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人口观念转变对中国的启示

“新加坡生育率从1971年的3.0快速下降到1985年的1.61。到1986年，在认识到生育率的持续走低已经成为严重问题后，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政府当机立断，决定停止节育并立即转为鼓励生育。虽然新加坡不断加大鼓励生育的力度，到1990年代初就已经生育政策方面取消了对低教育和低收入水平家庭的歧视，而鼓励全民多生多育，但生育率依然节节走低，从1992年的1.76降到1995年的1.71，到2002年之后则一直低于1.4，近年则一直徘徊在1.1到1.3之间的超低水平。”

（本文综合了2015年3月24日日发表于《财新网》的《李光耀人口观念转变对中国的启示》和2015年3月31日发表于《澎湃新闻网》的《原地掉头：李光耀与新加坡的人口政策》两篇文章的内容）

2015年3月23日凌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逝世，享年91岁。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里，李光耀先后担任新加坡总理、国务资政及内阁资政，被誉为新加坡的“国父”。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成功迈入现代化，成为为世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李光耀留给世界的不仅有创造新加坡奇迹的治国理念和实践，还有他对世界大势的独到见解和准确把握，他也因此赢得了各国政要的普遍尊崇。

李光耀是“亚洲价值”的倡导者，对21世纪的亚洲充满乐观情绪。在他看来，亚洲的增长是无法阻止的，其中关键原因就是他极为看重的人口因素。他预计，到2050年，由于人口规模扩大，印度和中国的GDP在世界的占比将可能恢复200年前的前殖民主义时代的40%。

不过，李光耀对人口的认识并非一贯如此，他早年曾倡导人口控制并付诸实践。新加坡面积683平方公里，只相当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一半，人口从1960年的170万增长到2014年的547万，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新加坡自然资源极度匮乏，连淡水都需要从邻国马来西亚进口。新加坡的生育率在1960年曾高达5.4。在人口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出于对资源、住房、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担心，新加坡自1970年开始实施节育政策。

新加坡的节育政策远比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温和。政府宣传的不过是“两个孩子就够了”。具体措施包括，将堕胎和结扎合法化，对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家庭，取消产假、育儿津贴、延长组屋申请年限。新加坡的节育政策体现了李光耀当年的“优生优育”思想。比如，政府将节育作为外来女工取得工作许可证的先决条件，以防止教育水平较低的外来女工在新加坡生儿育女。为了惩罚多生多育者，新加坡修改雇用法令减少妇女分娩的带薪假期，立法提高生育多胎的妇女的住院费等相关医药费用。这些歧视政策对低收入家庭的有更大影响。

在节育政策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双重效应下，新加坡生育率从1971年的3.0快速下降到1985年的1.61。到1986年，在认识到生育率的持续走低已经成为严重问题后，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政府当机立断，决定停止节育并立即转为鼓励生育。同年的6月30日，新加坡撤销了“计划生育和人口委员会”，于1987年提出口号“如果能养得起，就生三个或更多”，宣布政府鼓励养得起的家庭生育至少三个孩子，并宣扬“婚姻和养育的快乐”，同时放松移民限制。不过，当时新加坡政府对低收入家庭生育超过两个孩子依然持消极态度。

新加坡的生育政策在1986年逆转后，生育率从1987年的1.62，反弹到1988年的1.92，之后4年则是1.75、1.87、1.77和1.76。后来任新加坡总理的吴作栋曾乐观地表示，新加坡的生育率到1995年将恢复到2.1左右的更替水平。

但事与愿违。虽然新加坡不断加大鼓励生育的力度，到1990年代初就已经生育政策方面取消了对低教育和低收入水平家庭的歧视，而鼓励全民多生多育，但生育率依然节节走低，从1992年的1.76降到1995年的1.71，到2002年之后则一直低于1.4，近年则一直徘徊在1.1到1.3之间的超低水平。

新加坡的生育政策轨迹和人口形势变化对中国具有重大的警醒意义。相较于人口政策逆转时的新加坡，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危机更加严峻。

首先，中国限制生育的时间远比新加坡更久。从1970年到1988年，新加坡节育政策仅持续了18年，而中国自1971年开始推行计划生育迄今已持续44年。新加坡是个小国，船小掉头快，但即便这样也难以扭转生育率下行的强大惯性。中国是个大国，各种观念、社会机制的惯性远比新加坡更大，应对低生育率危机将更加艰难。

其次，中国限制生育的力度远比新加坡更大。新加坡限制生育最严厉的时候也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对三孩的惩罚不过是取消一些相关福利，而中国在城市里普遍只允许一胎，农村一般也只是允许头胎是女孩的家庭生育二孩。对所谓“超生”的惩罚包括征收高额社会抚养费、牵牛扒房、开除公职等各种强制性手段。

再次，新加坡在生育率处于1.6时就意识到低生育率的危害，果断停止节育，并开始鼓励生育。而中国近年的生育率甚至可能不到1.4，到今天还在讨论是否要放开二胎生育。就算是实行全面二胎政策，其生育限制的强制性也要大于新加坡节育最严厉时期的"两个孩子就够了"的政策。至于鼓励生育在中国更是遥遥无期。

