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道宽又一新译：《伟大的发明》译者序跋

【编者按】何道宽教授又一本媒介环境学的新译著应已在出版过程中。用本书英文书名搜谷歌和亚马逊，并无结果。用作者名搜维基百科，在其著作列表下见到意大利文的书名，可见英文版可能还未出版。此书的洞见契合当前以语言为载体的人工智能的大放光彩，也必会给相关研究带来新鲜养分。现蒙何老师同意，将这篇长译序提前与大家分享。

中译者序

庄子曰：“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本书作者贝南蒂说：“有了语言，我们人就有了一个社会性场所，其他生物没有这样的场所。和其他动物相比，我们的天赋比如体力、速度、直觉有局限，但因为有了语言，我们爬上了食物金字塔顶端，我们能支配其他物种。”

一、 国际合作的典范之作

《伟大的发明：从洞穴画到人工智能时代的语言技术》中译本是中意加三国学者亲密合作的产物。作者保罗·贝南蒂（Paolo Benanti）是意大利人，攻技术伦理、生物伦理、神经伦理、道德神学、人工智能，著作颇丰，且很前卫。

英译者德里克·徳克霍夫是加拿大人、麦克卢汉思想圈子的核心人物，在多伦多大学退休后转战意大利几所高校。多谢他牵线搭桥，促成中意两家出版社快速完成版权交割，促成了中意加三国学者的友谊、互信和亲密合作。

中译者何道宽与贝南蒂和德克霍夫深入交流，很快达成共识，推陈出新，进一步揭示人类语言这一伟大发明的方方面面。

贝南蒂教授和德克霍夫教授特意为中译本写序，这两篇序文是入门的向导。

一如既往，我用中译者序介绍《伟大的发明》的亮点，同时表达我对他们的敬意和评论。这三篇序文互相发明，既有交流、又各有坚持。但无论臧否，我们都是为了擦出火花、深省细察、有利读者。

二、如切如磋，互相发明

在中译本序里，贝南蒂用诗人和哲人的眼光看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我认为，技术不是敌对的入侵者。相反说实在的，语言本身归根到底是技术。更准确地说，语言是交流的技术。就这样，靠分析语言，将其视为符号互动的工具，我们想要的是克服通常有人主张的精神与技术的对立关系。”

他接着说：“能将这些就语言进行的反思奉献给中国读者，令我感到不胜荣幸。语言是把人们团结起来的工具，同时又使我们非常隔阂，甚至使我们敌对。在本书里，我反思人何以为人、人之为人意味着什么、连最隐形的精神也能交流又意味着什么。我希望，在促成深厚的友谊，促进文化社群丰富多彩的交流中，我的反思能略尽绵力。”

德克霍夫中译本序开篇即肯定贝南蒂的战略眼光：“贝南蒂让我们睁眼看语言，将语言视为技术，深入探讨这一发明对人类的一切影响。”

他高度评价贝南蒂的书，指出：“《伟大的发明》极具深厚的人文关怀，它不是既有知识的小结，只说语言及其在人类命运中的角色；而是我们在理解未来全球范围的认识论危机中迈出的第一步；唯有拷问该书提出的问题，我们才能克服这一认识论危机。”

他赞许贝南蒂对语言人文精神的强调：“回头看保罗·贝南蒂有力的洞见：语言使我们‘拥有’一个世界，不同的语言不仅生成不同的世界，而且每一种语言的新发现都促使人‘拥有一个新世界’”。

他肯定贝南蒂在本书结尾时的重要补充：“作为信息机器的计算机可以高效地计算信息，但解码其意义的任务、传授想象力的任务则由人承担，机器是不能承担这一任务的。”

评述中国人的“自我”观念时，德克霍夫发表了这样的洞见：“中国人不仅觉得自己与环境整合——无论这环境是自然环境、工业环境、都市环境或乡间环境，而且这样的整合与所有人共享。这样的整合构成地点、时间和人的认知关系。”

