低，是诸侯不同身份地位的象征。同时，不同尺寸的圭被赋予不同的名称，如镇圭、桓圭、信圭、躬圭等，也显示了统治者安邦治国的理念。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牙璋

玉圭最初来源于上古统治者用于测定“天下之中”的圭尺——原来叫“中”。而玉圭尺寸的大小代表的是各诸侯国所在地理位置夏至日的实际日影长度，换句话说，就是最高统治者“将等同于某地实际夏至冕影长度的玉圭颁给‘受封者’或‘地方管理者’（四岳群牧），以作为‘分封’或‘委任管理’该地区的凭信。”因此，玉圭类似于后世的官印，是一种权器。

某种意义而言，玉圭就是夏朝的象征物。陶寺遗址曾出土编号为M3032和M1700两件石圭，由于其大小长度与陶寺圭尺刻度匹配，虽短于陶寺夏至影长1.69尺，却与陶寺文化以南垣曲地区夏至影长相等，这暗示着这些地区与陶寺遗址存在着从属关系。

石峁遗址也出土了编号为SSY119和SSY118两件石圭，其中前者虽然从大小尺寸上看，并不等同于石峁当地的夏至影长，甚至偏差很大，但“SSY119尖首圭还是标准理论夏至影长1.6尺的象征物”，而SSY118虽然出土于石峁遗址祭祀遗存，但其长度十分接近于陶寺标准理论夏至影长1.6尺23。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禹治水既毕，天锡玄圭，以告成功。”

《史记•秦本纪》记载：“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

再联系到《左传•哀公七年》的说法“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以及大禹的出生、成长、治水、登位、治国等经历，我们似乎就更有理由认定大禹就是石峁遗址中期的主人。因为出土于石峁遗址、编号为SSY119的圭很可能暗示着大禹接受了来自尧舜的治国理念和以玉圭分封诸侯的思想。而编号为SSY118的圭出土于石峁遗址，可能的真相是晋南垣曲的管理者来到石峁，将象征管理该地区的凭信，亦即权器，拱手献给了大禹，表示臣服。

玉璋是古代六器之一。《周礼•春秋•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周礼•考工记》载：“大璋中璋九寸，边璋七寸，射四寸，天子以巡守。”

这说明玉璋还是天子巡狩时祭祀山川的重要器物。大山大川用大璋，中山中川用中璋，小山小川则用边璋。所祭祀的对象若是山，礼毕即将玉璋埋于地下；若是川，礼毕则将璋投进水中。

玉璋这类玉器由器身、柄部，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阑组成，器身前段微斜，或有内凹。柄部有钻孔。《说文》曰：“半圭为璋。”孔氏《诗•大雅•板》曰：“半圭为璋，合二璋则成圭，以喻民合君心。”

在所有各类玉璋中，牙璋因其特殊精神内涵和后来在多处遗址中都有发现而备受考古界所重视。

《周礼•典端》云：“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这说明牙璋作为玉璋的一个种类，在古代军事中还是一种重要的将帅凭信。

牙璋还被认为是夏王朝核心玉礼器。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牙璋来自于大汶口文化末期至山东龙山文化早期的海岱地区，随后被地处西北的石峁文化和齐家文化所接受。这样一次由东而西的扩散，打通了黃河东西古道。在公元前1500～前1000年时，二里头牙璋向南发展，经南阳盆地到达汉水流域，进入长江水系，再分西南与东南两支扩散。西南一支由四川盆地直抵越南红河三角洲；东南一支到达湖南及福建两广，远及环珠江口香港南丫岛。

《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足迹所至，划为九州，古人称之为“禹迹”，被认为是最早华夏的天下。近几十年的考古学发现，牙璋分布竟然比“禹迹”的空间有过之而无不及，两者覆盖的广袤范围，又与日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版图大致吻合，这就有了深远的意味。

“夏商牙璋分布，展示在政治文化上初期东亚及中国世界秩序的雏形。牙璋分布共同区域，可能分享着近似国家政治思想的理念，显示‘吾土吾民’共同意识的逐步形成，其中包括可能在各地政治语言上的沟通……以中原中心二里头牙璋特殊风格，在东亚数千公里范围内的波及，反映二里头政权成为此广域政治文化首领的象征，二里头为中心中国的世界秩序雏形横空出世。”

