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 谢远笋：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读郭齐勇师《返本开新》

《返本开新》，郭齐勇著

岳麓书社，2023年10月

《返本开新》是郭齐勇教授的学术自传。从幼年时的成长、父母的养育、家庭的温馨、求学的经历，到下乡做知青、进厂当工人，如何在艰苦的岁月里坚持读书；从31岁时考入武汉大学，萧先生等师长如何倾囊相授，到以熊十力哲学的研究及文化学的思考，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以及他们师生如何患难与共，相互扶持，度过艰难的岁月，书中都有真实的呈现。作为晚辈后生，书中有些内容我曾听老师或旁人偶尔提及，但其中很多细节、始末缘由，我也是在阅读此书时才第一次得知。

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这是苏格拉底的名言。老师说：“检讨自己的一生，有局限有短板，有忏悔有自责，当然也有庆幸有喜悦，有成绩有收获。”（《返本开新》，第2页）1966年，正值老师高中毕业，“文革”开始，在那个癫狂的年代，不可能再有正常学习的机会。对那段荒唐的岁月，老师有着不堪回首的记忆。对于文革中种种非人性不正常生活，老师后来做了深刻的反省。

1968年，老师作为知青下放到农村劳动，之后又于1970年进厂做工，直至1978年考进武大哲学系读书，前后十年。1984年12月，老师在武大哲学系硕士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前后近四十年。对此过程，他也曾有过深刻的省思。老师常说每个人都会受到时代的、认识的等多方面的限制，他们这代人，少年、青年时期接受的教育、生活的氛围，都是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的一套。改革开放以后，他逐步有了自我反省。老师在学术上的真正转向是从1990年开始的。他经历了从研究儒学，到认同儒学，并走向生命实践的过程。

我们常说宋明儒“出入佛老，返求六经”，经过反思与抉择，老师在学术研究旨趣与安身立命处，最终选择回到中国人精神的原乡。（详见第十章）当然，回归传统并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创造性转化。在老师看来，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与启蒙价值相违背，它不仅可以与民主、科学相结合，而且有助于克服现代科技文明带来的弊端，运用传统资源批判现代化的负面，正是现代化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不过，对启蒙价值的坚持，老师从来没有动摇过。

老师是能做事的人。他组织过很多大型的学术活动，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倾注了大量心力。武大是现代新儒学与楚简研究的重镇，老师的努力为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这些事情，他在第十一章做了简要的介绍。《左传》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立功是其一。做事何其难！ 老师曾对我感叹说，人一辈子能做成几件事，算是幸运的了。

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2017年老师获评“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他在致辞时说要保晚节，依拙见，他所谓“晚节”其实就是“知止”。老师一生做了不少事，可他又常说，人生要善做加法，也要善做减法，我们一生要积极有为，也要有所不为。我想这是老师心里的话。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有知不足的精神。既要知所足，也要知所不足。在物质利益方面，我们要知足常乐；在精神文化方面要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老师能做事，这是有所为；他一生远离荣利，这是有所不为。

老师为学，是知不足。老师的学术专长在中国哲学史与儒家哲学。他在现代新儒学领域，潜心耕耘将近四十年，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中国哲学史也是老师持续关注的领域，在专题研究方面，他尤其重视先秦哲学，深研郭店简中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心性论。在通识方面，老师编写的《中国哲学史》被多所高校选定为教科书。2006年，老师发起编写《中国哲学通史》，全书十卷于2022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梓行（见第十五章）。他同时还是现代新儒学、中国哲学史研究在中国大陆的组织者与推动者之一，多次发起相关的学术活动，汇聚两岸三地及海外的学者切磋砥砺，助力相关研究持续展开。

老师育人，是有所为。自1984年留校任教，老师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学生的培养上。（见第十一章）“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孟子所讲“君子三乐”之一，老师也乐在其中。老师常自谦说自己只是过渡性的人物，希望学生们超过他，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老师善教人，但不好为人师，而是“有如时雨化之者”，并非高高在上的说教。孔孟说过不少“善诱”“启发”“从游”之类的话，老师将这些教育理念和方法，切实用到了教育实践中。说老师桃李成蹊，门下英才辈出，应非溢美之辞。

（谢远笋：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