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国田：敖汉旗七家辽墓壁画分析

敖汉旗七家辽墓---邵国田

《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1第46页

1995 年夏初,我们得到玛尼罕乡皮匠营子七家村的辽墓被盗掘并见有壁画的信息,便前往调查。1 号墓墓室内淤土已接近墓顶,穹窿顶处有奔马壁画,当场记录和拍摄后即回旗,恰值吉林大学 95 届考古大专班在新惠举行毕业典礼,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及考古所的领导齐聚敖汉,我们便将这次调查结果作了详细汇报,建议作抢救性清理,得到各级领导的支持。清理工作自 7 月 11 日开始,至 8 月 20日结束,共清理被盗掘的残墓 5 座,并对 1.2号墓残存的壁画作了局部揭取。现将调查和清理的主要收获简报如下。

七家墓群位置图

一、地理位置和环境
七家村位于旗政府所在地——新惠镇之东北约 20 公里,北距辽代降圣州城址约 7 公里。墓地位于七家村南约 2.5 公里的二黑山南坡(图一)。这里是低丘陵地带,墓地位于东西走向的梁岗上。自东向西有三个较高的山头,称之为大黑、二黑和三黑山。其中三黑山南坡和东坡也有辽代墓葬被盗掘。墓地西距孟克河约1 公里,这里坡度平缓,二黑山向南伸出两个山腿,形成三个漫洼,每个漫洼中均有辽墓分布,形成三个茔区。分东区、西区和北区,呈三角形分布,相距 300—500 米。东西两区较近,北区距东区较远。北区多为土坑墓或土洞墓,出土器物有瓜棱陶壶、篦点纹陶罐、铜马具、铁刀等,是三个茔区中较早阶段的墓葬。东西两区有砖室和石室墓两种,时代也较晚。人骨头部及臂部有绿锈浸色,说明曾有铜覆面具和其它铜质装饰件随葬(图二)。

七家墓分布图

当地农民反映这些墓葬已于 1991～1992 年间被盗掘开,几座壁画墓刚被掘开时,壁画保存完整,色彩新鲜。风雨剥蚀,加之人为破坏,墓室淤满沙土和乱石碎砖,故壁画残损严重。
二、墓葬形制和葬式
所清理的 5 座墓,1 号墓在东区,2—5号墓在西区,墓葬的规模均较小。墓室分八角形和六角形两种,均为砖室墓。据地表所见其它盗坑观察,这 5 座墓是整个墓地规模大、位置也重要的墓葬。现将每座墓的结构介绍如下。

(一) 1 号墓位于东区之东南侧。由墓室、甬道和斜当地农民反映这些墓葬已于 1991～1992 年间被盗掘开,几座壁画墓刚被掘开时,壁画保存完整,色彩新鲜。风雨剥蚀,加之人为破坏,墓室淤满沙土和乱石碎砖,故壁画残损严重。

1号墓平面图

1号墓出土文物

坡墓道等部分组成。墓室为八角形砖砌穹窿顶,由一废弃的磨盘封顶。墓室北侧砖砌尸床,东西对角长 2.8、南北对边 2.46、底距墓顶高 2.5、距地表高 4.4、墓壁厚 0.32 米。甬道为券顶,长 1.8、宽 7.9、高 1 米。墓门方140(图三),墓门外向两侧各砌出一砖垛,并出半园形小天井。墓道只作局部清理。墓中砖面上有鸡、狗等动物的足印及工匠的手印。在墓顶的砌砖中见一块刻有人物像。人像侧立回首、圆目,头顶部有两个长耳状的立辫,脑后又出小辫,身着紧袖衣,刻点似代表甲片,下身着紧腿裤,足蹬靴。这是砖匠在未干的砖坯上随意勾画的,使用的工具也是信手拾来的草木棍之类,但画的比例适中。砖长 29.6、宽 14.5、厚 5 厘米(图四,2)。
这座墓的用砖比其它墓规格略小。另在早期盗孔中见龙泉窑绿釉瓷碗 1件,灰胎挂红衣,全釉,釉较厚且有细开片,浅腹壁较直,口沿略外折,外壁的折口处划一道弦纹,其下至底部竖向刮出似扇面痕。内壁近口处亦划一道弦纹,其下至底部印出缠枝牡丹花纹,枝繁叶茂。高 6.3、口径 20.4、底径6.7 厘米(图四,1)。因为出土于盗孔,尚不能确定即是 1 号墓的随葬品,故附记于此。

