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炎平 |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科举官僚政治的贵族化倾向

唐代士人杨汝士，元和四年（809）登进士第，又应制举博学宏词科及第，其后历任右补阙、职方郎中、中书舍人、工部侍郎、吏部侍郎等清要职务，位至尚书。其诸子亦皆登进士第，仕宦“皆至正卿”。到懿宗咸通年间（860—874），杨氏子孙在朝廷和方镇任要职者十余人，杨家成为奕世富贵的“昌族”。所居长安静恭里，“并列门戟”（《旧唐书·杨虞卿传附汝士》），俨然一派门阀气概。

前面说过，科举制终结了贵族政治，这是从科举制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的划阶段意义上立论的。可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由于皇帝世袭特权和皇室贵族、功臣贵族的存在，使得官僚们一般都羡慕并追求贵族特权。史载：李义府“既贵之后，又自言本出赵郡，始与诸李叙昭穆”（《旧唐书·李义府传》）。又“张燕公好求山东婚姻，……及后与张氏为亲者，乃为甲门”（《唐国史补·卷上》）。这些，都是新兴官僚努力追求门阀化的表现。

科第入仕者追求贵族特权的努力，最终由国家政策加以承认和保障。前面提到的唐敬宗宝历元年（825）诏制，规定“名登科第，即免征徭”，就说明自敬宗以来，进士官僚已成为享有部分贵族特权的新贵。

宋太宗至道二年（996），朝廷确定任子官制。按规定，高级官员不但子及孙可得官，并且近亲、异姓亲乃至门客、医士皆可得官。枢密使曹彬死，其亲族、门客得官者十余人。曾任宰相、节度使的李继隆死，其门下得官者二十余人。故在宋代，一人做大官，则子孙亲族均可得官。

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朝廷规定：郎中以上官员致仕（退休），赐一子官。天圣十年（1032），又规定：凡员外郎以上致仕者，以其子试秘书省校书郎。如无子，则降一等赐其嫡孙或弟侄一人授官。如果官员有请求致仕而尚未来得及任其子孙为官却忽然死亡者，朝廷仍赐其子孙以官。这虽然是为了鼓励官员致仕，但却把任子特权扩大到了中级官员。

宋初宰相范质，其侄范杲以门荫入仕，一年光景，就升到六品官。范杲还不满足，写信给范质，要求升更高的官阶。范质写了一首《诫儿侄八百字》的长诗寄给范杲，诗中说：

尔得六品阶，无乃太为优。

凡登进士第，四选升校雠。

历官十五考，叙阶与尔俦。

如何志未满，意欲凌云游。

“考”即考绩，一年一考绩。这里作了一个比较：由进士入仕，一般情况下，历十五年才能升到六品官阶。然而进士致身卿相以后，其子侄由门荫入仕，仅一年就超升至六品。连范质都觉得太过分了。他担心儿侄们因为躁进招来祸患，所以读了范杲的信，“省之再三叹，不觉泪盈眸”。他告诫子侄：“尔曹当悯我，勿使增罪戾。闭门敛踪迹，缩首避名势。名势不久居，毕竟何足恃？物盛必有衰，有隆还有替！”因为此诗恳切周详，故“时人传诵以为劝诫”（《宋史·范质传》）。由范杲的遭遇和范质的诗，可以看出科举官僚制下，官僚士大夫命运的浮沉不定，以及进士官僚贵显以后所享有的贵族化特权。

这种进士新贵形成以后，不但通过门荫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近似于贵族的世袭特权，而且实行排他的贵族主义。如大中七年（853），崔瑶知贡举，“以贵要自恃，不畏外议。榜出，率皆权豪子弟”（《登科记考》卷二十二）。又如宣宗时贡举，及第者“率多膏粱子弟，平进［平民登第］岁不及三数人”（《北里志序》）。当晚唐进士科最盛之时，恰恰是进士出身的新贵排抑寒士最烈之日。科举制与过去的选举制的主要区别，乃是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即为读书人提供平等竞争的入仕机会。然而进士官僚的贵族化倾向，导致新贵们不惜破坏科举制的原则，公然舞弊，操纵贡举，以求世代显贵，形成新的特权阶层。虽然唐后期进士官僚贵族化的趋向，在宋代得到遏制并加以扭转，但宋代官僚所享有的恩荫特权以及官户免役的特权，说明宋代官僚仍然存在着贵族化倾向。

