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不应严重高估中国未来人口

（本文2015年8月11日发表于《财新网》）

2015年7月底，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预计：中国人口在2025年将达到14.15亿，到本世纪末将回落到10.04亿。依照惯例，联合国人口展望会对各国未来人口给出低、中、高预测值，上述数据为中预测值。对应于中国本世纪末10.04亿的中预测值，是6.13亿的低预测值和15.55亿的高预测值。

最近一两年里，有关人口政策的争论成为社会热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公众相信中国已经陷入低生育率危机，要求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的呼声日渐高涨。这背后的担忧之一，是中国人口将经历内爆性坍塌，并由此将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果到本世纪未，中国像联合国预测那样仍能维持10亿的人口规模，虽然比起现在的13.7亿要萎缩27%，但所谓人口坍塌的说法似乎有夸大之嫌。

那么中国未来人口，到底是真会经历内爆性坍塌还是像联合国预测的那样只是小幅萎缩？实际上，联合国的预测长期高估中国人口。比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推算，从2000到2015年，中国人口的实际增长不会超过1.09亿，但联合国人口署在2000年报告对这15年增长的中预测值却是1.35亿，高估25%。人口预测在一二十年跨度的预测本该非常准确。又比如，针对中国在2050年的人口规模，联合国的预测就不断下调，预测中间值在2000年为14.61亿，到2004年降到13.92亿，到2010年又进一步降至12.96亿。短短10年内，预测值就整整下调了1.65亿。

联合国对中国人口预测的偏差，主要源自其对中国生育率的严重高估。比如，在2000年，联合国预测中国在2010到2015年间的总和生育率为1.9，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在2010、2011、2012、2013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18、1.04、1.26、1.24。这意味着联合国的生育率预测比国家统计局在这几年所测的最高值还要高出51%((1.9-1.26)/1.26)。

生育率可以通俗理解为每对夫妻平均生育的孩子数。在父母辈数量相同的情况下，生育率高估51%意味着对下一代出生人口数量要高估51%，对两代人后的出生人口数量要高估128%(1.51*1.51 = 2.28)，对三代后的出生人口数量要高估244%(1.51*1.51*1.51 = 3.44)。举例来说，假设三代人以后每年实际出生人口为400万，但生育率高估51%对应于把出生人口高估到1376万。

从2000到2010年，联合国对中国未来人口的预测不断下调。这是否意味着联合国人口署已经意识到其估算严重偏高因而进行调整呢？事实并非如此。比如，联合国在2010年报告中对2010-2015年中国生育率的低、中、高预测值分别为1.31、1.56、1.81，就是低预测值1.31也比中国国家统计局从2010-2013年数据的最高值的1.26还要高4%，比这4年的平均值要高11%。实际上，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完整数据回测可以验证，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生育率数据在2000年之后基本准确，既有高估也有低估，而最大偏差也不超过11%。

这意味着，2010-2013年的实际生育率可能比联合国2010年报告的低预测值还要低。此外，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表明，该政策对生育率的提升远低于预期。然后，联合国在2015年报告却匪夷所思地上调了对中国人口的预测。比如，中国2050年人口的中预测值，从2010年报告的12.96亿上调到13.48亿；而本世纪末的中预测值，从2010年报告9.41亿上调到10.04亿，低预测值则从5.06亿上调到6.13亿，只有高预测值从15.87亿小幅下调到15.55亿。

相比之下，联合国对其他国家人口的预测相对准确，甚至倾向于低估。比如，联合国在2000年报告中有关2000到2015年的人口增量，对中国的中预测值是高估25%，但对美国则是低估1.5%，对印度是低估27%。又比如，针对2050年的人口规模，联合国对中国的中预测值从2000年报告的14.61亿下调到2010年报告的12.92亿，下调幅度为11.3%；而对美国的中预测值仅从3.97亿上调到4.03亿，上调幅度为1.5%；对印度的中预测值则从15.72亿上调到16.92亿，上调幅度是7.1%。

