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支持小李水果店起诉著名媒体人？

那天晚上，大冬突然要跟我讨论新闻伦理，特别吓人。她是太原著名吃喝玩乐号“中原主观指南”的主理人，贫穷但快乐，天天吃吃喝喝、岁月静好。

我说你咋还研究起新闻伦理了？

她说，是新书《九路口》和小李水果店的争议。这本书的作者是媒体圈两位如雷贯耳的前辈伊险峰和杨樱老师。伊险峰和杨樱老师都出自著名的第一财经，伊老师还是创始人，两人后来创立了著名的好奇心日报，现在又共同创立了小鸟文学。

《九路口》这本书，记录了他们上海办公室附近九个路口范围内的小店、人物和城市风貌。杨樱说：“我们想要对这片街区做一份白描性的记录。这种记录本身，也许就是有价值的。”

小李水果店也在这片街区，小李和家人的故事也被记录到了书里。

九路口

但当小李看到书之后，出离愤怒，他的很多隐私被公开了，而在公开之前，作者并没有告知小李。

为了写这期稿子，我还特意去买了这本书，挺贵的，快50块钱。公里公道地说，这本书写得很好，是一部上乘的非虚构作品。我仔细地看了书里写小李的那两篇，我觉得人家小李维权没啥错，我支持他。

我要说明的一点是，我并没有半点不尊重伊、杨两位老师的意思，我一直是好奇心日报的忠实读者，我一直觉得，这是中国最好的互联网内容产品，不需要加之一。

以下的讨论是严肃的，我想讨论的是新闻伦理和非虚构写作的权力边界。即使有激烈之语，也并非针对二位老师，这只是我个人的写作风格，你甚至可以认为，是我这个无良自媒体在故作姿态，博取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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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李水果店在自家公众号发了一封公开信，信是小李和朋友胖丁一起写的，但因为侵权的对象主要是小李，我为了行文方便，以小李代指维权一方。

你们可以自己去搜一下这篇文章看看。

文章截图

小李质疑或者说不能接受的一点是：

自己和他家人曾经和小鸟与好奇心主编小杨聊天的内容，都在没有询问是否可以出版，是否涉及隐私的前提下，公然出现在书页上，从小李的真名，微信名，社交账号，恋爱经历，到小李不愿意和公众分享的过去，到小李每一个家人的工作和过去经历，甚至创伤等等，都被扁平地，冷漠地，带着具体信息地打印在了书页上。然而小李却完全不知道这些会被出版。

他所描述的采访过程是：

两年前，当小鸟文学小杨拿着录音笔出现在小李水果店门口时，她模棱两可地说可能会写一本书，但还不知道出不出版。小李妈妈喜欢和人聊天，也没有媒体舆论的意识，在和小杨的相处过程中把她当成朋友，渐渐分享了更多的个人经历，但她并没有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的权力和信息不对等，以及对自我隐私的保护，更不知道她聊天的内容在几年后会被不禁询问地实名出版，其中包含着她很多不愿意公开的私事。 所以，当小李看到自己私人的经历，那些对他家人来说困难甚至创伤的经历，都被娱乐化，审美化地当作一个故事，一个作品，被出版，被消费时，他感到无比愤怒。

书里确实披露了很多小李及其家庭的隐私，还有小李的真名、微信名等个人信息。尤其考虑到这些都没有得到小李及其家人明确授权的前提下，小李的愤怒当然理所应当。

当然，肯定会有很多看过书的朋友觉得也没什么，除了小李之外，这本书还写了很多人，写作尺度对所有人都差不多，怎么其他人都没事，就小李出来维权呢？如果每个人都像小李一样较真，这本书就没法写了。或许，对于很多人而言，自己能出现在一本非常有格调的书中，本身就是一种荣耀，自己又不是啥名人，隐私不隐私的，并不重要。

在小李事件中，我想讨论的是，涉及个人隐私的写作，应该以什么为尺度？什么情况是不能接受的？什么情况是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首先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新闻报道，另一种是非新闻写作。

