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家庭还是事业——诺奖得主戈尔丁观点介绍

10月9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获得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诺奖官方对戈尔丁的贡献描述为：“过去一百年，在许多高收入国家，职业女性的比例增加了两倍。这是现代劳动力市场最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之一，但性别差异仍然很大。20 世纪 80 年代，克劳迪娅·戈尔丁首次采用综合方法来解释这些差异的根源。她的研究让我们对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历史和当代角色有了新的、而且往往令人惊讶的认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接受媒体采访

戈尔丁关于女性职业发展的代表作是《事业还是家庭？ —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Career and Family: 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在这本书中，她按照“家庭”和“事业”在女性生命周期中扮演的角色，把不同年代拥有本科学历的女性分为五组。 最早的一组女性出生于十九世纪末，最晚的一组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更年轻的一代还没过生育年龄），深入研究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情况，以及代际的演变历程。 具体分组如下：

第一组女性最早追溯到一百年前，毕业于1900-1919（出生于1878-1897），她们在家庭和事业中二选一。在未生育的女性中，绝大部分曾经参加工作，而有生育的女性则很少就业。

第二组女性在1920-1945间大学毕业（出生于1898-1923）。这一组女性很多是一开始会参加工作，但当组建了家庭后则会退出劳动力市场。

第三组女性在1956-1965年间大学毕业（出生于1924-1943）。这一组女性是事业与家庭齐头并进，并且很多女性即使在养育孩子期间会暂停就业，但在子女长大之后，依然会重返就业市场。

第四组女性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大学毕业（出生于1944-1957）。这一组女性的特点是对事业的重视程度超过家庭。

第五组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及之后大学毕业（出生于1958-1978）。这组女性汲取了第四组女性过于重视事业而错失家庭的教训，力求兼顾事业和家庭。

戈尔丁在书中描述了100多年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从事业或家庭的二选一到两者兼顾的过程。其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导致的职业需求从体力到脑力劳动的过渡，以及避孕药的出现使得女性有了推迟婚姻和生育的选择。

尽管高知女性兼顾事业和家庭的能力越来越强，她们的收入和事业成就仍然明显落后于男性。戈尔丁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贪婪的工作”（Greedy Work）安排，而非职场上的性别歧视。

“贪婪的工作”描绘了这样一种现象：愿意全天候和在办公室随叫随到的员工会获得丰厚回报。这些回报往往与投入的时间不成比例。多投入一倍的时间，收益却远远超过一倍。而无法在工作上投入额外时间的人，其工资也会不成比例地缩水。

如果一个人有孩子要照料或其他家庭责任要负担，就很难在工作上随叫随到。而有孩子的女性，就需要重新选择在时间上要求较低的职位，因此，即使按小时计算薪酬，所得的工资和那些“贪婪的工作”相比，也会更低。

在这本书中，戈尔丁写道：“如果女性不为家庭随时待命，她们自然可以从事时间长、报酬高、时间安排不可预测、晚上随叫随到、周末偶尔加班的工作，事实上，很多女性已经身体力行。对于刚毕业的女性大学生和家庭负担较少的女性，选择时间长、要求高的工作未尝不可。可一旦宝宝降生，优先事项就会改变。基本的照护非常耗时，并且女性突然要为家庭随时待命了。为了给家人提供更多方便，她们必须减少对雇主和客户的服务。于是，她们往往减少工作时间，或者选择灵活性更高的工作，但收入要少得多。随着孩子长大和日益独立，这些责任会减少，而在这些时期，女性的收入相对于男性确实有所增长。但其他家庭需求往往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出现，慢慢取代孩子减少的需求。”

戈尔丁等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女性未生育之前与男性的工资差距很小，但生育之后女性和男性的收入差距立即拉大。这通常被称为是“母职惩罚”。由于女性比男性承担更多照顾子女的责任，使得女性在生育后职业发展和收入增长都变得困难。

中国也有类似的研究。2021年7月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发表于北大核心期刊《人口与经济》一项研究表明，对中等收入家庭来说，从就业情况来看，在控制个人人力资本特征、所在省份和家庭特征等变量后，在妻子一方，孩子数量与妻子就业几率存在负相关关系，而生育行为对丈夫就业几率的影响不显著。就妻子而言，与没有孩子相比，有一个孩子使得其就业几率下降约6.6%；而有两个孩子，其就业几率再次下降9.3%（与一孩状态相比）。

具体到孩子数对母亲工资的影响，既往研究给出了数据。201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使用CHNS（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1993、1997、2000、2004、2006 年的调查数据，发现与没有孩子的女性相比，一孩母亲的小时工资率下降7%，二孩母亲的小时工资率下降16.8%。

此外，从家庭收入来看，该研究发现，有一孩的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5.6%，有二孩的家庭其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7.1%。

那么，如何缩小男女在职场上的收入差距？戈尔丁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降低工作的“贪性”，如果贪婪的工作不那么贪婪，而灵活的工作更有效率，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生活和工作会更加平衡，就业市场上也会有更好的性别平等。

戈尔丁的研究还显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首先，受教育程度更高，结婚较晚，仅仅这一点就意味着这些女性生的孩子更少。一个简单的时间机会成本模型会告诉你，如果一个女性的单位时间价值很低，也就是说，她们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找不到收入丰厚的工作，那么待在家里，照顾孩子，生更多的孩子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如果她有一份令人满意的高质量工作，那么她可能会尽量要更少的孩子。因此，仅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这一点，就会减少生育。抚养方面的情况也在强化这一点，因为在世界各地，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会给予的更多，这就意味着，养单个孩子要花更多的时间，孩子的数目就更少了。