他肯定儒家的“时代精神”与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承继关系：“儒家的‘时代精神’可以这样来解读：它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得到延续，它还可以解释共产主义何以在中国持续不断地成功，而不是在欧洲或俄国成功。”

他把儒家强调安全与和谐的思想与近年中国打击资本的无序扩张联系起来看：“和儒家思想一致，国家的角色是确保安全与和谐，安全与和谐重于财经方面的考虑。最近中国政府的做法证明了这一点：不惜冒国民经济下滑的风险，也要打击大企业、房地产越界的过分投机行为。”

然而，在评述西方哲人的语言思想史时，德克霍夫却有偏颇：“说话和书写一直是人类关注的焦点，从亚里士多德到乔瓦尼·维科，再到马歇尔·麦克卢汉，从沃尔特·翁、雅克·德里达再到费迪南德·德·索绪尔。然而，这些杰出的思想家并不考虑语言本身的特性，只是考虑口语传统和文字传统的区分。”

针对德克霍夫先生这一判断，我作了一些补充，详见本序文第五部分“技艺和技术的区分”。

三、 语言是技术

语言是技术，是人类发明的第一种伟大的技术。这个观点并不新鲜，早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

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和中国的庄子一样主张“万物皆媒”。这个学派的首要特征是“泛媒介论”“泛技术论”。和人类学家一样，他们认为，凡是经过人类干预的有别于自然的一切都是技术、环境、文化、媒介，这四个词是近义词，甚至是等值词。

“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保罗·莱文森甚至走得更远，在他的博士论文《人类进程的回放》（邬建中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和以后的《软利器》（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里，他甚至提出“前技术”（pre-culture）的概念，认为人类之前的生物体与环境互动时，已经生成有别于自然的“前技术”。这个观点的贡献是：为语言乃第一种技术的判断进行铺垫。

麦克卢汉学派的其他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他们有：尼尔·波斯曼、德里克·德克霍夫、沃尔特·翁、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他们的代表作已有中译本问世。

发源于北美的媒介环境学派传至欧洲，激起涟漪，本译丛纳入的意大利学者的著作就是欧洲回应的杰出代表，它们有：《数据时代》《被数字分裂的自我》和《伟大的发明》。

兹摘录本书几句论述，借以证明作者对“语言乃技术”这一命题所做的相当全面的考证：

语言技术制品即语言是一种发明。语言这一发明使我们能传播难以交流的东西；语言成为印刷词时就成了发现之发现。

语言是一种技术形式、语言制品，是人类管理复杂社会关系的解决办法，我们建构的社会关系是我们共存的基础。

语言如此自然，以至被视为自然而然的事物，却为何是人类独有的禀赋？本书意在试图理解人的语言工具。我们提议的视角始于当代神经科学和语言学最有趣的一些观察：语言应该被视为技术制品的一种特殊形式。

语言是一种技术形式、语言制品，是人类管理复杂社会关系的解决办法，我们建构的社会关系是我们共存的基础。

语言本质上是通信技术。这就是意味着粗略地说，语言必须与人类发明的其他通信技术一道归类，比如书籍、复印机、电话机、电子游戏和脸书。

语言不能被理解为通用技术。我们根本就没有——也绝不会相信，我们这个物种会拥有这样的技术能力。倘若语言真是通用技术，我们就绝不需要发明任何其他东西了。

语言本身也是桥梁，连接两位个体。有了语言，我们可以让他人“看见”我们身上私密和难以感知的东西。有了语言制品，我们不但让他人接触我们的内心世界，而且我们人类还生成了社会秩序。

四、贝南蒂论语言技术的特殊用语

关于“语言乃技术”的判断，本书作者大量使用自创的特殊用语，读者不一定习惯，每遇困难，请参考我们为中译本整理的“英汉术语对照表”。容我在这篇序文里择要列举，以引起读者注意。

与人工制品（artifact）搭配的有：computable linguistic artifact（可计算语言制品）、computed linguistic artifact（计算语言制品）、language artifact/ linguistic artifact（语言制品）、linguistic technological artifact（语言技术制品）、printed linguistic artifact（印刷语言制品）