新闻报道都是要涉及公共利益的，不涉及公共利益的写作都不能称为新闻报道。因为新闻报道以公共利益为根本依归，有时候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时候，新闻报道就不得不侵犯到个人的利益，甚至牺牲一部分个人利益。

比如老韩去卧底某餐饮品牌，应聘进入后厨偷偷拍摄，其实是侵犯了这家企业的利益的，因为很多企业都有明文规定，后厨不准带手机。但你也不知道这家违不违规，所以你只能先进去拍。

你偷偷拍到有员工违规甚至违法，也是侵犯人家的隐私的。但这样的侵犯可不可以呢？我认为可以，因为你为的是公共利益，要报道这件事，这样的拍摄是必要的。但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新闻报道，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应该以必要为限度，否则就是不道德、不体面的。

还是以老韩为例，他如果拍摄到了人家偷偷说同事或者领导坏话的镜头，你能不能放到片子里播出来呢？我认为不能，因为没有必要，你有没有这个镜头，并不影响你的报道。你非要加上这么个镜头，就是侵犯了人家的隐私。

即使要牺牲一些个体利益，记者要奉行的根本原则也应该是能不牺牲就不牺牲，非要牺牲也要尽最大的努力少牺牲。

以前，每当有一起恶性事件，很多特稿记者喜欢去还原当事人的故事，还原和探究“恶魔”或者被害人的背后。

很多优秀的同行为了让稿子好看，会巨细靡遗地写很多细节。但很多细节未必与公共利益有关，只与涉事者的个人隐私有关，你是没有必要也不能写上的。

但这个时候，当事人要么已经被拘留，要么已经过世，只是没人追究而已，并不代表你这么写就没有问题。

2

回到《九路口》这个事儿，我想先厘清一点，这本书算新闻报道吗？

我认为不算。这本书是文学作品，很难说是以公共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新闻报道。所以，它本身就不享受任何豁免权。

所以，两位作者是不能以新闻报道的豁免权来回应小李的愤怒的。

上海巨鹿路

小李说，当他提出要删除个人隐私的诉求时，对方以“2万册书已出版，无法撤回”的现实理由而拒绝，并说从他们的记者角度，理论上不需要小李同意就可以出版他的个人隐私，更是强调他们拒绝任何形式的“新闻审查”。

小李说：“从我们角度，这句话是既得利益者把自己受害者化，从而忽视和逃避给所剥削对象带来的伤害。”

上述作者方的说法，我相信不是小李编的，因为这种说法太像一个傲慢的媒体人的话语体系了。

什么叫从他们的记者角度，理论上不需要小李同意就可以出版人家的隐私？什么叫“新闻审查”？这本书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闻报道，何谈新闻审查？这本书正如小李所说的那样，归根结底是为了利益而出版的作品，无论是实实在在的版税还是随之而来的名声。

你拿别人的隐私来牟取自己的利益，怎么能不需要别人的同意呢？

当然，很多读者看完书可能觉得这也没啥，他们也不觉得小李的隐私被侵犯了。

很多同行可能觉得，你接受了我的采访，就是默认我可以写你说的任何话，怎么还能有隐私这一说呢？

但写作是否侵犯当事人的权利和隐私，要以当事人为准，而不应该以写作者或读者为准。你刊发之前，以“拒绝新闻审查”的名义不让人家看，人家看了你发的东西接受不了，你说已经印了没法弄了，还以新闻报道的逻辑来压人家，我觉得这既不体面也不道德。

相比之下，维权的小李已经足够体面了，他在文章中说：

和小鸟文学聊天的过程中，他们无法满足我们的诉求，但他们最后也表达了歉意。因为书已出版，我们的权益已经无法避免地被损害，这篇文章除了发表我们自己的声明外，也想让更多人知道在创作、新闻和学术研究中对个体的尊重与保护的重要性。不论是对法律和新闻行业不了解而无法保护自己的被访者，还是理所当然而不自知的媒体，这个小小事件所反应的更大结构性问题都值得反思与讨论。 其实作为受访者，我们需要的仅仅是沟通的安全和透明，一句对个人隐私（姓名，住址，社交账号，家庭情况，过去经历等）出版的询问，一句确切的对出版计划的告知，都是力所能及的事情，但对它的忽视却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并无意识地固化已有的权力关系。

