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增长引擎、新型全球化引领者、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经济的贡献

作者简介

李稻葵 郭美新 郎昆 陆琳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发表于《China Economist》2023年第2期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本文重点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在哪些方面有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格局性变化。为此，本文首先回顾了过去一千年来中国占世界经济比重的演变。在此基础之上，本文通过分析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将在三个方面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第一，2006年起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一增长引擎，到2060年前仍将保持增速优势。第二，由于中国经济市场规模巨大、科技创新能力不断上升、政府协调能力较强，中国经济有望成为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特征是政府与市场同向发力，政府成为市场经济的培育者和调控者，而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替代者。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将有可能产生一个经济学的新分支，即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这将使中国式现代化为经济学发展产生重要贡献。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新型全球化；政府与市场经济学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让全世界聚焦于一个新概念，那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中国走出一条与西方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不同的现代化实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改变世界历史和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事件，其重大意义和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值得并且正在吸引着全世界包括中国学者的认真分析和研究。

本文的目的是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将会以何种方式影响世界经济和经济思想。为此首先回顾了过去1000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的演变：中国经济曾经是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在明末(公元1600年左右)，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了34.6%，但之后中国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在此背景之下，本文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

首先，中国经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很有可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保持高于世界平均的增长速度，预计将会在2060年前持续成为世界经济最大的增长引擎。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将使中国经济成为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二是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三是中国政府具有相对较强的利益协调能力。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三个条件使受益者更积极参与全球化，利益受损者能够得到有效补偿，中国经济很有可能成为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政府与市场同向发力，政府不是市场的替代者，政府不断培育市场、调控市场。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很有可能产生一个经济学的新分支，那就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据此，中国式现代化将对世界经济思想产生重要的深刻影响，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本文其余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讨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意义；在此背景下第三部分分析中国经济将继续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第四部分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将使中国具备潜力成为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第五部分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及这一重大经济实践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重点介绍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内涵；最后一部分总结。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人类经济发展具有历史性重要意义，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金星晔等(2019)使用历史国民收入核算方法系统测算了历史上的中国经济总量及其占全球GDP的比重变化，发现公元1000~1978年，中国GDP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先升后降，从公元1000年的26.6%，上升至1600年34.6%的峰值(见图1)。然而，到了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后，中国GDP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断崖式下降，1952年和1978年分别仅占5.2%和4.9%。金星晔等(2019)的研究修正了基于麦迪逊人均GDP猜估值得到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演变，后者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经历了1600年和1820年两个高峰(Maddison, 2016)。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过去400多年以来中国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李稻葵等(2020)发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78年的4.9%上升至2017年的18.2%，是中国历史近500年来第一次经济复兴。对比人类经济史中可参照的经济发展历程：英国在工业革命后的40年中，其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3.8%上升到5.9%；美国南北战争后的40年，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7.9%上升至17.3%；日本二战后的40年，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3.3%上升至8.9%；“亚洲四小龙”快速增长的40年，其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0.7%上升为3.5%，均小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幅度。因此从体量上看，中国过去40年来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

伴随经济总量上升的同时，人均收入得到显著提高。《中国减贫四十年》报告(World Bank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2)显示，过去四十多年以来，按照世界银行的绝对贫困标准，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约8亿，占同期全球减贫总人口的70%以上。中国消除绝对贫困提前十年实现了联合国第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消除极端贫困。中国式现代化将持续为人类经济发展做出历史性贡献。

三、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

在中国式现代化带来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改变的背景下，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经济增长第一大贡献国，并很有可能在未来40年继续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测算，自2006年起中国经济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长期维持在30%左右的水平，其中，2013年到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8.6%。特别是在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困难时期，中国经济始终维持了正增长，并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压舱石。

参考OECD(2021)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在2020~2060年的GDP增速预测，本文测算了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长期趋势(参见表1)。按照该预测，中国经济对全球GDP增速的平均贡献率在2040年前将维持在24%以上的水平，在2060年前仍将长期保持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贡献国地位。需要强调的是，OECD(2021)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测偏保守，即假设GDP平均增速为4.6%(2023~2030年)、2.5%(2031~2040年)、1.5%(2041~2050年)、1.3%(2050~2060年)，最后20年中国的GDP增速与美国增速基本持平。

