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卫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运动、心理健康、新鲜空气与易得的医疗服务

以下内容转载自《时尚健康》

当马丁·泰勒（Martin Taylor）出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办公室的采访间时，他的形象完美地印证了我对一名公共卫生专家的所有设想：他浅色短发，西装革履，日程繁忙，说话轻声细语却逻辑严谨；受过良好教育，曾在剑桥大学和伦敦公共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就读；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除了祖国英国外，还曾在约旦、瑞士、澳大利亚、菲律宾生活过，职业生涯中服务过多家国际组织，在世卫组织任职已近10年。

第三次来中国任职的马丁，如今是世卫组织的驻华代表。他和中国已有着超过20年的特殊缘分，见证了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在消除疾病负担、为全民提供健康覆盖（UHC）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2024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是‘My health, my right’（我的健康，我的权利）。在马丁看来，健康权利包括普通人健康受保护的权利，和获得可负担的健康服务的权利。在世卫组织任职期间，马丁将不遗余力地倡导、并与中方合作推动这两项权利。

亮马河畔入春了。这是马丁在北京最喜欢的季节：走出寒冷的冬天，看见树枝抽出新芽，嫩绿的柳枝向水面飘荡，桃花、杏花、樱花密密地开在枝头，阳光洒在河岸，照得人暖融融的。

对马丁来说，春天最大的好处是他不用继续顶着寒风骑车和跑步了。作为世卫组织驻华代表，马丁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开始的：清早起床，出门跑一会儿步，让自己的头脑从睡梦中清醒起来；回到家后，他用水果、种子和燕麦碎，搭配成一碗健康的苏格兰燕麦粥，再加一杯低因咖啡；吃完饭后，他会骑上一辆共享单车，从朝阳公园附近的公寓，沿着亮马河骑行，直到位于东直门外大街的世卫组织办公室；打开电脑，查看当天的日程，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马丁的日程很繁忙，由会议、工作任务和差旅组成。接受我们采访的那天上午，马丁刚刚结束一场会议，他进入采访室的时间几乎分毫不差，采访结束后又很快就回到办公桌前——为了避免久坐，他有一张升降的书桌，方便他站着办公。他告诉我们，那天晚上他还要从北京赶赴上海出差。

在我们有限的交谈中，我们感觉到马丁严谨的个性，就像他整整齐齐的西服和衬衫一样一丝不苟。他在社交平台X上的认证已是“世卫组织驻华代表”。300多条动态中，绝大多数是他的工作——世卫组织的动态、各国医疗系统的进步与不平等的新闻，也有他关注的领域，比如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和母婴健康，他还常常转发他热爱的机构——世卫组织招募新鲜血液的“广告”。只有极少数内容能透露出他工作之外的片刻，比如英格兰足球俱乐部托特纳姆热刺的当红球员哈里·凯恩，肯尼亚马拉松选手、世界纪录保持者基普乔格，还有英格兰曲棍球队比赛的高光时刻。

马丁似乎不介意坐实一种“工作狂”的印象。“工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被问及这个话题时，马丁微笑着说，“很多人喜欢问‘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问题，但对我来说，我需要保持的是‘工作与非工作’之间的平衡。”他告诉我们，非工作时间里他通常会去运动——骑车、跑步、游泳，有时还练习普拉提，虽然他坦言谈不上“喜欢”普拉提，只是为了保持肌肉和骨骼的灵活，“如果我不练普拉提，我就做不好另外三种运动，这些运动能让我保持清醒、保持对生活与工作的洞察力”。

马丁形容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作为医疗卫生专家，他迄今为止的人生并没有受到严重疾病的困扰，但在高强度的工作与“非工作”的夹击下，他也曾患有过“心灵的感冒”。那是在2009年前后发生的，当时马丁住在瑞士，在一家国际组织任职。“那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当我情绪开始不对劲时，我自己都没有太注意到。我身边的人都注意到了我的沮丧，但当时我只是觉得‘生活好难啊’‘没意思’。”直到某一个星期五，马丁感觉到情绪彻底地崩溃了，“下一个周一我准备去上班时，我走出公寓门，走下楼梯，然后又走了上来，回到公寓里。当时我一个人都不想见，完全没法再走进办公室。”

那是马丁从未设想过的情况。他去看了精神科，诊断出抑郁症，开始了每周两次的心理咨询，还恢复了他自有孩子以后几乎不再有精力去做的运动。他开始每天散步，一有时间就去河边、湖边、树林里享受自然与绿色。过了一段时间，他恢复了跑步，还学会了冥想。慢慢地，他从低迷中恢复了过来。