这里要解释一下，小李提到的小鸟文学是伊、杨两位作者新的创业项目，涉及小李的文章，也最早刊发在这个平台。

在发出第一篇文章之后，双方在共同好友的劝说下，达成了初步的妥协。

据小李说，他将不再表态，而对方则同意暂时不动库存，并在年后以技术方式删减书中内容，也会正式道歉，他到时候会删除文章。

但在年后，对方却依然在各地宣传售卖新书，这让他很愤怒。他说：“为什么我作出了很多让步，但事到如今他们连真诚的公开的道歉都无法保证？”

很显然，对方似乎并不能理解小李的痛苦与坚持，他期待对方诚挚且发自内心的歉意，但只得到了一句追问：“所以你下一步的法律诉求是什么？”

小李说：

我也怀疑之前的说辞更像是想要息事宁人下的迫不得已。从始至终，我都没有感受到被当作一个“人”。对他们来说，我是一个社会底层困境的符号，一个个人观点和诉求并不重要的写作素材，一个传播他们信念理想的工具，一个行为和动机都要被分析的案例，或者是现在，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麻烦，却从来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尊严，被平等对待的真实的人。

所以，后来小李宣布要起诉出版社和作者。

之后，伊、杨两位作者发布了回应。你们可以看一下。

回应截图

正如小李所感受到的那样，我在回应里，也感受到了两位媒体大佬冷冷的精英凝视。自始至终，小李从未被视为一个朋友、一个人，而是一个作品的一部分。

但很奇怪的是，他们竟然能以这种不尊重人的方式写了一本致力于尊重人的书。

3

下面，我不揣冒昧地想替小李回复一下两位德高望重的媒体前辈，也想向两位前辈提出我浅薄的、无良的疑惑，当然，我并不奢望回复。

我特意咨询了大冬，小李水果店确实是一个社群，但也卖水果，书里也说了，他爸就是以卖水果为生的。非要强调小李社群主理人的身份，无非是想说，小李不是弱者，他也懂网络舆论。

小李之所以敢站出来与两位媒体大佬对抗，唯一能依凭的，就是网络舆论、世道人心。

我想，这一点，谁都不会否认，因为小李是弱者。

作者说，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认为，在被明确告知采访意图的情况下，受访者应该有能力斟酌自己所述内容是否适合公开。

当然不是！

做过记者的都知道，你要写那样一篇特稿式的非虚构作品，绝对不是一次随机采访就拉倒了。你得反复地和采访对象聊，聊了可能成百上千个细节，可能才能挑出几十个细节来写。你挑的细节，是你觉得重要或者能提高作品品相的细节，并不一定是被采访对象愿意公开的细节。人家之所以愿意和你分享自己的人生、自己的隐私，并不是基于人家“有能力斟酌自己所述内容适合公开”，而是人家把你当成了朋友，所以才愿意和你说。

无论在什么媒体，突破采访对象——或者说——取得采访对象的信任，永远是一个优秀记者的必修课和最重要的技能，我不相信伊、杨两位声名显赫、德高望重的媒体前辈，会不知道这一点。

但你在采访完之后，拿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之后，真的把小李和他的母亲当成你的朋友了吗？

怎么可能呢？

小李怎么配呢？

所以，才产生了“精英凝视”的问题。这是每个记者，尤其是特稿记者和调查记者普遍都会遇到的问题。

上海街景

在大多数新闻事件中，当事人和记者是两个阶层。记者——尤其是知名媒体的知名记者，无疑是精英阶层，无论从收入上还是文化特权的占有上，这就注定了，小李这种卖水果的或者弄个社群搞活动的，是很难和采访他的杨老师做朋友的。

