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 | 林则徐在纽约：毒品·战争·“现代”

1997 年 11 月 19 日，“林则徐”来到纽约。这是一座高 3.2 米的铜像，林则徐身着清朝一品官服，背着手，眺望远方。红色花岗岩基座上，刻着中文“世界禁毒先驱”，和英文“禁毒战争先驱”（Pioneer in the War against Drugs）。《纽约时报》立刻觉察到其背后的政治含义，在第二天的报道中指出，“林则徐”来到纽约，标志着中国大陆新移民，特别是福建移民势力的上升（林的籍贯是福建）。主持此项目的民间组织“美国林则徐基金会”则说，树立铜像所要传达的信息只有一个：对毒品说“不”。

很多年后，在曼哈顿下城偶遇这尊铜像，我没法不着迷于“林则徐”“纽约”和“1997”这几个意象间的复杂张力。在历史教科书中，林则徐是一座丰碑，象征着对殖民帝国主义悲壮的抵抗。如果说他是“禁毒战争先驱”，这场战争最终却是失败的，而且是中国百年失败的开始。林则徐铜像坐落在老中国城的且林广场（Chatham Square），距离全球金融帝国的心脏—华尔街—仅一步之遥。在帝国心脏植入抵抗符号，呈现出历史与今天、失败者与胜利者之间微妙的紧张。1997 年，香港回归，标志着鸦片战争最重要的历史遗产的终结。但二十年来，对鸦片战争的讨论远未尘埃落定。在香港或台湾，为殖民主义招魂者大有人在。殖民主义并未在 1997 年终结，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存在。

主流历史叙述，常把鸦片战争当作中国“近代”的起点，林则徐则是最关键的人物。1840 年后，东亚的“天下”解体，文化溃败；中国开始了痛苦而艰难的转型，屡经挫折后，终于拥抱“现代”文明、“融入世界”，成为“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一员。但在这种中外一致的单向度进步主义史观中，怎么看待殖民侵略的非道德、非正义性，和作为战败结果的“现代”到来？如果战争促使一个“闭关自守”的中国，从此走向“文明进步”，那么林则徐对鸦片和侵略必然失败的抵抗，到底算是“进步”的呢，还是面对“文明”的不自量力的挣扎呢？

换句话说，林则徐“现代”吗？林则徐“反现代”吗？

作为历史事件的鸦片战争，是个已经被无限意识形态化的话题。让它回归历史，实属不易。因为它代表了一条现代与非现代的分水岭，无论怎样重新理解，其实都是对“什么是现代”的回答：以“现代”为前提，以“现代”为目的。林则徐是民族英雄也好，是刚愎自用也罢，背后折射的都是传统中国的保守、落后。

这套逻辑的问题在于：“现代”成了欧洲资本主义的专利，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带来的那一套“现代”，成了唯一可能的历史方向。殖民现代主义否定人类经验的多样化，把所有异质的他者都解释为“非现代”的，那么贩毒、扩张和压迫都带有了某种正当性。东方，特别是中国，正是这样一个他者。1840 年以后绝大部分的历史书写，都建立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中国 / 东亚为何没有“现代”？实际的问题是，中国 / 东亚何以没有资本主义？一个最简单的解答思路，就是证明东方世界因封闭而停滞了，非要等到外来撞击，才不得不被动反应。也就是说，在殖民现代的眼光看来，中国是人类历史必然方向的阻碍者和反动者。

按照这套逻辑，鸦片战争的根本起因，是中国拒绝自由贸易，自居天下中心，排斥外来文化，敌视先进文明，不懂平等外交。这其中每一项，都是一顶抽象化理想化的大帽子，缺乏历史依据。比如，如果中国真的是自我封闭，不参与全球资本体系，那么鸦片贸易又是哪儿来的，又为何会发展为一个攸关帝国命运的大问题呢？

前文已提及，吸食鸦片是中国介入全球贸易的产物。源自美洲的烟草经东南亚输入东亚，迅速得到普及。吸烟带动人们重新发现鸦片的享用方式，鸦片由吞服而至吸食，由药品而变为毒品。清廷很早就认识到吸食鸦片的危害，雍正皇帝就下达过最早的禁烟令，只是收效甚微。当时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还只有两百箱左右，以后逐渐增多，到乾隆时达到一千箱，至嘉庆时达四千箱。

但鸦片引发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是 19 世纪初的事情。这既和清朝对外贸易，特别是对英贸易的角色相关，也受到英国商业、金融发展变化的直接影响。

18 世纪中，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城市中产者和工人阶层迅速扩大，普通劳动者也需要饮茶解乏，刺激了垄断茶叶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壮大。18 世纪白银供给下降后，东印度公司需要其他商品来换取中国的茶叶，但找来找去，只有印度出产的鸦片在中国市场最受欢迎。1773 年，在占领孟加拉后，公司独占了印度的鸦片经营。这样，就形成“英 - 印 - 中”三角贸易网络：英国依靠其工业能力，挤垮印度的手工棉纺织业，把大量棉织品倾销到印度；再把垄断经营的印度鸦片经加尔各答出口中国；又从中国进口茶叶，利用特许权将茶叶卖回英国。

