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多数人已经认识到史航行为的严重性骚扰性质。像三联的访谈和其他多家媒体科普的那样,性骚扰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包括提出某种交易条件的性胁迫,传达具有性别歧视含义的贬损言语或肢体动作,和不受欢迎的性关注(比如持续的性挑逗)。同样,很多人也已经意识到此“同意”非彼“同意”,就像知名普法工作者罗翔所说的,个体的同意能够多大程度影响犯罪的成立与刑罚的适用,这取决于社会控制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微妙关系。
可在史航事件中,不说司法程序,在网络审判中,对完美受害者的追求仍然可观地存在:她是否第一时间明确说“不”?她是否在事情发生后马上报警?她为何现在才说?她是否留存被伤害的实质性证据?……为何我们对受害者是否有采取保护自己的措施和进行司法举证刨根问底,却鲜少诘问是谁赋予施害者侵害的权力?为什么不去关心她是如何忍受和伤口共同生活到至今?
那些质问受害者们为什么不报警,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报警的人,你知道你是在告诉她们要走进一种什么样的境遇、一个战线多长的斗争中吗?人们总是期望受害者在被轰炸后尽快地开始战斗,一边将混乱的感受转化为清晰的逻辑直攻侵害者,一边防御陌生人的恶意揣测和评判,同时投入大量的经济时间和沉没成本,冒着(暂停或)失去工作和学业的风险,来换取微乎其微地胜诉概率和不一定发生的施害人的道歉,更不用说赔偿了。明明是社会未能建立起完善的相应系统和机制,却指责受害者不够“努力”反击,这不可笑吗?
根据美国性别研究学者Judith Butler 延伸福柯对司法权力的说法,司法主体一律是通过某些排除性的实践生产的;这些排除实践在政治的司法结构建立完成之际就不再“彰显”。换句话说,主体的政治建构是朝向某些合法化以及排除的目的发展,这些政治运作被某种把司法结构当作基础的政治分析给有效地遮掩以及自然化了。把这段学术文字翻译成白话,意思就是,现实中的法律的实施和司法公正并不是对所有群体一视同仁的,而这种排他性和边缘化非主体早在法律制定的过程中就已经决定了。
而在绝大多数当今社会中,顺直男无疑是主体,拥有权力和社会资源的顺直男无疑是主体中的主体,也就是制定法律的绝大多数人。在这里,我们以性骚扰的极端难以胜诉为例。不论中外,女人的被性骚扰经历难以符合男性定义的真理体系。在我国,直到2018年才有以性骚扰这一独立的民事诉讼案由。主要由数代男性制定的法律要求一系列的客观可取证可鉴定的证据来证明被伤害,再加上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普遍司法原则,受害人的主观描述和感受在庭审考量上变得微不足道。在这种情况下,司法程序并不仅仅体现现状,它巩固甚至再生产现状。
我相信没有一个女性在仔细阅读过那篇小默的长文后不愤怒,不辗转反侧,甚至体会到切身之痛。因为父权制下的结构性不平等带来的针对女性的普遍困境让我们时常难分彼此,我们深知其他女性的过去也许就是我们的明天。一年前,针对唐山打人事件,我在朋友圈写下:与其说女性主义是人人可以获得的觉醒,不如说是埋藏在每个有基本良知的人心中的种子。时至今日仍是如此。父权制把性别如此明显又无处不在的阶级对立自然化、生活化、习俗化,从而让公众对其存在理所当然到置之不理,更遑论加以审视。
诚然,这个事件中,史航个人是问题,可他却又不仅仅是问题所在。根本问题是我们每个人日常参与且持续运转的系统,以及我们不知不觉中做出与之相关的种种选择和所产生的后果,还有我们是否能意识到并考虑替代性方案。关注父权制作为一个系统的必要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个人,只是我们将个人作为更大系统的参与者,而不是将个人的犯罪和道歉视为一切的开始和结束。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或自愿或被动地参与到建构父权话语的体系中,所以关键是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改变现状的责任。
除了难以在司法层面上得到正义的原因以外,父权社会对女性关于性羞耻的规劝和训诫让很多女性遭受到性骚扰、性侵害后也不敢发声,这间接地保护了一系列针对女性的性犯罪。这次二十二位女性的发声和战斗,尤其是小默的,是极具自我牺牲精神的,因为她们在用重新揭开自己伤口的方式来确保将来每一位想伸手的“史航”们考虑一下后果,从而少一位遭受这样伤害的女性。