但杨老师为了采访小李，肯定是和他做了一段时间朋友的，人家只有信任你，才会把很多隐私的事情和盘托出的。但有些话是人家私下对朋友说的，你不能拿到公共场合一下子就给公开了。

我打个比方，雄哥私下跟我说他特别喜欢一个小姑娘，这本来就是私下交流。然后我就公开写到稿子里给发了，这肯定不行。一方面因为雄哥还没有离婚，这样会坐实他是个渣男。另一方面，对人家小姑娘也是飞来横祸，啥事没干，竟然破坏了一桩婚姻。而且，雄哥很有可能就是跟我说的时候喜欢了一下，第二天就不喜欢了，就不想出轨了，可我一下子就这么给他坐实了。他百口莫辩。

我只是打了个比方，雄哥并没有要出轨的想法。

大冬问我：“你天天泄露朋友们的隐私，靠蹭前同事博流量，怎么好意思指责人家两位媒体前辈呢？”

我想说，我所有涉及他人的稿子，都会给人家看，包括虚构的剪辑的很多荒唐的行为与观点，人家不同意，我会修改，对方确认了我才会发的。

而且，我在写稿子的时候我就会考虑到朋友的处境，很多会对人家带来麻烦的细节我根本就不会写进去。

我个人觉得，一个作者写作的伦理底线就是，你要以同等的善意回馈那些怀着善意接受你采访的人。人家好心好意接受你采访帮你完成你的工作，你反而为了自己的稿子好看，背刺人家。

这怎么能行呢？

所以，作者回应的第五点就不值一驳了，你又不是严肃的新闻报道，不涉及公共利益，写了人家的隐私故事，怎么能不让人看呢？即使不是为了保护人家的隐私，你难道真的那么自信自己不会写错？

小李就指出了书中内容的不确实和模糊，小李水果店的运营由三个合伙人共同分担，三人都付出了很多，但在书中其他合伙人被一笔带过，重点放在了小李身上。

正是因为两位作者致命的自负和根深蒂固的傲慢，我才说他们“精英凝视”。

当然，小李确实也不是大字不识一个、啥都不懂的“卖水果”的，他也有自己的社交媒体，喜欢思考也喜欢写作。所以，他才能写出那么动人的维权文章。在文章中，有一点特别犀利，他说：

在和他们的之前接触中，我们相信他们是真诚地不认可权力分化严重的社会结构，但他们却在创作和输出过程中无一不再重复社会性的权力关系，内化了社会结构，以“不透明”，“不平等”，“不交流”便可自作主张的方式，站在了高高在上的特权方。 除此之外，在聊天过程中，也感受他们对职业规范对错的绝对判断，多次说出类似于“从我的职业来看，确实不用这样（争得对方同意）就可以发出。”的话语，通过固执地跟从行业权力的规则，独占话语权，在过程中不断伤害本就是权力结构内失权的参与者。这些都与这本书所表达的公众性与平等相斥，做出了虚伪而不自知的创作。

我也是同样的感受。

即使两位作者一开始是出于善意要记录这些普通人和这些普通街区的故事，但从对小李的应对中，我看到了两位的高高在上与格格不入。真正要记录人家，是要俯下身子和人家做朋友的，而不是因为自己掌握了媒体霸权和话语霸权，就按照自己的喜好和偏好，把人家重新塑造一遍。

尊重，是采访和写作的基础，不知道两位前辈是否认同？

这个事儿并不是什么大事儿，本不需要上升到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一开始，小李要的就只是真诚的歉意。

什么是真诚的歉意？就是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坦然承认自己的错误。

写一封诚恳的公开道歉信，我想并非什么难事。把这封信诚挚地交到小李的手中，再跟他真诚地道歉，我想也不是什么难事。如果已经印刷的2万册没办法修改了，能否在之后的版本中作出修改呢？

当然，如果是我，我会把这两万册图书追回来改完重新印刷装订，改完再卖。自己的错误，当然要自己承担代价。

写下这些不成熟的文字，除了无良自媒体博取流量之外，我还是真诚地希望自己所尊敬的前辈，能用体面的行动，重新赢回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