官僚贵族化的倾向，还在官僚集团内部关系上表现出来。《唐语林》卷四记载：

裴相为宣州观察［使］，朝谢后闲行曲江，荷花盛发，与省阁诸公同游。自慈恩至紫云楼下，见五六人坐水次，裴与诸人憩于旁。中有黄衣［人］饮酒轩昂，笑语轻脱。裴稍不平，问曰：“君所任何官？”对曰：“诺，即不敢，新授宣州广德县令。”复问裴曰：“押衙所任何职？”曰：“诺，即不敢，新授宣州观察使。”于是［先坐于水次者］奔走而去。［裴］一席皆欢，闻者大笑。

广德县令以官自傲，固然可厌。但如果宣州观察使遇见的不是县令，而是宰相，则“奔走而去”者将是自己，而“一席皆欢”者将是别人。官场中的等级关系如此森严可畏，以致那位宣州辖下之广德县令不敢去广德任职，而请求吏部改任为罗江县令。此事在当时社会上广为传扬——

宣宗藩邸闻之，常与诸王为笑乐。及即位，裴为丞相，因书麻制回，谓左右曰：“诺，即不敢，新授中书侍郎平章事。”（《唐语林》卷四）

不难想见，裴当时该有多么得意。人们对于小官因不知情而在大官面前倨傲出丑，如此无情地加以嘲弄，固然表现了世人对于摆官架子的厌恶；但不嘲笑官吏摆架子于百姓之前，不嘲笑大官摆架子于小官之前，却嘲笑小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摆架子于大官之前，则分明承认官架子是有等级的。这说明官僚制取代贵族制以后，贵族主义的等级原则和等级观念，被官僚们当作宝贝继承下来了。正是官对于民的特权和官品等级特权，使科举官僚政治发生贵族化的倾向。

官僚贵族化的结果，导致官僚的特权意识，也导致了崇拜官僚权力的世俗心理。唐玄宗李隆基在担任潞州别驾时，有一次入朝京师。暮春时节，游昆明池，遇豪家少年数人。一少年提议：“今日宜以门族官品自言。”李隆基高声自报：“曾祖天子［太宗］，祖天子［高宗］，父相王，临淄王李某。”诸少年闻语“惊走”，“不敢复视”。（《唐语林》卷四）

那么是不是科举制没有冲击贵族主义呢？也不是。当秦汉时期官僚制代替贵族制时，就以官职的可变动性和非世袭性，同贵族制区别开来。然而，史载李广罢官家居时：

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

（《史记·李将军列传》)

当李广罢职时，他对霸陵尉虽不满，却委屈容忍；而一旦得居高官，即以诛杀相报复。这件事，反映了官僚制下官吏职务的可变性和人际关系的可变性。而与这可变性形影不离的，是等级原则的不变性。这说明，贵族主义的等级原则和特权意识已经渗透到官僚体制的每一个细胞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僚制度，以九品中正制下的门选，以及士庶在官场上的清浊分途，造成入仕机会和仕途升迁上的不平等。科举制改变了这种情况。它以文化考试选官，确立了入仕机会平等的原则。虽然这个原则在唐代仅是部分地得到体现，但其划阶段的意义是重大的。到了宋代，这个原则基本上得到贯彻。然而，唐后期进士官僚仕宦通显的情况，在宋代进一步发展，以致官场上科第出身者与非科第出身者之间，穷通迥别。这种情形，有似于门阀政治下的清浊分途。此后，直到清末废科举，迄无改变。所以，科举制主要是在入仕原则上排除了贵族主义，而在官场中，却保持了贵族主义。