当我问起马丁，当下年轻人面临普遍的精神内耗与困顿，他作为过来人有没有建议？他诚恳地说，“你要学习和了解自己。一些心理疾病会有明显的触发因素和情绪‘开关’，当你注意到生活中出现了这些特定因素，就有可能在情绪变得更糟糕前采取行动”。他坦言，正是患上抑郁的那段经历让他更了解自己的内心、更能把握自己的情绪变化。

他认为情绪问题并不羞耻，“不要害怕谈论自己的心理负担。当你感觉不对劲时，和朋友、亲人或者心理医生聊聊。不过由于每个人遇到的难题大相径庭，很难一概而论地给予建议。最重要的是，你要识别出最影响你生活的事物是什么，去完全停止或重新启动这些事物”。

马丁出生在英国阿什福德（Ashford, Middlesex），青少年时期在彻特西（Chertsey）度过。从剑桥大学本科毕业后，对公共卫生事业有一腔热情的他进入了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成立于1899年，是当今世界顶尖的公共卫生研究院所，学院官网的“简介”页面上，清晰地写着学院的愿景和使命：通过影响卫生政策和实践的研究和教育，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切实的影响，并改善英国和全世界人口的健康与健康公平事业。熟悉国际组织语言体系的人，可能会读出这些宏大词汇背后的具体而微的事业——那些理念正与马丁青年时代的梦想不谋而合。

马丁告诉我，他学习公共卫生专业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动机——自打记事起，他就想做一份“能帮助人的工作”。童年时，他目睹亲人朋友罹患疾病带来的痛苦和沮丧，理解了疾病如何击碎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在同理心的驱使下，马丁会想象他未曾经历过的他人的生活：“试想一下你是两个孩子的父母，你生活在一个患病后需要自己支付医疗费的国家，你的一个孩子生病了，你的钱只够给一个孩子上学，剩下的钱要给另一个孩子看病。这是多么令人痛苦！”

从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毕业后的马丁，在职业生涯初期进入了英国国际发展部工作马丁作为国际发展部的雇员，参与创立了2002年在瑞士日内瓦成立的“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世界银行几年后发布的一份回顾性报告指出，在“全球基金”创立的2002年，中国是全世界结核病负担最沉重的国家之一，疾病负担仅次于印度，其中耐多药结核病（MDR-TB）和艾滋病病毒与结核病双重感染情况都很严峻，某些地区MDR-TB的发病率达到了全球最高水平。

过去，结核病被称作“白色瘟疫”，由于病人多面色苍白，与前现代时期另一个人类杀手黑死病（即鼠疫）相对应。结核病会让患者失去劳动能力，许多人因感染结核而致贫，或是因治疗而致贫，更有甚者根本得不到治疗。结核与艾滋病的组合则是更致命的“杀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旦再感染结核菌，其发展成活动性肺结核的可能性比未感染艾滋病病毒者高30-50倍，结核菌与艾滋病毒（HIV）双重感染的致死性极高，蔓延速度极快。

马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派来中国的。他清楚地记得，当时中国的医疗体系非常注重结核病、疟疾、艾滋病和其他寄生虫病等主要传染病的防治工作。马丁等国际人才的加入，标志着中国的传染病防控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02年起，中国政府在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支持下，开启了为期8年、覆盖16个省份、共6亿8000万人口的结核病控制项目；2003年起，在“全球基金”支持下，中国开始在培训、人员配备、实验室设备、药品和蚊虫控制等方面，为疟疾防控进一步发力；2002年还是中国政府制定的“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中的关键节点，政府将有关艾滋病、性病的公众宣教、监测系统建设、检测试剂药物的研发和医护人员的专业培训等中长期工作的目标，都设在了2002年。

为了参与传染病防控工作，马丁除了在北京停留，还辗转在上海、成都、昆明，以及云南和四川的农村地区，尽可能地在幅员辽阔的中国留下足迹。那时的中国正处于经济腾飞的前夜，马丁留意到了中国从东到西、从城市到农村之间发展的极大不平衡。让他至今都记忆犹新的，是在云南乡下见到的一个孩子，“那孩子着赤脚，站在街边卖花，他只有四五岁，却已经要承担这种养家糊口的压力了。”但他也记得到处都欣欣向荣、充满活力：“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有各种各样的小商店、小企业，食品和制成品销售都很繁荣”。