为何联合国对中国人口的预测总是高估呢？这应该与中国计划生育部门的行为有关。比如，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的生育率为1.22，但计划生育部门以漏报为由将生育率上调整整48%至1.8。这个调整当时就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实际上只要将2000年的出生人口与他们父母辈的数量做个简单对比就能基本判断出当年生育率不会高于1.5。但联合国人口署在2001年完成的2000年的报告中，却全盘接受了中国计划生育部门调整后的1.8的生育率。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测，2000年的实际生育率只有1.34左右，说明当年1.22的普查数据远比调整后的1.8更准确。从2010到2013年，尽管中国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生育率介于1.04和1.26之间，卫计委却不顾专业人士的质疑依然坚称生育率处于1.5和1.6之间。而联合国人口署对2010-2015年的生育率则采用1.55，再次全盘接受了中国卫计委的数据。

尽管联合国对中国人口预测所使用的基础数据与中国计划生育部门调整后的数据几乎一致，但长期以来，中国计划生育部门又将联合国的预测结果出口转内销，冠之以国际权威的光环来误导中国的决策层和普通民众。由于人口预测涉及到专业细节，中国社会又长期受到人口太多的宣传并且对联合国机构存在天然的信任感，中国计划生育部门与联合国人口署的这种一唱一和的手法始终非常“成功”。

联合国人口机构与中国计划生育部门的合作由来已久。实际上，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启动和实施过程中，联合国通过其人口基金会起到了重要作用。从1972到197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主任8次访问中国。1980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与中国签署协议资助中国开展人口普查、计划生育、人口学研究等项目。这些项目对中国影响深远，中国的人口学家和计划生育官员很多由相关项目培养。

联合国人口署是一个学术性机构，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则是一个行动机构，后者成立的初衷就是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人口控制思想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在1798年，英国人马尔萨斯宣称，由于食物供应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战争、瘟疫、饥荒将伴随人类。尽管这一学说源自西方，但并未对西方的公共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与之相反，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西方对人口问题的认知侧重于人口规模对国力和文明的战略性意义。

自科技和工业革命，随着经济和医疗卫生条件改善，欧洲裔人口急剧膨胀。从182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3年，欧洲裔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23.7%上升到33.9%。其间，欧美和俄国势力通过海外殖民或陆地扩张，迅速取得全球政治和经济的绝对主导地位。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裔人口以快于其他种族的速度增长的势头逆转。哈佛历史学家Stoddard在1921年预料，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世界其他民族在人口增长势头上将超过欧洲裔，西方对世界的主导地位面临崩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殖民体系逐渐瓦解。1950年代，美国担心亚洲一些人口快速增长的贫穷国家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沃野，开始关注这些国家的人口形势。1959年，由Draper将军主导的评估美国军事援助的报告就建议美国政府发挥作用，降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Johnson，1987）。1965年，Draper等人在华盛顿成立“人口危机委员会”（Population Crisis Committee）,鼓动美国政府介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计划；该机构后更名为“人口行动国际”（Population Action International），目前仍在运作。

在经历战后生育潮后，西方的生育率在1960年代末首次低于更替水平，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却快速增长。在此背景下，“人口过剩”思潮在西方社会兴起，而之后的能源危机更是对该思潮的传播推波助澜。

1967年，联合国提议成立基金来应对人口增长问题。成立该机构的部分原因是依靠自愿捐助基金可避开有关人口控制的争议（Johnson 1987）。

1968年，美国昆虫学家Ehrlich发表《人口爆炸》一书，预言地球无法养活爆炸性增长的世界人口。

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呼吁联合国在人口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Hartmann 1995）。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布什则强势推动人口计划(Donaldson 1990)。

1972年，美国环境学家Meadows向由西方70位学者组成的“罗马俱乐部”提交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认为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短缺、资源耗竭和污染加剧，工业经济将走向崩溃。

1974年底，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主笔的机密文件《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200号：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NSSM-200）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宗教人士迫使文件在1989年解密。该文件确定了美国对世界人口增长的应对纲领，即为了确保美国的安全和海外利益，诱使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相信控制人口对他们自身有利，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资助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计划，并为各国培训人口学家和官员。基辛格自1971年多次访问中国，是中美关系的奠基人之一，长期被视为中国领导人的老朋友。

到1980年代，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被经济学界普遍接受。该理论认为，作为劳动力的人口，在生产过程中，是不断累积技能的人力资源乃至技术创新和进步的根源。随着对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认识趋于深刻，各种悲观的预测全部破产以及生育率在全球不断下降，兴起于西方的人口控制思潮在国际学术界和社会舆论上全面没落。