OECD(2021)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保守预测可能是基于中国人口规模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上升的趋势。然而，他们没有考虑中国人口健康水平和受教育质量的因素。根据厉克奥博等(2022)的研究，如果能够充分利用中国的人口资源，中国经济有能力对冲人口总量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2050年前仍将保持4%以上的平均潜在增速。按照此增速计算得到的中国对全球GDP增速贡献率将会比用OECD(2021)测算的结果更高。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在2060年前仍将继续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四、中国将成为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逐步衰减，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使用高关税等贸易保护政策和英国退出欧盟为标志，全球化陷入一个停滞甚至倒退期。但是，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有望成为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

李稻葵等(2022)在梳理全球化进程的历史案例基础上分析新型全球化的趋势，总结发现全球化的本质是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的自由化，但是自由化的过程需要引领者。他们结合国际贸易理论模型，提出“全球化引领者理论”来分析世界经济如何从封闭均衡迁跃到开放均衡。全球化引领者理论认为全球化过程不是自发产生的，也不是由单一的霸权国主导推进的，而是由引领者提出全球化倡议后众多参与经济主体之间互动博弈的结果。

虽然很多国家都能从全球化中获益，但就单个国家而言，维护全球化是有成本的，不同经济体在全球化中的收益是有差异的。政府在开放决策中需要进行收益成本分析，同时协调不同群体的经济诉求。因此，李稻葵等(2022)提出的全球化引领者理论重点强调了开放决策中各国政府的重要性，政府的动态博弈决定了全球化过程能否实现。全球化引领者理论模型聚焦商品的跨国贸易和消费，结合技术差异、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三方面特征解释商品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模型把参与主体互动博弈决策过程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完成情况依赖引领者是否满足某个条件。如图2所示，第一阶段，技术领先国率先主动提出开放，因为本国规模报酬递增的科技领先产业将在全球化后获得广阔的国际市场和盈利水平；第二阶段，技术落后国决定是否跟随开放，决策取决于技术领先国提供的吸引跟随国加入全球化的激励条件；第三阶段，政府进行国内利益再分配，平衡由于全球化导致的各群体收益不平等，保证开放政策的可执行和可持续性。

李稻葵等(2022)总结成为全球化的引领者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技术优势。本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必须保持蓬勃发展的态势，保持领先优势地位。高新技术产业具有研发的规模效应，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第二，市场优势。本土的市场足够大，这样才能够以身作则，主动开放，吸引和激励其他国家跟随，带领他国一起开放。第三，再分配制度优势。作为全球化的引领者，本国政府必须具有本国经济利益的协调能力。

全球化历史案例印证了全球化引领者理论的正确性。从全球化引领者的这三个条件来看，英国是19世纪中期左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经济全球化的引领者。美国是二战后新一轮全球化的引领者。但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两国在某些时段不能同时满足全球化引领者的三个条件时，他们被迫放弃了引领者地位，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全球化就会进入一个停滞甚至倒退期。以美国为例，2016年11月特朗普当选为总统，是逆全球化的标志事件，美国改变了过去70多年的互惠自由贸易政策，全面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贸易政策转向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动因，即长期以来支持美国成为全球化引领者的相对优势有所减弱。第一，美国在技术领域的相对优势下降，部分传统优势产业(如汽车等行业)风光不再。技术相对优势的下降直接导致了美国近年来对供应链安全的焦虑，对赶超者中国倍感忧虑。第二，美国的国内市场相对萎缩，已经不再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我们根据Feenstra等(2015)估算得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已经由1960年的31.3%下降为2019年的16.6%。第三，美国的国内再分配机制效率下降，导致了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在全球化中的利益受损，产生了一系列的国内利益纷争，引发了普遍的反全球化情绪(Milanovic，2016)。

相反，经过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有潜力成为新的全球化引领者，可以通过逐步积累，逐渐满足成为全球化引领者的三个条件。首先，中国的统一大市场正在逐步形成，这将是全球最大的消费者市场。世界银行2020年报告计算发现按购买力平价，2017年中国GDP已经超过美国，排名世界第一。中国也正在主动开放，连续五年举办进博会，用主动开放引领全球化进程。其次，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前进，在高科技领域发展迅速，为引领全球化积累了一定程度的技术优势。中国每年的1000万大学毕业生中40%是工科类的毕业生，中国的专利数量、论文发表量、引用量包括高质量论文的引用量，目前已经全球第一，这预示着高技术产业有望在未来一段时间在全球处于领导地位。特别是近年来数字经济领域迅速发展，正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重塑着全球竞争格局。最后，中国政府的运行机制具有协调国内各方利益的能力。在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许多区域、产业受到了巨大冲击，必须要由国家、政府出面进行利益协调。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中国又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内引领中国社会经济政策的关键。

