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海地区研究简报|苏丹冲突对中国石油利益的影响及中国的因应

自2023年4月15日爆发的苏丹武装部队（SAF）与快速支援部队（RSF）间的冲突已持续一年，造成巨大的财产和人员损失，引发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外溢影响不断扩大。此轮苏丹冲突具有冲突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形势复杂等特点，叠加外部势力的干预，冲突的走向尚不明朗，不少学者预测苏丹可能会重演“利比亚模式”。冲突对中国在苏丹南苏丹的石油利益造成了冲击，需要采取有效的手段积极应对，以最大限度保障中国的石油利益。

一、苏丹冲突对中国石油利益的影响

中国与苏丹的石油合作始于1996年，中国为苏丹开发出了具有商业开采价值的原油，并协助苏丹建立了炼油厂和化工厂，助力苏丹建立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南苏丹于2011年独立后，中国在苏丹南苏丹的石油合作项目布局随之发生变化，目前中国在两国的石油项目主要包括苏丹1/2/4区项目、南苏丹1/2/4区项目、苏丹3/7区项目、南苏丹3/7区项目、苏丹6区项目、苏丹15区项目（已退出）、苏丹13区项目（已退出）、喀土穆炼油厂项目和喀土穆化工有限公司、石化贸易公司，同时拥有6座加油站和1座成品油库。6区项目（位于苏丹的南达尔富尔地区，包括富拉等油田）、3/7区项目（位于南苏丹东北部，包括阿达尔－耶勒、法鲁济等油田）和1/2/4区项目（跨越两国边境和阿卜耶伊地区，包括黑格里、统一等油田）三大项目区承载了苏丹南苏丹90%以上的原油产量，是南北苏丹地区石油工业体系运转的基础和中国石油利益能否得到保障的关键。

此轮苏丹冲突对中国石油利益造成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苏丹石油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苏丹冲突严重破坏了苏丹的石油基础设施。位于首都喀土穆北部的喀土穆炼油厂成立于1997年，2000年开始运营，由苏丹能源部和中石油各持50%股份。该炼油厂是苏丹最大的炼油厂，与通往红海沿岸的巴沙耶尔港的出口管道相连，长1,610公里，炼油厂的运营有赖于原油管道的安全通畅。喀土穆炼油厂在苏丹武装冲突爆发后被快速支援部队控制，在冲突爆发以来多次遭受轰炸，冲突双方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互指对方是袭击事件的责任者。

位于西科尔多凡州的巴利拉油田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下属的石油能源公司管理。巴利拉油田是苏丹重要油田之一，生产重质原油供应喀土穆炼油厂，石油日产量大约1.5万桶。冲突双方对巴利拉油田的争夺导致石油生产暂停。此前，快速支援部队控制了科尔多凡和达尔富尔地区的油田，目前已全部停产。苏丹多处发生了油井电缆和石油开采设备被盗事件。

苏丹能源部长3月底表示，苏丹石油部门的损失包括石油设施、发电站以及喀土穆炼油厂战略仓库中储存的原油和石油产品，估计损失达50亿美元，且重建需要数年时间。当前苏丹多个油田停产，将对苏丹石油行业造成重大冲击。

第二，南苏丹石油出口受到影响。南苏丹的石油出口依赖苏丹的基础设施，包括输油管道、炼油厂和红海的苏丹港。南苏丹没有自己的出海口，所产石油必须通过一条长达1600公里的管道将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苏丹港，每天出口约15万桶石油。

苏丹石油基础设施的破坏威胁到南苏丹的石油出口。据悉，南苏丹通过苏丹境内的输油管道在2月份发生泄漏，出现部分“凝堵”（即石油停留在管道期间发生凝固），故障位于快速支援部队控制区，重新启动十分困难。而且，由于当前的红海危机，南苏丹原油即使到达苏丹港，也会在向国际市场运输和销售的过程中面临挑战。苏丹石油部长于2024年3月16日发布不可抗力声明，宣布苏丹方面无法履行通过输油管网向出口终端（苏丹港）输送南苏丹原油的义务。这意味着，使用这条管线输油的南苏丹3/7区油田必须关闭停产。

石油收入约占南苏丹政府收入的90%，中国是南苏丹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南苏丹石油中断将会影响中国对当地原油的进口量。针对喀土穆石油管道破裂，南苏丹石油无法出口的困境，南苏丹官员表示，已在吉布提购买土地建造新的出口码头，以疏解管道难题。但南苏丹国内政局不稳，经济停滞，以及投资巨大，阻碍了这一雄心的实现。