其他派生的用语有：language organ/linguistic organ、（语言器官）、collateral language（附带语言）、constituent principles of language（语言构造原理）、infra-language（基础语言）、supra-language（超语言）、linguistic technology/ language technology（语言技术）。

五、技艺和技术的区分

贝南蒂严格区分技艺（technique）和技术（technology），中国读者不习惯，容我先归纳，后细说。

简言之，技艺是“器”，是具象的、实体的；技术是“道”，是抽象的、形而上的、哲学的。从人类发展历程看，先有技艺（即具体的技术），到了近代才有抽象的哲学观念“技术”。

用他的话说：技艺和技术密切相关，技术可以定义为“技艺的总和，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一个群体践行这些技艺，以解决其物质需要；所有的文化人类学家和少数的社会学家把技艺的总和称为技术”。

他认为，理解技艺有四种方式、四种视野。贝南蒂将前人的视野归纳为经典的视野、目的论视野（从远古直到工业革命）；批判理论视野；然后加上自己从技术哲学演绎出来的经验转移视野。他还说：

技术不能与技艺混淆：技术是很多技艺知识的研究与合理化。通过技术，科学知识成为生产要素。

至于本书的研究，我们想要凸显技艺与技术即人工制品的世界，我们强调：技艺与技术是完成理解人性的关键领域，技艺与技术使我们能研究人性、更好地理解人性的特征。

如果说工业革命之前还可以说技术制品就是技艺，那么，如今技术所指的则是另一回事了，技术是超越技艺的东西。

贝南蒂对技术的批判，继承了芒福德、艾吕尔、波斯曼、爱森斯坦的立场，容我做一简单介绍。

美国学者芒福德（Lewis Mumford）拒绝技术使人类彻底改变的观点，认为技术不能影响人类这个物种。他认为，制造工具并非人类得天独厚的本领，直到语言符号、审美设计和社会知识的传播出现以后，情况才为之一变；人之所以独步天下，那不是因为人能够制造工具、从事生产、进行劳动，而是因为人有语言的能力、有艺术的能力并善于游戏；有机体和生命的力量取代了人为的和机械的力量。他提倡技术有机论，反对技术机械论。芒福德的技术伦理观是：技术就像失控的火车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重新掌握技术，跳进驾驶室去驾驭火车头。

在《宣传》和《技术社会》里，法国学者艾吕尔（Jacques Ellul））痛斥技术至上的观点，认为技术至上使社会失去人性、破坏了人反躬的自省和人生的质量；他反对用技术取代批判性的道德话语，反对把道德话语驱逐出公共政策。

媒介环境学派的祖师之一波斯曼（Neil Postman）和艾吕尔持相同的观点：技术话语的自主性使它能够自己滋养自己，这就强化了技术官僚自作主张的决策过程。在《技术垄断》里，他死死地盯着技术的阴暗面，以免技术对文化造成伤害，认为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揭示唯科学主义和信息失控的现实危险。国内一些顶尖的学者特别欣赏他的科学哲学和社会批评的犀利锋芒，北大哲学教授刘华杰、清华科技史教授刘兵、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教授江晓原、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学教授蒋原伦密集撰文评论，其基调近乎颂扬、其肯定近乎超常。

麦克卢汉弟子沃尔特·翁（Walter Ong）有一部名著《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其副标题就点名：口头语言、语词和文字都是技术。

《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sabethEisenstein）近二十年磨一剑的巨著，研究印刷术掀起的传播革命，不囿于技术革命，是一部富有创新意义的“革命”之作。