五、中国式现代化对经济学的贡献

除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一引擎以及全球化的引领者，中国式现代有可能成为经济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奉献者。这是因为，中国拥有独特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实践，有些甚至暂时无法被西方理解，被认为是旁门左道，只有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国式现代化过程理论，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理论，创造经济学新知，才能让世界客观理解和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再者，中国正逐步成为全球化的引领者，中国提出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在全球范围内必然会引起日益上升和广泛的关注，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一)中国式现代化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

经济学的发展根本上来源于重大的经济实践。李稻葵等(2018)梳理了300年来历史上重大经济实践与经济思想发展的关系，发现重要的经济思想和理论产生于重要的经济实践，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密不可分。公元前700多年管子就提出了用盐铁来壮大国家财政等一系列与国家治理相关的深邃的经济学思想，经济学从家庭管理逐步上升成为整个国家的管理(封建朝代的帝王术)，领先于古希腊、伊朗和其他古老文明。放眼世界，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实践催生了一批经济思想家，包括倡导自由贸易和自由经济的亚当•斯密，提出级差地租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的大卫·李嘉图，以及研究经济危机、分析自由经济政策弊端、提出剩余价值理论的卡尔·马克思；上世纪初美国经济的崛起引发了产业组织理论和厂商理论的研究；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激发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分析、国家干预主张和社会福利政策。这些思想家提出的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建立在对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实践的观察基础之上，这些思想和理论也反过来深刻影响了之后的经济实践。

然而，并不是所有伟大的经济实践都能产生影响深远的经济学思想贡献。英国工业革命和美国经济崛起确实推动了经济学发展。然而，1871年完成统一到一战前的德国、二战前的意大利以及明治维新之后和二战之后的日本，经济都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快速发展，但是并没有产生与其经济实践影响力相匹配的、对经济思想史影响重大深远的学术理论和学派。

重大经济实践创造经济学新知必须具备三个重要条件：第一，经济保持可持续、同时惠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济实践应当致力于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和人民福利的提升。上面提到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若干时期的经济发展，伴随着之后频发的战争，不但没有惠及反而伤害了周边国家和世界经济，丧失了产生广为流传的经济思想的道德基础。第二，经济实践必须具有独特性，不能是像日本二战之后那样很大程度上的重复实践。第三，本国的经济学界必须要有自主创新的意识和努力。

中国现在已经具备了上述三方面的基本条件。首先，正如本文第一部分分析所述，中国式现代化不可逆转，并将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仍然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经济有望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并最终实现现代化；同时，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一带一路”，中国的发展正在惠及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并且有望成为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独特的现代化。最后，中国经济学界以及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具有自主创新意识，特别强调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政府成为市场经济的培育者和调控者

创造经济学新知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在科学领域，普遍性的重复实验无法产生新知，科学的进步往往依赖于偶然的事件或者特殊的实验。经济学领域亦是如此，特殊事件往往蕴含着普遍性的规律，需要从特殊性中提炼经济学新知。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确借鉴了人类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各种成熟的经济学理论，如西方保护产权、放开市场和放开价格等方法，但是更应该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其特殊性，需要从特殊的经济活动中提炼经济学新思想新理论。

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在于政府的作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特征是政府与市场同向发力，政府成为市场经济的培育者和调控者，而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阻碍者。中国历史上政府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中国有比较明显的社会偏好，和其他国家相比，百姓总体上比较愿意支持统一的政府；目前的政治体制比较突出地发挥了政府的作用。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经济实践尤其凸显了政府在经济中能够扮演的重要角色。李稻葵等(2020)从五个方面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经验：第一，政府要帮助新企业快速创立和发展；第二，要快速实现从农业用地转为工业用地的土地使用权的转换；第三，政府要发挥作用搞好金融深化和金融稳定；第四，坚持以学习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第五，要积极主动地进行宏观调控。

近年来涌现了诸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研究。其中，李培林(2021)讨论了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和面临的新发展问题，并进行了社会学视角的经验梳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课题组(2022)全面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理论基础、经济前景和风险挑战；洪银兴(2022)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目标、实现路径和制度保证。这些文献结合历史和社会学等视角深入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多方面问题，但是尚未系统且全面地分析出政府在经济实践中的作用，进而亟须开展在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方式、行为和激励等方面更加深入的研究。

