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时之相，还是弄权奸臣？｜张居正的形象变迁

对于张居正的评价，毁誉互见，瑕瑜不能相掩，是向来一般史家的共通看法。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存目四·太岳集》有云：

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

《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二， 万历十年六月丙午条，在为张居正立传时也说：

居正性沉深机警，多智数……及赞政，毅然有独任之志。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遂居首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十年内海寓（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询经济之才也。……惜其褊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斲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也。识者谓：“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

然而由于张居正“勇于任事”“嫌怨不避”“毁誉利害不恤”，因此他死后“持公议者少，惟升沉进退之际，挟旧怨以图报复者为数较多”（孟森《明代史》语）。尤其张居正曾禁书院，与晚明讲学风气相忤，致犯众怒，如东林领袖人物顾宪成即以梅之焕“致思”论张居正，谓“其言可痛”。于是晚明贬张居正者众，而褒之者寡。即如王世贞，虽“心服江陵之功”，但在《嘉靖以来首辅传》后，还是批评他：“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没身之后，名秽家灭”。至于明清之际，万斯同还认为张居正的功业“虽曰瑕不掩瑜，而瑕实甚矣”，因为张居正“挟宫闱之势，以骄蹇无礼于其主”“凌上无礼”，失去为人臣应该“以敬为上”之道，“大节一失，余无足观”。况且他的改革措施，得罪了整个官僚系统，“设施举措又多未厌众心”，是以招祸，把他当作“奸人之雄”，而持否定之评价。而被谷应泰袭用于《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曰”的《明史纪事》作者蒋棻更进一步持全盘否定态度，竟痛斥张居正是“倾危峭刻，忘生背死之徒”，说他“包藏祸心，倾危同列，真狗彘不食其余”，甚至将万历中的“矿税之祸”，也说成是“居正之贻患”。

但是在晚明值国家危亡之际，也有不少士人反而感念张居正的功勋及其振衰起敝的任事作风，不再说他不合法制及自居宰相之失，如天启年间举人陈治纪即引时人的评语云：

居正受遗辅政，肩劳任怨，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邹元标也说：

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尔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臣，奚愧焉！

迨明亡之后，明遗民鉴于明亡惨痛教训，对张居正的评价更加肯定。如查继佐《罪惟录》即将张居正列入《经济诸臣列传》，一再强调他“功在社稷”，论列其“用人行政”“撙节理财”之功，及“数年间法纪大张，弊亦尽剔”“五千余里，几无烽火”之效，并说明张居正勇于任事，不任姑息，是“善百世者不顾一时，制万物者不姑息一事”，决非一般“竖儒所能解”。而清廷官修《明史》也赞扬张居正，说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

清代后期，国家衰乱之势已萌，有识之士遂表扬张居正，以为改革之榜样。道光朝曾任两江总督、从事两淮盐政改革著有声名的陶澍，就为此将绝版久亡之《江陵全集》，嘱人重校付梓，特撰《重刻张太岳先生全集序》云：

明至嘉、隆时，上恬下嬉，气象荼然，江陵张文忠公起而振之。挈领提纲，综核名实。法肃于庙堂之上，而令行于万里之外。其时海内殷阜，号为乂安。

认为“其精神气魄，实能斡旋造化，而学识又足以恢之”，不只是“有明一代所罕觏”，而且是“旷古之奇才”。虽然受到流言“恶声所蒙”，但陶澍认为这些污蔑他的人“岂独昧江陵之功”，而且是“劫于众而相率为违心之谈”。迨清末，国势更危，国人或从事维新变法，或从事国民革命，皆热衷于宣扬民族精神，于历史人物中，选出振衰起敝、开疆拓土之民族英雄，为之立传，以为振奋民心。1911年，梁启超作《中国六大政治家》，将张居正与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同列，以只有政治家张居正为明代的特点；认为近代中国之衰败唯有崇尚法治，始得振衰起隳，富国强兵。

1912年，民国肇建，国家仍然积弱不振，内忧外患迭起，因此梁启超的主张仍然大为时人所赞同。1934年，青年党领袖陈启天（翊林）提倡国家主义，对法家人物之倡行改革以富国强兵，特别赞扬，除注《商君书》、写《商鞅评传》外，又写《张居正评传》，阐扬张居正的种种优点：

文忠在智力上是个天才家，有善于求学说理，知人晓事的聪明；在思想上表面是个儒家，骨子却是法家，有力求综核名实，信赏必罚的理论；在事业上是个政治家，有认清时势，贯彻主张，任劳任怨，不顾一切的魄力；在军事上是个统帅者，有妥定兵略，善用将领，巩固边防，剿平内乱的计谋；在行政上是个主持者，有确定权责，特予信任，勤加指导，严核实效的办法；在志行上是个持操者，有恳辞爵禄，严拒贿赂，不计毁誉，尽瘁以死的精神。汇合文忠独具的天才、思想、精神和事业，遂成功一个大政治家。