二里头文化前后东亚玉璋分布图（据邓聪许宏图绘改）

公元前2300年至夏晚期，在已经出土有牙璋的海阳司马台文化遗址、临沂大范庄遗址、石峁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中，石峁遗址出土的牙璋数量和种类最多。早在1975年，戴应新在石峁采集的一批玉牙璋，就多达28件，流失民间的更是不计其数。近些年，考古人又在石峁城址周围发掘出土20多件玉器，其中就有两件是玉牙璋，年代被推测为龙山晚期至夏代之间。

河南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牙璋，迄今为止共4件。

许宏把从龙山时代持续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牙璋大体上分成了两类，一类长度在25～30厘米之间，器形简单，无纹饰，有对称的一对扉牙或扉齿低矮，因其始见于龙山时代，或可称为龙山式；另一类长度可达50厘米左右，器形和纹饰趋于复杂，一般有多组扉齿呈张嘴兽头状，刻有细线纹，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晚期，或可称为二里头式，邓聪则称之为“龙牙璋”。这一划分大体上说来就是石峁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牙璋的区别所在。虽然在个体差异上可能不那么绝对，譬如石峁牙璋个别也能够达到40～50厘米，但总体而言，还是比较科学的。

石峁牙璋数量多，形制变化大，体长扁薄，器体装饰单一；二里头牙璋数量少，形制单一，但也同样具备体长且扁薄的特征。二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后者的器体装饰更趋向于复杂，显得更加规范、精美。

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如上所述，不外是时代进步、技术提高和石峁文化向西向南进击的过程中，受到当地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所致，并未破坏其基本造型和结构。换句话说，二里头牙璋和石峁牙璋在基本造型和结构上始终保持了一致，二者的传承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可以在具体细节上再比较一下。戴应新1975年在石峁采集的那28件牙璋中，被分类为雕琢多齿状侧阑型的牙璋共有四件。这些牙璋在扉牙和刻划纹饰上，均与二里头编号为VM3：4牙璋有一定的相似。在扉牙方面，如石峁SSY15牙璋，扉牙“像水牛额部以上正视图，其向两边外撇的齿牙好像水牛的一对大盘角，中间二小齿犹如直竖的一对牛耳”——这种石峁牙璋被形容为水牛角的扉牙，和二里头VM3：4的牙璋有一定的相似……从扉牙特征考虑，石峁这种被称为业字形的鉏牙，肯定是二里头VM3：4牙璋扉牙的前身。在巴黎吉美博物馆、美国明尼苏达博物馆收藏有与二里头VM3：4牙璋扉牙十分相似的玉器，其风格又具备西北地区出土玉器的特征32。

至于石峁文化遗址所发现牙璋绝大部分长度都在30公分左右，这和二里头VM3：4牙璋50多公分长的硕大体型，又有着明显的差距。对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二里头文化牙璋体型的变大是由于牙璋主人在由石峁历经各种战争辗转到二里头统一中原以后，其政治、宗教思想趋向大一统的产物。是为传承过程中的变异。

——摘编自李琳之：《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个别地方有改动。因阅读流畅需要，删去了注释部分。

商务印书馆，2020年9月版

本书是一部用考古学资料揭示先夏及夏代早中期历史发展脉络的史学著作。全书主体共分16章80节，近50万言。不同于以往学人关于夏代区域性、碎片性的论述，作者置这段历史于同时期以西亚、中亚为世界文明核心舞台发展的背景下，以其高瞻远瞩的全局性目光、严谨缜密的思维逻辑和通俗明快的语言，用国际国内近几十年所取得考古学成果，第一次系统、完整而清晰地为我们勾勒出了从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这500年夏人兴起、迁徙、建城、建国、定都、扩张等一系列发展行为的脉络足迹。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商亡这三千年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7月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长安街读书会推荐干部书单（经典篇）“2022长安街十部好书”等推荐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