(三)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有望成为总结中国经济实践的经济学新学科分支

经济思想和学派固然重要，但是任何经济思想和学派如果想在经济学历史上产生长久的影响力，必须上升为一个经济学分支。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思想派生出了宏观经济学，斯堪的纳维亚福利经济学学派的福利经济学等，都成为了重要的经济学分支，在教学和研究中仍然备受重视。中国的经济学发展需要从中国经济学派、中国思想升华到能够反映学派和思想的经济学分支。

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旨在研究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作用和行为以及背后的激励，是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支。Li和Maski(n2021)认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基于三个观察：第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十分明显，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都在30%以上，往往接近甚至超过50%；第二，政府的表现好坏直接决定着市场经济的表现，不同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方式差别很大；第三，政府表现的好坏是内生的，取决于政府和市场经济相关的制度安排，因此必须设计合理的制度来约束和激励政府参与市场经济活动。

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和经济学现有的各个分支相关，但又有所不同。第一，政治经济学没有明确突出强调政府的作用；第二，公共经济学一般假设政府以社会福利极大化为目标，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则认为政府的目标是内生的，和制度设计有关；第三，发展经济学比较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包括政府政策在内的各种问题，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则是要突破发展经济学，发达国家也有必要认真研究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例如美国现在的很多问题也来自于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很多方面没有做到位，需要制度改革；第四，社会福利与社会选择把政府的作用看作黑盒子，假设政府能够执行学者们制定出来的最佳社会福利分配方案；第五，比较经济制度把政府和体制作为外生的对象来研究。

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是对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很好的提炼。中国有多年相对强大政府的历史，长期以来，强大政府曾经压抑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崛起的核心经验可以用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来解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政府必须积极培育和匡正市场；第二，政府自身的激励应该部分来自经济发展，地方政府一定要对地方经济发展感兴趣，地方政府的行为必须与地方经济发展相一致。

政府的行为和表现是激励的后果，因此必须合理设计相关的制度。例如任命或者选举官员时，上级考核或者地方选举时，都应当考虑当地的经济表现，和经济紧密联系起来。此外，向企业收税还是对个人收税，对官员的激励完全不同：如果向个人收税，那么政府官员和当地经济活动的关系就不太密切；相反，如果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是企业，那么政府官员必须要考虑本地的营商环境和企业的发展情况。经济学现有文献对政府参与经济的行为、作用和机制进行了微观层面(周黎安，2004；唐雪松等，2010；郁建兴、高翔，2012)和宏观层面(郭庆旺、贾俊雪，2006)的分析，讨论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汪同三，2016；高培勇，2021；Stiglitz，2021)，但是缺乏对政府行为内生决定机制的刻画以及政府激励机制的设计，这些正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旨在深入研究探讨的方向。

(四)用新方法推动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研究

首先，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必须结合具体的某一个经济话题，例如房地产税怎么征收?减碳的税收体制该如何设计?如何匡正互联网市场的发展?其次，研究方法必须创新，采用案例、理论和统计三者结合的C(Case)T(Theory)S(Statistics)研究方法，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清晰的行为机制，佐以严谨系统的实证分析。

为了更好地理解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政府的激励与行为，2019年成立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The Society for th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SAGE)通过举办年会和一系列讲座会议来推广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研究，并且在2021年创办国际英文期刊Journal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得到了国际主流经济学界资深学者的广泛支持，为该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总结提供了崭新的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势必持续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开展。

六、总结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本文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经济和经济思想的影响。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其次，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占全球GDP的比重仍然会持续上升，对全球GDP增速的平均贡献率将在2040年前维持在高于24%的水平，2060年前仍将长期保持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贡献国。

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有望成为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中国的统一大市场正在逐步形成，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者市场。中国自己主动开放的同时，技术创新和高科技领域的迅速发展为引领全球化积累了一定程度的技术优势。中国政府的运行机制保证了国内利益协调能力。受益者更积极地参与全球化，利益受损者能够得到有效补偿，这使得中国具有成为全球化引领者的潜力。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具备推动经济学思想、理论、学科创新的潜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政府与市场同向发力，政府的重要作用是培育市场和调控市场。中国经济独特可持续和惠及他国的发展为经济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实践基础。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将更加深入全面地研究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作用、行为以及背后的激励，是中国式现代化对经济学学科发展的贡献。中国式现代化将在对世界经济思想产生重要而深远贡献的同时，对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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