尽管如此，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依然致力于降低发展中国家的生育水平，只是在形式上表现为发展、环境、女性权利等不同动因。虽然鼓励生育一直是大部分西方国家长期的国内政策，但从未成为联合国人口机构的议题。针对中国的低生育危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亚太区总监在2011年甚至建议中国吸引移民来应对老龄化危机（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11106/5000509.shtml），却未提任放松生育限制的建议。

我们无法判定联合国长期高估中国人口的行为是否只是受到了中国计划生育部门的误导，但了解联合国人口机构的设立初衷和行为轨迹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人口政策的国际背景。特别是，从国家利益和文明竞争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口结构的恶化和规模优势的丧失有利于维持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主导地位。对此，西方政治精英并不讳言。

2011年1月20日，针对中国是否会在2050年成为最强大国家的问题，基辛格回应道（http://www.businessweek.com/magazine/content/11_05/b4213015834652.htm），“他们以每年约9%的速度增长，没有哪个国家曾做到这点。但这个国家沿海的发达堪比任何地方，而内陆的落后也不遑多让。从2030年开始，他们将遭遇巨大的人口问题。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社会需要被劳动人口照顾的比例增长速度将快于我能想到的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所以不应线性外推地认为中国将成为绝对主导力量，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美国）不能维持同等甚至更优越的地位。”

回到《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由于对中国未来生育率的假设显著高于各种证据所支持的水平，而这种偏差通过指数效应会随时间不断放大，该报告有严重高估中国未来人口的倾向。这点只需了解基本的人口现状就能看出。

中国目前每年出生人口不到1700万，在未来10年，中国23-28岁的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将萎缩44%，而中国生育率即便按1.4计算也只有更替水平2.2的64%，这两个因素叠加意味着在一代人之内，中国出生人口会降到不足610万左右((1-0.44)*0.64*1700=609),即使立即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能够成功将生育率提升50%，年出生人口也将降至不足1000万。

由于中国生育率面临进一步现代化、东亚文化圈因素以及一胎化思维惯性等多重下行压力，将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几乎不可能，全球也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在陷入低生育率后能成功地将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因此，中国年出生人口在此之后将进一步快速萎缩。即使假设出生人口不再萎缩，而且每个出生人口都活到100岁，那中国人口到本世纪末也不可能10亿。

如果假设2015年全面放开生育，并在堆积反弹后将成功地将自然生育率提升到目前1.3倍的水平，之后假设中国生育率随经济社会的发展遵循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变化轨迹，那么我们的模型预测是，中国到本世纪末的人口规模将不足6亿，比联合国的低预测值还要更低。

由于假设人口政策逆转比目前可预料的更积极，而对生育率的提升也采用宽松的估值，我们的预测依然倾向于高估中国未来的人口规模。更重要的是，人口趋势具有强大的惯性，今天出生的人就会直接影响到七八十年以后的人口数量，而生育观念和社会机制的惯性至少会持续几代人的时间。中国人口的萎缩并不是到本世纪末就戛然而止，而是在此之后可能以更快的速度衰减。因此，对人口的长期预测至少要前瞻两百年。实际上，联合国对世界人口的长程预测跨度就接近300年而至2300年。

从长期趋势，特别是国际比较来看，中国人口的衰减更是触目惊心。在1820年，中国占世界人口35%，目前只占19.0%，但年出生人口仅占世界12.0%，这还是中国的生育高峰期。考虑到十年内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将萎缩44%，而中国生育率则仅有世界平均的一半，只要一两代人的时间，中国年出生人口就将萎缩到世界的3.4%（（1-0.44）*0.5*12%）。即使能幸运地将自然生育率提升50%也只能保持世界的5%。即便大力鼓励生育，要把中国生育率最终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也需要两三代人，等到最终稳定下来，中国年出生人口乃至总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可能不足3%。

上述的坍塌前景与联合国预测的中国本世纪末依然拥有10亿人口的印象截然不同。虽然各种证据都显示中国已经陷入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但中国卫计委和联合国等组织提供的各种误导性信息让中国接近人口断崖却浑然不知，以至于对启动全面二胎政策都还举棋不定。实际上，就算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依然还是全球最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而在如此低生育趋势下，中国需要立即全面放开生育，并像其他低生育率国家那样大力鼓励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