2007年，马丁结束首个驻华任期离开中国。在英国国际发展部任职期间，他参与过中亚和东欧的医疗保健改革。2013年他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回到中国，领导WHO团队与中国政府开展合作。四年后他再度离开，担任澳大利亚高级专员公署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卫生合作方面的顾问。2019年，他搬到菲律宾马尼拉，为世卫组织担任西太平洋区域卫生系统和服务部主任。2023年，马丁第三次来到中国，成为世卫组织新任的驻华代表。

倏忽之间，2024年已是马丁在中国断断续续生活的第9个年头了。20年前首次来华时目睹的疾病负担，一部分仍然存在：当年“全球基金”主攻的集中传染病中，结核病负担仍然较重：到2022年，中国结核病例新发病74.8万人，占全球发病数量的7.1%，结核病估计发病率为52/10万，尽管发病率持续降低，并且降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仍与世卫组织制定的“到2035年全球终结结核病流行”的结核病发病率目标值仍存在一定差距。

另一部分已成为历史，或得到了较为良好的控制：2021年，中国通过了世卫组织的“消除疟疾”认证，成为了全球第40个消除疟疾的国家。世卫组织称之为“显著的成就”——因为20世纪40年代时中国每年报告疟疾3000万例，经过70多年的努力才取得如此进展；到2022年底，中国艾滋病整体疫情处于低流行水平，艾滋病经输血和血制品传播实现基本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率降低到最低水平，迈向实现母婴传播消除，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的抗病毒治疗覆盖比例达78%，但在加强预防干预降低艾滋病病毒新发感染、以及提高抗病毒治疗水平和质量、降低死亡方面还需要更大的投入和努力。

马丁注意到了这种进步。“在防控结核病、艾滋病方面，中国还有些工作要做。但现在的情况已和20年前皆然不同，”他认为，过去威胁中国人群健康的因素包括导致传染性疾病的病原体与各种不良生活方式，如今后者的危害更为显著，因此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癌症等非传染性疾病成了国人面临的主要健康威胁。

这与马丁担任世卫组织驻华代表期间要与中方共同推动的工作息息相关。首先是扩大政府提供医疗服务面向的人群范围，“中国约有3亿高血压患者，其中有约2亿人尚未得到足够的治疗，”马丁说。为达到这一目标，进一步推动建设初级医疗保健系统很关键：完善的初级医疗保健系统，意味着医疗系统将从一套围绕疾病建立的系统，转变到围绕“人”而建立的系统；医疗服务将更靠近“人”——居民将拥有保持长期联系的社区医生或全科医生，这些医生会给民众切实而具体的健康建议，必要时将患者转诊给合适的专科医生。

马丁认为，若能在不良生活方式发展成为疾病之前提高健康意识，一些非传染性疾病是可以避免的。因此他要推动的第三项议程，是健康意识与健康生活方式的传播：减少烟草消费、促进健康饮食、减少盐、脂肪和糖的摄入、倡导身体活动、减少饮酒等等。

回顾过去，马丁认为中国在相关领域已经有了长足进步：“记得20年前刚来到中国时，我们到农村地区参加会议，当地人会给我们递烟，现在再去已经没人递烟了。我认为中国人认识到了吸烟的危害，在意识上有所转变。”

不过，他认为更令人瞩目的转变发生在公共政策层面：2014年11月28日，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及交通工具里禁止吸烟。这项由次年6月开始实施的“史上最严”控烟条例起到了积极的带头作用，此后，深圳、上海、西安等城市也陆续出台并实施了地方全面无烟法规，“相比法规实施前的2014年，北京的吸烟人数减少了63万人，但从全面无烟法规中受益的不仅仅是他们，普通大众去餐馆就餐、去办公室工作时，都不用再吸入二手烟了。室内空气变清新了，而人们本就有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马丁说。

人人不再吸二手烟、人人的健康得到保护，是马丁和世卫组织愿景里的“健康权利”之一。马丁提到，除此之外的另一项重要权利，是“全民健康覆盖”（UHC），即所有人都能在有需要的时间和地点获得质量可靠的卫生服务，而不必遭遇经济困难，“中国政府自2009年启动医疗卫生改革后，如今医保覆盖到了95%的人口，这是一项惊人的成就。要将这些事业继续倡导和推动下去，这与今年世界卫生日的口号‘我的健康，我的权利’内含的理念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