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凋零的“白藤花” | 读支援老师抗战经典文学作品《白藤花》

值班大话君：秋深月影

图1、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哈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作家协会为纪念抗战老作家支援先生，出版了《白藤花一一支援文集》上、下两册，共计175万字。（笔者拍摄）

世界第28个“读书日”之际，我读了著名作家支援老师文集《白藤花》（上下册）中的著名抗战经典小说《白藤花》。作品以日伪统治时期的哈尔滨为背景，以“我”背井离乡、贫病交加之际，受到白俄房东玛达姆（俄国已婚妇女）的同情与关照为主线，描写了玛达姆一家从华贵的上层阶层沦落为贫民的凄苦与落魄，深邃而含蓄地反映了中俄民众的疾苦，表达作家的反满抗日情绪。

图2、1995年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斯战争胜利50周年，支援荣获中国作家协会授予的以笔为枪，投身抗战铜质纪念牌。（支雁老师提供）

一、《白藤花》创作的历史背景

抗战时期的东北作家群，是沦陷时期中国文化战线的中流砥柱。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们不畏流血牺牲，奋笔疾书，创作出许多鼓舞民众、鞭挞敌人的优秀文学作品。小说《白藤花》，便是其中一篇不朽的力作。

日本统治时期的哈尔滨，民不聊生，左翼作家、进步文学青年，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之中。日本宪兵队、伪满警察厅、保密局，对书籍、报刊及出版物实施围剿，侦缉机保密局设有“邮件班”，窃听电话、拆阅信件，控制、禁锢进步文学和言论自由。例如在1941年底的“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中，日本宪兵队调动很多警力，对哈尔滨左翼作家、进步文学青年实施拉网式搜查、抓捕，诸多爱国作家、进步文学青年被捕入狱。在此前前后后，被捕入狱的左翼作家有金剑啸、姜椿芳、问流、艾循、陈堤、罗峰、关沫南、支援等人。其中金剑啸、问流、艾循等人，惨遭敌人杀害①。

1939年，支援老师从热河（承德）来到哈尔滨，与同在邮局工作的关沫南、陈堤、李作东、张志阁（王和）、沈桂弟（后来成为支援的妻子）等文学青年结为好友。他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简称 “读书会”）秘密活动，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的行列。“用他们的心，用他们的笔，用他们的诗和文，将东北人民当年的血与泪，悲与仇，不屈的民族灵魂与不畏死的战斗精神，及时地传达向全国，告知了所有同胞……”②

图3、原斜纹街日本宪兵队道里分队建筑（网络片）

1943年，支援的小说《白藤花》发表之后，引起很大的震动，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特别是爱国青年的欢迎。同时，也被日本宪兵队列入“反满抗日”作品，他们将《白藤花》译成日文存档，在批注中写道：“作品对社会表现出深度不满，诅咒现实，叙述民众颠沛流离，生活充满凄凉恐怖，刻意描绘了民族没落的悲哀，思想不良，意在推翻满洲帝国……”。支援被列入抓捕对象后，不得已逃回老家热河。在家乡避难期间，他愤恨难平，便以在哈“西八杂市”生活经历为素材，创作了小说《白藤花》。完稿后寄给了《华文大阪每日》期刊杂志。

谁料，支援1945年春重返哈尔滨时，被日本宪特务秘密逮捕，作为政治犯关押在日本宪兵队道里分队地下室监狱（现道里经纬街17号“小黄楼”），酷刑拷打，险未被杀害。

二、小说《白藤花》源于作者生活经历

图4、1942年支援先生23岁发表《白藤花》时照片（支雁老师提供）

1939年春天，20岁的支援从热河来哈尔滨，在哈尔滨邮政管理局谋生。为节省开销，有三个年头租住在 “西八杂市”（ 现哈工大校主楼及以南一带）一户白俄玛达姆的房子。当时，“西八杂市”是一处贫民区，住户中有一少半是破落的俄国人。俄国人的房子狭小，但还要腾出一间租赁。俄国人虽然也很穷，但他们瞧不起中国人，骨子里依然保留着往日贵族的傲气。日本人视中国人为“亡国奴“，而俄国人也同样被日本人压迫。支援由此暗叹：“同是天涯沦落人”，为什么不能相互怜悯和同情呢？

图5、1966年前后主楼建起的哈工大照片（宋文勇老师提供）

作品中玛达姆的生活，以及她丈夫的归来，都是真实的，实际上支援与玛达姆的关系并不融洽。例如，她经常与支援计较房租，嫌弃支援不讲究卫生等。支援并不在意这些，反而对她报以同情。他笔下的玛达姆温存、典雅而富有教养，正是这样描写反衬出她家庭的不幸和命运的悲惨。通篇采用隐晦、含蓄和暗示的方式，揭露日伪统治者的淫威和黑暗统治。