到了 19 世纪初，出现了新的变化。经过最初的贸易保护和垄断后，英国经济实力独大，强调国家角色的重商主义思想被逐渐摒弃；自由贸易思想，经由亚当·斯密的理论化，成为流行的意识形态。过去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国家特许，遭到越来越多的诟病。在自由贸易的冲击下，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商业特权被逐步剥夺。到了 1833 年，东印度公司不再有商业职能，对华贸易垄断被打破。

在广州，由于清朝一再禁贩鸦片，东印度公司便把对华鸦片贸易，交给了由公司认证的、被称为“港脚商人”（country merchants）的散商。大量港脚商人与广州十三行及官府勾结，把鸦片走私入境，谋取暴利。为了把利润安全便捷地输送回印度，他们就地在广州换取东印度公司的汇票。而港脚商人提供的现金，则成为东印度公司购买茶叶的主要资金来源。这样一来，表面上中英两国间通过国家特许公司（东印度公司和十三行）的双边贸易，出现了港脚商人这种不从属于国家的利益集团。英资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和美资的旗昌洋行等就是著名的代表。资本主义竞争，说到底是资本流动性的竞争。随着鸦片走私的猖獗，港脚贸易占据了中英贸易越来越大的份额，港脚商人同东印度公司及英国国家构成极密切的合作关系。

林则徐以强硬手段收缴鸦片，实在因为鸦片之患已经避无可避。东印度公司放弃对华贸易垄断后，散商的鸦片走私更加公开化，甚至武装化。虎门销烟前的十几年里，英美商人每年输入的鸦片提高了十倍，从四千多箱达到四万多箱。鸦片贸易给英国带来巨额利润，中国则是白银大量外流，社会风气腐坏，国家纲纪不振。但即便如此，这位禁烟派重臣，也并没有要关闭门户，而是用“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的经世思想，苦口婆心地劝“英王”惩戒奸商、依法贸易。

虎门销烟极大打击了私商利益，他们以“自由贸易”为口实，把合法合理的禁毒描述为商业冲突，极力游说本国政府以武力解决。英国驻华商务代表义律（Charles Elliot）则向私商们承诺：女王政府会赔偿他们的损失，进一步将贩毒与禁毒拔高为国家利益冲突。毒贩就这样与国家合谋。这也是为什么，尽管英国上下很多人知道鸦片贸易不道德、在出兵问题上有激烈的争论，但议会下院仍然以 271 票对 262 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对华发动报复战争的决议。

中国被迫割让香港岛、支付赔款、五口通商，标志着过去国家控制下的贸易体系，在帝国主义冲击下的溃败。这并不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开始，而是中国无力把握这种“开放”的开始。随后法国、美国等国跟进，欧美工业生产深刻冲击传统农业社会的结构，造成本土社会对闯入者深深的对立、疑虑和敌视，这才有了种种“文明冲突”的假象。第一次鸦片战争十几年后，英法力图扩大贸易特权，借口亚罗号事件和马赖神父事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说起来，两个地方事件不过是英法期待的导火索，即使没有它们，殖民资本势力仍然会找到另外的导火索，这是当时的大背景决定的。

一群走私商人为了打破原有的贸易方式，在堂而皇之的意识形态支持下，挑起战争。资本一方面力图挣脱国家管制，另一方面把自己的利益与帝国利益捆绑，终于改变了历史进程。有趣的是，这一幕和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颇为相像，而且都和连接东西方的全球贸易网络、茶叶及东印度公司密切相关。

以虎门销烟为标志，历史被一条叫“（殖民）现代”的边界强行切割了。边界的一边，是文明、开放、先进；另一边是野蛮、落后、蒙昧。传统中国和东亚，被划在落后一边。智者们以后见之明，用教科书上的国际法概念、抽象的主权想象，来指责清朝拒绝与外国“平等”相交，缺乏近代国际关系观念。这里需要问的是：谁的“平等”，什么意义上的“平等”？是不平等条约带来的“平等”吗？不要说 19 世纪的世界纯然是帝国秩序，即便在 20世纪，主权国家体系又实现过多长时间呢？

从外交、军事、法律角度讨论一时得失对错，当然有价值，但不看整个 19 世纪以来资本与殖民帝国相互勾结、肆意扩张的大背景，把连贯的历史切割为相互脱离的细节，这是以技术讨论规避政治判断。最可悲者，莫过于将殖民现代性等同于现代本身，把扩张侵略视为恩赐教化，不按照这套“文明”的标准而来，就是野蛮、是“义和团”。反抗性的历史书写，一不小心就成了“仇外建国美学”和“狼奶”。这恰恰完成了殖民现代性的整套教化过程：先以坚船利炮来惩罚，再以国际准则来规训，最后用“文明”来“说服”。

倒是纽约的华人移民，抛开加诸林则徐身上纠结不清的意识形态标签，回到历史本来的脉络中，给他一个最为朴素的评价：“禁毒战争先驱”。既不是悲剧，也不是说教；没有民族主义的流露，不必担心被污为“义和团”。有时候，真的，毒品就是毒品，战争就是战争罢了。

本文选自《发现东亚（修订版）》（宋念申 著，新经典·琥珀工作室，新星出版社，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