六、 各章提要

第一章“关于技术的思考”讲什么是语言技术制品：从哲理上看，语言应该被理解为技术制品和技术。

第二章论“语言乃技术”比较空灵的一面，利用神经科学和语言学的最新成果。

第三章从意义、神话、意识等角度解码语言这个世界。

第四章“书籍革命”讲语言演化的重要阶段：文字、印刷术、电子技术，断言：现代性的诞生和语言技术的变革（印刷术）纠缠在一起，现代性和语言演化齐头并进。

第五章“计算语词”分析今天的语言转向：语言成了一种计算语言制品。

以下是作者勾勒本书要义的几段话：

我们提议从两个视角去研究语言。起初，我们将语言的诞生视为技术（第一章）。语言制品的实现固然要归因于人类独特的认知条件，却不是单纯自发的现象；只有将其视为人类社群里开发的技术制品，我们才能理解语言。为了寻找什么条件使我们能理解这一传播技术的诞生和功能，我们求助于神经科学、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第二章）。在第三章里我们看见。我们栖居的世界只不过是一种语言构造，这一构造始于现实、解读现实，并使之可以交流。

第二种视角见于第四章，我们用这一视角描绘印刷术和印制品的到来所引起的变化，加工知识、理解现实和创造已知世界的方式都随之一变。为了完成这样的深入研究，我们用上了历史、科学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语言制品始于听觉发送，从手稿和印制品的过渡使我们能感觉到，这一急剧的变革如何准确地预示那个漫长时期的到来，爱森斯坦将其定义为 “永恒的文艺复兴”（permanent Renaissance）。

在最后这一章里，我们想要在一场新的伟大变革的前沿相会，这一伟大变革将在此触动语言制品。语言不再只是口语，不再只是口语词，而是成了一种计算结构（computed structure）。这一变革的结果尚不清楚，亦不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一章里利用我们迄今所用的那些工具。我们将陪伴读者，用比较深入的研究穿越这场变革里的那些褶皱层；用娓娓道来和论辩相结合的方式，我们尝试解释正在展开的变革。选择计算属性（computed）一词的目的是聚焦于我们正在经历的变革，探索其意义，以便在这场革命带来的变革中航行。

我们正在见证新挑战的出现：开始把人构想为信息动物，与其他动物一道插入信息域，这是一；对一个新社会即信息社会承担责任，而这个社会太快，人难以养成理解社会的扎实的观念、伦理和文化根基，难以理解、管理这个社会，难以使之瞄准共同利益和发展的方向前进。许多学者觉得难以认可一个单一意义的、无可争辩的出发点，其原因就在这里。实际上，在信息论里，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信息”一词的许多意义，却难以找到单一的信息概念，我们今天许多引用信息一词的领域都难以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应当承认，从概念的角度看，信息概念的分析仍然处在令人沮丧的阶段，意见分歧主导，概念表述不稳定，各自理论框架里的语境问题五花八门。

多方面的、极为有趣的辩论展开，辩题是机器创新力的有效性、真艺术家的身份和审美结果的品质。哲学家、计算机科学家、艺术史家、学者和艺术家面对一些根本的问题：何为创新？何为艺术？谁是创作者、谁是观者？机器能创新吗？抑或是说创新力只能是人的特征呢？人工智能系统的生成过程够资格叫做创新的和原创性的吗？我们如何评判人工智能介入艺术作品？我们能把区分数以百万计“作品”的算法称为“审美的”吗？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22年2月25日

本书原作者保罗·贝南蒂（网络）

中译者后记

本译丛首席顾问德里克·德克霍夫教授自由穿梭于欧美学界，他独具只眼，已经为我们物色了三位意大利学者的三本好书：保罗·贝南蒂的《伟大的发明》，伊沃·夸蒂罗利的（Ivo Quartiroli）《被数字分裂的自我》和科西莫·亚卡托（Cosimo Accoto）的《数据时代》。他还特意为这三本书撰写中译本序，为中国读者尽心尽力。

《伟大的发明》深刻、前卫、哲理性强；独特的术语纷繁复杂却没有索引。为帮助读者扫清障碍，我们编辑了“英汉术语对照表”，请读者充分利用。

其他两种不得不做的编辑工作是：（1）注释冗长有余的条目适当瘦身，（2）对德克霍夫中译本序里有“过度离题发挥”之嫌的文字有所删节。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22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