何以科举官僚政治会有贵族主义的灵魂？这是因为专制主义离不开贵族主义，否则皇权崇拜将冰化雪消。也是因为在科举官僚制下，贵族主义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意识，获得了最佳存在形态。前一点不言自明，后一点则需加以讨论。

科举制下，读书做官，“四民”中的士，因而获得了高出于农、工、商的社会地位和优越意识，士人因此而与民众相分离，并且在精神上贵族化了。科举制为士人打开了由读书进入官场的大门，每一个士人都可望致身于青云之上。唐时，应进士举者，被世人称作“白衣公卿”或“一品白衫”。虽然，唐代应进士举者，每年平均在千人左右，而及第者平均在二十五人左右。“白衣”转变为“公卿”或“一品”者，在士人群中寥若晨星。但极小的可能性却因机遇上的偶然性，使得士人们莫不怀有侥幸心理，因而在梦想中各自编织辉煌的人生前景。欧阳詹《赋得秋河曙耿耿送郭秀才应举》诗云：“前程心在青云里”，这是应举士人的普遍心态。这种情况，随着宋以后科举录取名额的增加，以及进士官僚在仕途上优越地位的提高，而愈益严重。穷书生冯京游学余杭，遭官吏凌辱，愤而赋诗曰：“韩信栖迟项羽穷，手提长剑喝西风。可怜四海苍生眼，不识男儿未济中。”（《泊宅编》卷上）由此诗，可知冯京对自己的将来充满信心。这是因为有科举制为他提供入仕的机会。他后来果然由科举而做官，一直做到参知政事（副宰相）。于是此事传为佳话。但冯京愤慨的是庸吏不识暂时潦倒的英才。假若庸吏凌辱的是一个平庸的书生呢？假若冯京后来没有登第，没有显达呢？故此诗的精神，不是反对势利，而是感慨才士不遇，企盼一日折桂，直上青云。冯京的不凡气概，来源于他相信自己能够经由科举飞黄腾达，从而在这个势利社会中致身高位。他傲视的，不只是庸吏，而且有“天下苍生”。他感慨的，不是人情势利，而是势利的人们不能认识他这个未来的大人物。正是由于有了科举制，才使得冯京在处于贫士的地位时，就已经有了贵族的精神。由此可见，科举制虽然带来入仕机会的平等，却没有改变社会的等级制原则。

科举制与官僚制的结合，使科举制的平等原则与不平等的等级精神结合起来，科举制使士人获得了成为特权者的客观条件，士人因此追求特权，拥护特权。所以，科举制下，不但官场中人奉行贵族主义，而且尚未入仕的济济士人，也都怀着贵族意识，即所谓“致身青云”的心理。如果说，在贵族政治下，贵族主义仅限于贵族中人，那么在科举官僚政治下，贵族意识却普及到广大士群之中。

科举官僚制下，未入仕的士人同官僚之间，以及官场中大小官之间，一方面，按照等级制的原则，存在着上下尊卑关系；另一方面，却由于机遇的偶然性和命运的多变性，在具体的人与人之间，其上下尊卑关系是可变的。南宋时，章良能、章良朋兄弟家贫，就读于乡校。这个乡校与宰相沈该家相邻。隆冬时节，严寒逼人，章氏兄弟“衣不掩胫”。沈家子弟看了，讥讽说：“此人会著及胫衣！”可是，章氏兄弟后来皆由科举而入仕，并且很快显达。沈家却由富贵转贫贱，竟至不保居室。而购买沈家住宅的，正是昔日的穷学生章良朋。（《癸辛杂识》别集卷上）沈、章之间的富贵贫贱关系变了，但社会上富贵贫贱的等级区别仍在。这种制度上不变的等级原则和具体人际关系上的可变现象，虽然是互相矛盾的，但是，后一种情况不但不抵消前一种情况，而且还是前一种情况得以长存的主要原因。为士与为官的不确定性，以及为小官与为大官的不确定性，使得为士者一般都追求为官，却不反官；为小官者一般都追求为大官，却不反大官。科举官僚制下的贵族主义，恰恰是借助于个人命运的可变性，而深入于官场，也深入于士群。