对张居正的缺点几乎完全不提，在陈启天的眼中，张居正几乎是个完人。

抗战期间，全民奋起，团结一致对抗日寇，民族精神高昂。朱东润于抗战末期出版《张居正大传》（开明书店，1945年），他说：

我想从历史陈迹里，看出是不是可以从国家衰亡的边境找到一条重新振作的路。我反复思考，终于想到明代的张居正，这是我写作《张居正大传》的动机。

又说：

为什么我要写张居正？因为在1939年到达重庆以后，我看到当日的国家大势，没有张居正这样的精神是担负不了的。

朱东润在这本大作中虽不讳言张居正的缺点，但由于是要“把这样的为国为民的人写出来，作为一个范本”，整部作品对张居正肯定的评价占绝大部分。读者看完这本书时，很少有人会记得张居正有什么缺点的。

1949年以后，朱东润的作品《张居正大传》在海峡两岸都重版过多次，表明张居正同受两岸人民的肯定。而熊十力又作《与友人论张江陵》，极力颂扬张居正，认为他是大思想家、大政治家，“窃叹江陵湮没三百年，非江陵之不幸，实中国之不幸”。在大陆批林批孔、尊法反儒的时代，由于张居正的做法近于法家，而被列为中国古代26位法家人物之一，捧为进步的爱国的正面人物，得到肯定的评价。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从事改革的历史人物同样得到人们的赞赏，在个人所见的将近50篇1980年以来出版的论文中，几乎完全看不到对张居正负面的评价，大都是讨论张居正实施的考成法、清丈土地、一条鞭法、整顿驿递与治理黄河等措施与政绩；张居正的历史地位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种情形在海峡的这一边——台湾，虽不似彼岸那么热烈，但梁启超、陈启天、朱东润的作品再版多次，在标准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也是作肯定的叙述，完全看不到什么负面的论断。尤其唐新在1968年出版《张江陵新传》，更是全面肯定，在他看来，张居正这样的历史伟人是毫无差错的，书中甚至特立《所谓诬蔑亲藩与排挤高拱》一节，认为所谓“附保逐拱”“如不是捏造，便是臆测”。而香港的马楚坚也持类似看法，在其《张居正之辅政》一文中，也认为这是“乌有诬蔑之事”，居正是“受不白之冤”。

虽然近代学者多全盘肯定张居正，但钱穆（宾四）教授对张居正却有意见，他在1952年出版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张居正严禁讲学，关闭书院，妨害学术自由是一大缺点。他还认为张居正是权臣；因为按照明朝祖制，内阁是没有预闻政治职权的，张居正只是一内阁大学士，不是政府中的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士而擅自做宰相。为此，徐复观发表《明代内阁制度与张江陵（居正）的权奸问题》，对钱宾四的说法大加抨击，认为明代的大学士就是宰相，何有“自居宰相”之嫌，张居正是一个大政治家，周秦以后，只有王安石可与之相比，“权臣奸臣之论，恐怕太昧于史实了”。

近代以来，对张居正全面肯定的趋势，直到最近才有些改变。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虽肯定张居正的功业，但对他“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做必要的让步”等错误，大加检讨，认为他的“一套偏激的办法，是和全国的读书人作对”。龚鹏程则撰《与熊十力论张江陵》，批驳熊十力的论点，认为“刚鸷忮［佷］、玩弄权术、排挤异己是张居正的致命伤。这是他性格上的弱点，故人人都承认他的政绩，却人人不喜欢他”。1996年，邱仲麟在台北万象图书公司出版的《争议人物》序列丛书中写了一本《独裁良相张居正》，总结历代史家对张居正的评价，他不满意近代以来史家对张居正“重善讳恶”；遂以“据实追究、不隐恶、不过美”为原则，简要地述说张居正的生平与功业。此书虽是一本小册子，可读性却很高，可惜为所能运用的史料及篇幅所限，难以深入。

二

明清史学界的前辈韦庆远先生，有感于近数十年来关于张居正的传记与研究论文，对张居正“其人其事其器识品格其学术主张”“对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曾起过的作用，难免仍存在不少分歧”；认为“与其各说各话，不如认真地进行讨论”。韦先生“经过十多年来对张居正有关问题的摸索思考”，终于写成这部70万言的大作——《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这部书，不同于前人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他运用了罕见的丰富史料。一般讨论张居正的著作，差不多集中运用《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张太岳集》《明实录》等较常见的书，很少利用到当代其他相关人士的文集资料。韦先生在写这部大书时，运用的史料极为广泛，除实录、政书等官方出版品外，与张居正同时代有关人士的文集、书信，只要在海峡两岸图书馆中能找得到的，都一一参考。全书引用的私人笔记、文集、书信达150余种；此外又引用以明代为主的地方志达65种。因此能深入许多以前学者所未谈到的细节，平允公正地评价张居正的实际政绩及处事为人，并且还能透漏出近代学者为主观愿望所困的盲点。