很多男性一听批判父权制就很反感,以性骚扰为例,他们表示也有富有社会经济实力的女性实施性骚扰、性胁迫的案例。可这就混淆了男女作为群体的地位差异和他们的个人经历。也就是说,将女性视为父权制下的被压迫者并不意味着每个女性都以同样的程度或方式承受压迫,就像父权制社会也不意味着每个顺直男都平等地分享顺直男身份带来的特权,更不用说社会对女性的很多压迫并不是肉眼可见、可量化的(比如社会规训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史航和类似事件中,大量男性对这种男性实施性骚扰的沉默可以用一种个人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因为很多男性自动把这类“坏男性”的行为看作与我无关,反正我也不会成为这样的人。可为什么我们不能只局限于个人行为不当,而要反观制度?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没有人的身份、行为,话语、社会地位、人际关系等等是独立于一个群体类别而建构或产生的。而生物性别又是人类社会中最常见且最广泛应用的一个类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研究社会议题时,个人行为只是群体大数据的一个代表。同理,父权制为顺直男开辟了一条相较其他群体平坦的多的登山路,使大多数顺直男在前行时都选择走这条最不费体力的路。这样的结果就是对其他路上的人视而不见,对他们脚底的崎岖闻所未闻,甚至不敢置信。
我还想提出这个事引起如此关注和讨论的一个原因:史航“资深文艺创作者”或者“知名文艺工作者”的身份。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是,文艺圈中的某些“者”们,似乎处于一个特殊的阶层,让不论是公众还是文艺职场中的人们,模糊对他们的道德判断。在欧美文艺圈中,我们也不难见到这样的现象:性丑闻缠身的电视剧导演依然能预定下一季的拍摄,被起诉性侵未成年少女的电影导演也依然能被邀去做知名电影节的评审……文艺创作像一张免死金牌,越高质量的文艺产出,越被观众喜爱的作品,给创作者本身带来越不可直视金光滤镜。可从古至今,文艺创作的初衷是什么?难道不是为了歌颂美、爱、真理?不是为了那些承受苦难却销声匿迹的人代言?不是为了批判那悄无声息却蔓延的无边无际的压迫性权力?我们需要做的,是对这些“者”们的怯魅。
所以不同的群体能够做什么呢?女权主义作家、性别研究学者,需要为公众写作,而不只是局限于学术写作。媒体人应该谨慎撰写新闻稿,理性引导公共讨论,不断章取义只为搏点击量。企业和高校应该把制定关于性骚扰、性权利的课程作为入职或入学的第一课纳入考量(事实上很多美国大学都有这个,比如我的本科大学要求所有大一新生在开学时就要参加这个,以及关于酒精和药物滥用的课程),也可以建立相关的内部平台(网站或者电话)来让受害者寻求帮助和维权。司法体系中的工作人员应该意识到符合传统标准的证据对受害人来说是难以取得的,从而扩大对可接受证据的类别并加强对已有证据的解读。此外,由于揭露职场性骚扰的受害人往往要承担工作变动的风险,应该建立起救济受害人的社会保障系统。
像我一样还没步入职场的学生或者做自由职业的人们其实也可以做很多。比如,从不开和制止性别歧视的玩笑,到不默许身边“史航”的行为;从反思某些职业或特定级别的岗位中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到敢于拒绝自身特权带来的既得利益来挑战结构性不公。
我也时常怀疑个人力量对现状的撼动,担心到头来什么都不会改变。可一个人从自身开始行动,已经打破了我们对每个人都麻木地接受现状的绝望预设。哪怕只是朝河流中仍入一个小石子儿,瞬间且极其局部的异常波动也能让至少一个人注意到并开始思考和怀疑现状的合理性及必然性。尽管我们现在的种种努力或许看起来只是在父权制的庞大身躯上产生小小的瘙痒,可历史上哪一次进行平权革新的人们当时就意识到自己处在风暴中心呢?
我们要不停地诘问,保持敏感和自主权的边界。我们有权反抗不公不义,不论何时何地。有时,我们有幸能够选择革命的时间、方式和舞台,但更多时候,我们要先立足于脚下的那一点土地进行战斗。我们在黑暗中点燃烛火,因为仅仅短暂地感受到同伴的目光就够给予力量。我们不停止战斗,因为我们每一位都值得安全、自由和快乐地活。去年我在日记本里写下的话,我到今天仍然认同:我们不是在对沉沦的旧世界扬幡招魂,我们彼此吸引连接,新世界早已非悬在虛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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