以傲骨著称的李白，豪迈地唱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梦游天姥吟留别》）这是因为在科举官僚政治的唐代社会，文章可以致身。李白满怀信心地宣称：“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正是后一种情况，使他能够不屈于权贵。这种傲骨，其实不具有反特权的意义。自唐至清的古代士人中，不少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此种傲骨。这是科举制带给古代士人的精神支持。但是，这种精神支持不是淡化而是强化了士人的为官意识。所以，科举制与专制主义的官僚制的结合，杜绝了古代中国政治通向民主化的道路，斩断了士人平民化的一切可能。

再者，科举制下，做官凭文章不凭出身，农、工、商之子弟亦可经由读书而做官，这样，“龙门变化人皆望”（《全唐诗话》卷六），不但是士人之常情，而且也是世俗之常情。《古今楹联拾趣》载：明代才士邱浚，少时家贫。某显贵蔑视他：“谁谓犬能欺得虎！”邱傲然回应：“焉知鱼不化为龙！”“虎”欺“犬”，这是当时社会的等级原则；“鱼”化“龙”，这是科举制度带来的平等入仕机遇。虽然“鱼”之化“龙”甚为少见，但“鱼”渴望化“龙”，却使贫穷的读书人在处于“犬”的地位时能不怕“虎”。科举制与官僚等级制的结合，使科举制的平等入仕原则，与不平等的等级精神结合起来，也就是“鱼”化“龙”和“虎”欺“犬”结合起来，引一切为“鱼”为“犬”者到争取为“龙”为“虎”的路上去。“望子成龙”遂成为社会上人们的普遍心理。虽然成“龙”者极少，但渴望成“龙”的心理，却驱使士、农、工、商莫不希望自己的子弟成“龙”。所以，科举制所牢笼的，绝不仅仅是士人。正是由于科举制为平民百姓提供了改换门户的可能性，故科举制将古代中国的平民百姓引诱到争取做官特权的道路上去。于是，古之人无论为农、为工、为商，只要家境稍裕，即培养子弟读书做官。而一旦为官，即俨然一副高于农、工、商的特权者姿态。《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不过中了一个秀才，他的岳父胡屠户当即指点一番：“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后来范进中了举人，胡屠户遂尊之为“贤婿老爷”，更以为脸上增光：“我那里还杀猪！有我这贤婿，还怕后半世靠不着也怎的？”胡屠户的鄙俗固然可笑，但他反映的却是科举制下普遍的世俗心理。科举制无疑削弱了中国一般平民对于民主的追求。

科举制与官僚制相结合，特权意识污染了整个社会。古代农民起义军中，也是实行等级制度。梁山泊一百零八将，从第一位头领宋江到末一位头领段景住，座次井然，都各安其位。太平天国官制，等级层次之繁多，有甚于清王朝。鲁迅痛切地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都归结为争夺“金交椅”，而不是取消“金交椅”。换来换去的，只是坐“金交椅”的人，而“金交椅”的特权地位如故。科举制造成了这样的社会心理，即特权地位是可以争取的，因而特权制度是不必反对的。试读古代的小说戏剧，平民遭受官府压迫时，或者寄希望于自己科举及第改善境遇，或者寄希望于别的官特别是更大的官主持公道。无论是自我奋斗还是清官公断，都是科举官僚政治下可能出现的奇迹。但这样一来，也就缓和了人们变革等级特权制度的要求，销蚀了人们反对专制主义的官僚制度的斗争精神。

这是科举官僚政治带给中国社会的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

本文选自《科举与士林风气》（王炎平 著，壹卷YeBook·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