过去学者对于隆庆时代内阁成员间的“混斗”，一概简单地以权力斗争视之，韦先生虽也不反对这一点，但更进一步从各个人的政纲与学术思想的根源上着眼。书中的第八章第六节、第七节，花了约30页的篇幅，讨论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与高拱、张居正的学术思想及其分歧之处。他认为徐阶、李春芳、赵贞吉等崇尚理学，倡导讲学，“语玄虚，薄事功”“舍正学不谈，而以禅理相高”，与高拱、张居正之崇尚实学、“痛抑讲学”是对立的；这一分歧导致在面临隆庆初年政局走向的抉择上，徐阶等人坚持保守旧制，高拱、张居正则主张“法以时迁”“振弊易变”，倡奉改革，以“安民生，饬军政为急”。高拱与张居正这一派终于取得胜利，而能“积极、坚定、审慎而有步骤、有次序、有针对地行变制改革”。把内阁成员间“混斗”缘由的解释，从简单的权力斗争，提升到学术思想分歧的对立，正是这本书过人之处。

对于“江陵柄政”的功过评价，自明代以降，学者评论分歧，但近代以来持肯定态度者为主流。韦先生的书也从第九章到第十七章，以全书的大多数篇幅，具体而深入讨论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及落实情况，正面叙述其重整吏治，为天下理财，清丈田亩，推行一条鞭法，平南倭北虏的威胁，厉行法治，整理驿递，整治漕运等功绩。与一般学者不同的是，韦先生虽阐扬张居正的正面功绩，却不讳言其柄政的负面影响。在第十八章专论其反对讲学，执行文化专制政策，批判张居正“采取粗暴方法以禁锢思想”“是行不通的”，是其柄政之“败笔”。对于为后人赞扬之清丈田亩与推行一条鞭法，韦先生利用明清方志及新发现《山西丈地简明文册》等资料，指出清丈田亩政策在各地落实之差异性及弊病。如有些地方丈田“册报多虚”“务加额为功”“争改为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等。韦先生举地方志记载的实例，以不偏不倚的立场说明清丈中负面的影响。关于一条鞭法的推行，他述说嘉靖初经隆庆年间全国各地屡行屡止的具体情况，肯定张居正断然推行于全国的功绩，认为精选重用认真贯彻推行一条鞭法的官员，是短期内能够取得大成效的重要因素。韦先生对一条鞭法极为肯定，在第十三章中特立两节，表扬该法对改善民生国计的重大贡献及其历史意义，以梁方仲教授对一条鞭法之研究成果为基础，具体说明该法“确能起到均平赋役负担，压抑豪强，纾解民困，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作用”，认为“张居正在这方面的决定性贡献，都是不容抹煞的”。韦先生虽未像袁良义《清一条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比较具体地说明一条鞭法各地实施的差异性及张居正死后该法失败的原因，但他还是指出“在某些地区也存在过一些不公平甚至不法的问题，使有关地区的黎民受到损失”。足见韦先生研究历史的态度之公允持平。

至于张居正的操守作风的论述，是向来最受争议的，其中尤其对于张居正与高拱的恩仇及所谓“王大臣案”，是争议的焦点。韦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用力甚深，他如实地表扬高拱在隆庆改革中的巨大功绩，及高拱与张居正在改革方面的合作关系，发潜德之幽光，是前人论著中少见的。但也指出两人“名望相近则相妒”，演变到朝臣分别依附，营垒对立分派。韦先生特别从张四维的《条麓堂集》中找出张四维写给高拱与张居正的信，曾努力调解双方的关系，未能成功。这段史实久被湮没，韦先生表而出之；使读者对高、张不和的史事，能有进一步的了解，是韦先生大作的另一主要贡献。“壬申政变”，高拱被逐，一般均以其败在张居正、李太后、冯保政治铁三角之下，韦先生则指出高拱的专断，以为“十岁孩儿安能决事”，威胁到皇权，才是关键，真乃一针见血的论断。至于王大臣案，有些学者强为张居正洗刷，以此事乃子虚乌有。韦先生则认为此案虽是冯保主谋炮制的假案，其实张居正不但知情，甚至还参与删补冯保上奏处置高拱的奏疏，这点是不能为张居正回护的。至于张居正压抑迫害诤诛者，多为子孙谋，作风骄奢，甚至涉及苞苴馈遗等事，韦先生也不像近代一些学者巧为之掩饰。他认为张居正的缺失，虽有其时代的背景，但“亦不能完全忽略了个人的责任”。

总体来说，韦先生认为张居正虽有些重大缺失，但对明代是有“无与伦比的伟大建树”的。韦先生写这部大作所持的立场，确如他自己说的：

采取严肃公正的态度……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出发，充分注意到他们的个人特点，对其政策理论上可取之处，治道方针上可行之处，道德修养上可称之处，曾经有过的建树或缺失，都应给予公平的评估。

因此，《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可说是自有为张居正立传以来最深入、最公正、最能“美恶不掩，各从其实”的巨著。

本文节选自台湾历史学家徐泓为《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韦庆远 著，汉唐阳光丨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所作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