三、浅谈作品中的人物刻画

作品主要集中刻画了三个人物：即“我”、白俄房东玛达姆和其丈夫特莫利克夫。

“我”是通过深邃而含蓄的写景状物、人物对话、心理描写而刻画的。黑篱笆被隐喻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黑恶势力；白藤花被隐喻为洁白无瑕，渴望自由平等、沐浴阳光的民众。“黑”与“白”的对比鲜明，反差强烈，寓意深刻。白藤花被赋予以生命和情感：开始“将近枯萎”；继而“我隐约听到那篱笆上的白藤的哭泣”；最后“枯体还在，然而叶子已经完全凋落了。”通过写景状物的手法，将埋藏在心灵深处的“反满”积怨宣泄得淋漓尽致。

主人公玛达姆。她是流亡到中国的白俄贵族，“她的年纪已三十多岁，甚或近于四十岁了。体态并不像一般俄国妇女那样胖肿......她常好闭着口笑，笑时显得特别俊俏动人。”她有仁爱善良的一面，如为我洗衣服、做饭，讲她身世的故事；还为“我”栽种了一棵白藤花等.....

玛达姆也有令人同情的一面：她丈夫、儿子都不在身边，孤独、寂寞与她相伴，终日哀叹。“她望着窗外的夜雨喃喃地说：‘赎回我们的欢乐，是我们的哀痛！’”她骨子里依然保留其贵族阶级娇贵、狂傲的一面。如沉浸眷恋逝去的贵族生活，常向“我”炫耀曾经的豪华与尊贵。

对玛达姆乞求获取面包的细节描写，给人留下深刻的记忆和想象的空间——“她像受了虫蝎的突然刺蜇，大睁着两眼说：‘许是正为一斤面包，我丢弃耻辱，我葬失掉祖先的光荣，我觉得人类之中再没有像我这样龌龊的存在，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我还痛苦的灵魂。她激愤地捶着自已的胸膛，脸色绯红。”此刻，埋藏在她心底的愤怒与反抗显露得一览无余！

玛达姆丈夫出场前，通过玛达姆就做了铺垫：“我的丈夫，特莫利克夫，是总局督办，我们的府邸，是在中央大街一所极其豪华的四节大楼“然而，当特莫利克夫终于回来时：“当我走进屋里，出乎预料，映进我眼帘的，是一个枯瘦贫血的老人，穿着一件破旧的西服，疲倦的，侧卧在玛达姆的床上。”昔日的 “总局督办”，变成一副落魄的窘相。

特莫利克夫整天以酒消愁，酒话连篇。然而，他的酒话却富有哲理：“在生活的时候，最好不要去想生活，因为你愈想生活，它愈使你不高兴生活。” “喝一杯！”，他举着杯“酒可以使你没有生活的痛苦，就也可以使你没有生活的耻辱。”在这诗一般理性语言的背后，是对时局的血泪控诉。文中描绘最终，“我” 终于知道了他是一个被当局抓去做苦役的逃犯！当“我”搬走向他告辞时：“特莫利克夫在天井劈着一个代替燃料的破旧木箱，他抬头向我说声再见，又弯腰抡起斧子。”……最终的结局玛达姆夫妻还是在漆黑的寒冷中，被黑色的汽车带走了……

四、关于《华文大阪每日》期刊和被捕

图6、日伪时期的《华文大阪每日》期刊（来自网络）

1、《华文大阪每日》期刊

《白藤花》首发《华文大阪每日》1943年年初的第一期上。该期刊创刊于1938年11月，初为半月刊，1944年初改为月刊，历时七年，共发行141期。该期刊旨在宣传亲日反共，内容有对华宣传、日本国情介绍、日本名人访问记等。设有时事短评，小说，木刻，艺苑，杂俎等栏目。在日本本土编印，专门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地区发行。

据支援老师介绍，他将《白藤花》投给《华文大阪每日》杂志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该期刊很便宜，一毛钱一本，还是五彩封面（可见当时受众面很广泛，影响力很大）。另一个原因，它刊载在文学方面、政治等方面的内容，是一种综合刊物。它在政论、经济方面，完全服从于当时的情况，可在文艺上却完全相反。”他还介绍说“我清楚记得，像《哥哥》写的是劳工，《棉花》写是锄禾，《黑月亮》写妓女。一篇散文叫《日光症》写得非常尖锐、非常鲜明、非常有力量。”这也许是日本人办刊物的狡诈、奸猾之处：一方面宣扬日本的立场和主张，另方面利用文学作品，从中去发现、打击、消灭异己分子。