中国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也显示，按受教育程度区分的15-64岁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数如下：

小学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1.97个孩子，

初中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1.55个孩子，

高中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94个孩子，

专科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78个孩子，

本科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63个孩子，

硕士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57个孩子，

博士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63个孩子。

上述统计数据显示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降低生育率。但也有一个例外，博士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数稍高于硕士，与本科学历的女性生育的孩子数持平。

我在《人口战略》第22章《生育减负和女性平权》提出了女性生育减负的一些建议：

一是普及托幼服务

对女性的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是孩子的0~3岁时期，所以很多国家提供了普惠性的幼托服务，来缓解这方面的压力。根据OECD Family Database的数据，OECD成员中3岁（不含）以下儿童入托率平均值为35%。有11个国家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超过50%，其中最高的卢森堡是63.3%，冰岛达到了59.7%，荷兰、法国、挪威、比利时等国家超过了55%。在中国，严重缺乏针对未满3岁孩子的托儿服务。根据国家卫健委2021年的数据，0~3岁婴幼儿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5.5%，远远低于OECD平均水平。现在很多家庭还是依靠老人来带孩子，未来的老人可能并不那么愿意带孩子，所以，大幅提高0~3岁孩子的入托率非常有必要。

二是推广混合办公模式

随着互联网技术中远程会议、协同工作软件的成熟，远程办公在技术上已经趋向成熟。亚马逊、微软、谷歌和苹果都把远程工作的模式常态化了，推出了不同的混合办公的制度。2022年2月，携程中国公司宣布全公司近3万名员工将实行混合办公制，允许员工每周三和周五在家远程办公。这是中国首家大型公司推出“3+2”的混合工作制。以携程为代表的中国的高科技公司正在积极尝试混合办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即不仅工作效率没有下降，而且还大幅提升了员工满意度。混合办公模式可以让家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减轻本来很大的育儿压力。特别是对于有小孩的女性员工，通过混合办公的模式，每周可以省下几个小时的通勤时间。男性员工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和分担家务。当然受益最大的还是职业女性，她们可以更加灵活地分配时间，更多地陪伴家人，从而更好地平衡家庭和工作。

三是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

如果仅仅延长女性育产假，不可避免会导致企业不愿意招聘女性，从而加剧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为了减轻职业母亲生育小孩的后顾之忧，政府应承担产假期间的用工成本。另外，建议出台男女相对平等的育产假政策，这将有利于保障女性在就业和职业发展上的权益，纠正就业上性别歧视的现象。

四是引进外籍保姆

很多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和香港，通过引进外籍保姆的方式来降低父母的家务负担，尤其是抚养孩子的负担，这些保姆可以做各种家务，接送小孩，参与一部分陪伴和监督的工作。这些保姆大多来自低收入国家，如菲律宾、印尼等，普遍工资在4000元左右，不到中国同类保姆的收入的一半。引进外籍保姆可以让很多家庭雇得起全职的保姆，可以降低父母在家务和培育孩子方面的负担，降低父母尤其是母亲的机会成本。

上述生育减负也有利于提高生育率。那么，提高生育率是否会导致女性地位下降？《人口战略》一书认为，女性地位和生育率的关系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如下图所示，在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传统社会，女性地位比较低，不得已生很多孩子。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女性地位和参加工作比例逐步提高，生育率下降。但是这种下降不是单向的，当社会进一步发展，女性地位和经济独立性非常高时，再增加生育福利，生育率不降反升。

部分国家女性工作率与生育率的关系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8

图中的U形曲线，展示了社会发展水平和生育率的非线性关系。很多低收入的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女性地位和女性工作率比较低，生育率比较高。像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女性地位和参加工作率属于中游水平，虽然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较高，但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方式根深蒂固，所以结婚率和生育率非常低。北欧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参加工作比例都很高，而且生育福利很好，生育率就很高。例如，瑞典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在确保性别平等方面最成功的国家之一，瑞典的新《王位继承法》赋予王室女性和男性同样的继承权，从而成为第一个宣布不论男女由长子（女）继承王位的君主制国家。瑞典议会中，女议员的比例约占40%。另外，瑞典在20世纪80年代颁布了专门的《同居法》，承认同居关系的法律效力，规范国民的非婚同居生育行为。近年来，瑞典生育率接近1.9，在欧洲国家中仅次于法国。

目前中国生育率和生育意愿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女性无法兼顾职业发展和养育孩子。当代大量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参加工作，很多职场女性无法兼顾工作与养育子女，最终导致不生育或只生育一个孩子。所以，以政策保障女性不因生育而失去职场发展的机会，有利于提高生育率。

此外，取消中考和缩短学制也有利于女性生育减负。中考和高考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导致学生有2年时间用于复习和应付中考和高考。建议取消中考和缩短学制，实行十年免费义务教育。毕竟在拥有互联网之后，学生不必死记硬背很多知识点，缩短学制完全可行，取消中考则省下很多原本纯粹因为复习迎考而虚耗的时间，就可以把基础教育阶段提速2年，16岁就能上大学，让绝大多数年轻人在20岁时可以完成大学教育，提早两年走上工作岗位。一部分人可以在22岁获得硕士学位，提早2—3年走上专业类岗位。这既可以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又可以让年轻人尤其是女性有更多时间成家立业，从而提升生育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