最后，中国生育文化所遭受的破坏程度远比新加坡更严重。在中国城市，生育一孩已经成为正常的默认选择，而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是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在生育政策逆转后，生育率也只是从1.62反弹到1.92，然后就大幅回落，稳定了没有多久后，大力鼓励生育也未能阻止生育率的一路下滑。这也预示中，中国即使全面放开生育，堆积反弹也非常有限。在此之后，面临的低生育率危机更加严重，根本还未认识到鼓励生育必要性的中国，要将生育率恢复到正常水平将难上加难。

在新加坡，按目前的奖励措施，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在第一个孩子达到7岁时可以享有总值约14.2万新币（约71万人民币）的配套奖励，包括婴儿花红、育儿和托儿津贴和所得税减免。新加坡产假为16周，孩子不满2岁的在职家长每年能享有一周的无薪幼儿事假，育儿假每年6天。其他措施还包括增加税务优惠，鼓励母亲工作；增加托儿中心；给予更多托儿津贴；提供补贴以降低试管婴儿的费用等。

即便有这些强力鼓励生育的措施，新加坡近年的生育率却未见提升。很难想象，中国需要何种鼓励措施才能够使得已经习惯于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生育更多的孩子。可以预料，中国需要远比新加坡更大的力度来鼓励生育才可能阻止生育率的进一步下滑， 更不用说提升生育率了。

李光耀对低生育率和人口萎缩的危害性有深刻认识。2013年，在其著作《李光耀观天下》中，他把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最大原因归结为“人口骤减”，并称他个人对不愿采取接纳移民政策的日本未来“感到极为悲观”。

为了增加人口数量，2013年2月新加坡国会通过《人口白皮书》，提出在2030年前，要使新加坡人口从530万增长30%，达到690万。在超低生育率下，如果没有外来移民，新加坡人口将面临快速萎缩，因此新加坡的人口增长计划将主要依靠外来移民。为此，白皮书提到，每年新加坡将接受3万名永久居民，而短期工作者将从150万增加到250万。

针对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李光耀在2013年3月20日的一次金融会议上直言：“他们走错了方向。” 不过，李光耀似乎并不了解，由于中国的生育率下降速度和幅度都比日本当年更大，而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比日本还低，中国未来的人口萎缩会比日本更严重。

李光耀对中国低生育率状况缺乏了解并不奇怪，因为包括联合国人口署在内的国际机构所公布的中国生育率数据，或多或少都是依据中国计划生育部门调整过后的严重失实的数据。别说李光耀，就是中国的决策层也被长期蒙蔽和误导，迄今对人口危机之严重几乎浑然不知。

很难想象，如果李光耀真的了解到中国低生育率严重性会是何等错愕。新加坡毕竟是一个小国，本国人口的萎缩可以靠引进外国移民来弥补。就算一亿多人口的日本，从中国或韩国吸引大量移民也可以显著缓解其本身的人口危机。但中国是一个用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未来的人口坍塌只能自己承担。即使大量引进外国移民也无法填补中国人口内爆所造成的巨大的窟窿。

长期以来，新加坡的成功模式是中国学习的榜样，李光耀的很多执政理念也为中国执政党所推崇。邓小平曾于1992年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学习借鉴新加坡的经验。”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对当时还在实行生育限制政策的新加坡印象深刻，回国后就开始强调狠抓计划生育工作。

但中国对新加坡10年后生育政策的180度逆转似乎视若无睹，对李光耀之后在不同场合所表达的人口观念更是充耳不闻。中国政府在很多方面都在学习新加坡经验，汲取李光耀的政治智慧，但好像丝毫没有察觉李光耀在人口问题上立场的逆转，也没有注意到李光耀对人口规模的战略性意义的一再表述。

李光耀的伟大之处更在于，他没有纠缠于维持过往政策的“正确性”，而是根据新的形势和证据及时调整想法，并当机立断地将这种改变付诸实践。正如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在为其父李光耀的悼词中所言：“他毫不担心必须改变想法，尤其是当一项政策已经不再适用时。当他在30多年前看到我国的生育率低过人口替代率时，他取消了‘两个孩子就够了’的生育政策，改而鼓励夫妇生育更多孩子。”

李光耀被誉为“小国的大政治家”。他对世界走势的非凡洞察力和战略眼光少有政治人物可以比肩。遗憾的是，新加坡的舞台毕竟太小，限制了李光耀充分发挥其政治智慧的空间。中国是一个真正的大舞台，这个大舞台正面临着远比新加坡更加严重的人口危机。

在这种攸关民族民运的历史关头，我们期待，相较于当年果断逆转新加坡生育政策时的李光耀，中国决策层能表现出更伟大的历史担当和更高超的政治智慧，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对人口政策的方向性问题做出重大抉择。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力挽狂澜地扭转中国的人口颓势，恢复中华民族的正常繁衍，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奠定百年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