第三，苏丹内部分裂影响石油生产运输。当前冲突加剧了苏丹的分裂状况，苏丹政治过渡进程严重受挫，军队“还政于民”仍是未知数。随着冲突双方陷入僵持，冲突持续时间越久，通过谈判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拖延的时间越长，国家越有可能形成地方割据局面。冲突爆发后，国际社会提出多种方案，如“联合国－非盟－伊加特机制”、美国、英国、沙特和阿联酋组成的“四方机制”，阿盟提出的和解方案等。但从苏丹冲突双方的回应来看，冲突双方并未接受任何一方的调停方案。外部势力的干预，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可能将导致苏丹冲突走向“利比亚化”，国家分裂为“州”，并将持续多年。

据称，目前快速支援部队控制着东达尔富尔州和西科尔多凡州等产油州，快速支援部队领导人达加洛曾向朱巴政府传达关于解决南苏丹石油通过苏丹境内及征收费用问题的三种选择，一是将石油过境费存入特定账户，保留至苏丹组建新政府；二是将石油过境费的一半支付给快速支援部队，并将其保存在特定账户直到苏丹组建新政府；三是朱巴继续将石油费用支付给迁至苏丹港的苏丹政府当局，则必须承担这一选择的后果，特别是考虑到快速支援部队控制了大部分的石油设施，尤其是输油管道和加油站。南苏丹领导人提出的选择则是处理“既成事实”，即与控制该地区的任何一方进行沟通。

苏丹冲突的持续和冲突圈的扩大将影响中国与苏丹南苏丹石油合作的发展前景，冲突期间的停工会造成项目成本的增加，冲突可能造成石油政策法规和合同条款频繁变更，压缩中国企业的利润空间，使得中苏石油项目合作进程存在变数，存在较大的投资运行风险。

第四，外部势力使中国在苏丹南苏丹的石油利益面临外部挑战。苏丹位于红海沿岸，地处非洲之角，连接中非、北非、东非和亚丁湾，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美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大国都在争夺对苏丹的影响力。苏丹冲突背后隐含着各个外部势力的博弈，美国政府在巴希尔倒台后，调整对苏政策，以提供援助为筹码积极介入苏丹过渡进程，为取消对苏制裁设置政治条件，试图以此在苏丹建立亲美政权，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苏丹冲突导致的地缘政治新态势，美国政府将利用此机会对该地区的石油利益分配进行整合。印度、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的石油企业也在积极寻求机遇，资源重新分配的格局在所难免。

二、中国的因应

面对苏丹冲突对中国石油利益的不利影响，中国应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做出回应。

政府层面：

一是发挥积极的调停作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苏丹冲突爆发以来，中方多次发声，敦促苏丹冲突方停火止战。中方还应继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为冲突双方和平谈判创造有利条件，让苏丹早日恢复和平。全球安全倡议对破解苏丹的安全困境具有指导性意义，促进尽快停火，实现和解是优先，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是重点，加快经济发展和提升国家治理水平是根本。

二是帮助南苏丹应对石油生产和输送困境。南苏丹政府严重依赖石油收入，而南苏丹的石油出口则完全依赖苏丹的石油基础设施，包括输油管道、炼油厂和红海的苏丹港。在苏丹当前危机情况下，急需帮助南苏丹解决输油管道等关键问题。

三是高度重视风险早期预警工作。在风险防范方面，可通过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实现信息收集与分析、精准早期预警。可通过多方渠道收集汇总风险相关信息并进行深入研判，及时掌握风险情况，并绘制动态安全风险地图，为中国企业提供参考。

企业层面：

一是提高风险管理意识。保证充足的物资储备，配备海事卫星通信设备，保证应急联系通畅，确保具备紧急避难的条件。应当成立应急组织机构，适时进行应急演练，使应急管理工作系统化、体制化，增强每一位员工的风险意识。

二是加强风险应对能力。与当地政府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也可通过与本土企业合营的方式分散风险。此外，还需要与优质的第三方公共安全风险信息咨询机构合作，及时掌握风险动态变化，以便及时采取措施防范。

三是加强与政府部门的联防联控。统筹协调各类应急资源，对接国资委、外交部、使馆等国家有关部委和机构，统筹调动境内外应急资源，构建全方位立体应急体系。

【作者简介】郭晓莹，博士，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主要从事中阿合作研究。

文章来源：扬州大学红海地区研究中心，《红海地区研究简报》2024年第1期·总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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