2、关于火车上被秘密逮捕

1945年春天，支援老师从热河去北安办事，返回途经哈尔滨下车拜访旧友。数日后在返回热河的火车上，被跟踪的日本特务逮捕。那天傍晚，文学好友张忠礼、杨作英、沈桂弟等到车站送行。杨作英上车送支援至双城堡站下车返回。谁料，火车从双城堡开车后，支援便被日本特务抓捕。特务给支援戴上手铐，在三岔河站下车，乘夜车返回哈尔滨，投进日本宪兵队道里分队监狱。原来，支援回哈尔滨的消息已被日本宪兵队掌握。并派便衣特务秘密跟踪。虽然他逃亡近四年，但最终没有逃出侵略者的魔掌。告密者是风云剧社张姓团长，他是日本特务机关的奸细。这段历史，不能遗忘。

五、沦陷时期的哈邮政局及其它

1、沦陷时期的哈邮政管理局

据黑龙江省邮政史专家王玉利老师介绍，哈尔滨沦陷后，1933年9月，日本统治者将吉黑邮政管理局改称哈尔滨邮政管理局，1934年11月在局内单独设哈尔滨邮局，并将局址迁至南岗长官公署街（今民益街）；1937年12月，哈尔滨邮局改称哈尔滨中央邮局，于1941年12月迁至南岗医院街，即现颐园街波斯特酒店附近③。

此间，支援先后与同在邮局工作的文学青年关沫南、陈堤、李作东、张志阁（王和）沈桂弟等结成好友。那时，关沫南已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了。另据支援老师的女儿、高级语文教师、哈尔滨党史研究会会员支雁老师介绍，父母当年工作地点在现果戈里大街与民益街拐角处，即原邮局南岗报刊门市部位址。

2、沦陷时期哈尔滨的俄侨

图7、昔日生活在哈尔滨的俄国侨民（网络片）

1935年3月，苏联将北满铁路单方面卖给伪满洲国（实际是日本），导致大批苏俄侨民离开哈尔滨。由于失业或被裁，留在哈尔滨的普通苏俄侨民生活陷于窘境。于是，有点文化或艺术的俄国人，则到有钱的中国人家里做家庭教师教俄语；也有的到舞厅、餐馆当琴师；还有靠出租房屋租金补贴生活的现象十分普遍；甚至有些穷困潦倒之人，要靠摆地摊或沿街叫卖为生。少数年轻妇女沦为歌女、妓女。当时，俄侨经济上两极分分化现象十分严重，这里有钱的富豪暂且不论④。

3、“西八杂市”搬迁始末

哈尔滨历史上的“西八杂市”，是现哈工大主楼以南的一片住宅区，住有两千多户居民。其中不乏中东铁路时期的“黄房子”。1951年6月，哈工大新校址选址时，校长陈康白选址“西八杂市”，建新校址的意见被采用：即东起复兴街；西至护军街；北起现西大直街；南至现复华四道街地域。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哈尔滨市政府大力支持下，将居民陆续迁往异地安置。从1952年开始，在“西八杂市”遗址启动了机械楼、电机楼、学生宿舍等设施的大规模建设。至此，“西八杂市”成为哈尔滨人历史记忆⑤。

4、沦陷时期从哈邮局走出的作家

上世纪30—40年代，在哈尔滨邮政管理局先后产生了四位喜欢文学的青年，他们是陈纪滢、孔罗荪、关沫南、支援。后来他们都成为专职作家。除陈纪滢去台湾外，其他三位都在大陆从事文学创作活动，而且还兼文学团体的领导职务。陈纪滢、孔罗荪分别于1931年“九一八”后离开了哈尔滨。支援和关沫南两位老作家始终工作和生活在哈尔滨，直至逝世。

小说《白藤花》写作发表时，支援老师年仅二十三岁，含蓄委婉的语言，鬼斧神雕的刻划，出人意料的悬念，多种艺术技巧的运用，凄苦、悲凉、忧伤、哀痛思想感情的传递，展示爱国文学青年的艺术才华，也唱响了日伪统治下时代的哀歌。八十多年过去了，小说《白藤花》依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耀和艺术魁力。

注释：

①《〈白藤花〉——支援文集下册》1083页。

②、支援逝世时梁晓声唁电，见《〈白藤花〉——支援文集下册》1361页。

③《黑龙江省邮电志》。

④《哈尔滨侨务志》。

⑤《哈工大校史资料》。

2023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