(二) 2 号墓
位于西区中部。只存墓室的局部,穹窿顶及墓门前全部拆毁。墓道未作清理。墓室为六角形砖室,北侧砖砌尸床,床之前壁涂朱,周壁自下而上向内倾斜。东西对角长2.92、南北对边宽 2.45、墓底距地表 3.6 米，墓门方向 126(图五)。

图五

(三) 3 号墓
位于西区之西侧。由墓室、甬道、墓道等部分组成,甬道前墓门由封门砖封住,墓道未石块封住。南北对边长 3.2、东西对边宽作清理。墓室为八角形穹窿顶,顶部用自然。基底距墓顶高 2.8、距地表 3.2 米,直壁高1.4 米。甬道为券顶,长 1.8、宽 0.9、高 1.2米,基门方向 140(图六)。

图六

(四) 4 号墓
位于西区中部。是 5 座墓中规模最大的一座。由墓室、甬道和墓道等部分组成。墓道未作清理。墓室为六角形穹窿顶砖室木椁,砖室各角圆弧,东西对边长 3.75、南北对边宽 3.7、周壁高 1.5、墓底距顶高 3.4、距地表高 7.8 米。甬道为券顶,长1.5、高 1.3、宽0.87 米,墓门方向 145°(图七)。木椁只存底部的四层板,高约 70 厘米,其余全部塌落。木板宽 20 厘米左右,厚2—
3 厘米,木椁外距砖室宽 45—60 厘米不等。

图七

各边木板的交角处相互咬合,上下板对缝处加两个长方形穿销加以联结。每块板的背面正中均墨书方向和编号,每一层板的号数相同,至最底一层板号为 33 号,其方向的叫法与现今的叫法不同,如“北西”、“南东”为墓室的正面,即我们通常称之为北面的木板均写“西”(图八,2)、东北壁的木板均写“北西”(图八,1)。墓门的两侧各立一柱。

图八

(五)5 号墓
位于西区北侧,由墓室、墓门、斜坡墓道等部分组成,墓门及穹窿顶已大部分毁掉。墓门前及基道未作清理。墓室为八角形砖室,直壁与穹窿顶的交角处出檐。东西对边长 2.48、南北对边宽 2.39、基底距地表 4.4米。墓门高 1、宽0.85 米,方向 131°(图九)。

三、壁画
这次抢救清理的 5 座墓中,除 4 号墓未见壁画外,其余 4 座墓的墓室内壁均绘有壁
画。现分述如下。
(一) 1 号墓
在墓室内壁均画有壁画。周壁的转角处画一红色竖宽带以代表红柱子,这便将周壁分隔成 6 个部分。其中南为墓门未绘画,其余 5 部分各画一幅。1.东南壁“庖厨图”。共画 3 人,均系女仆(图一—,4)。右数第一人为担坛者,半侧身向内,双脚迈开作走动状,左手拿扁担,右手提坛,另一坛置于地上。坛小口圆腹,外加细网罩。身着浅蓝色交领窄袖长袍,白色中单,腰系红带,足蹬白靴。第二人半侧向内半跪状,左手握棍正拨锅下之火,嘴作吹火状;身着浅蓝色窄袖长袍,腰系红色带,足穿草鞋,留全发,从耳后下垂一辫(图一O,2)。第三人正面坐于铁锅之后的圆橙之上,上身向外倾斜,右脚踏于小矮桌上,双手握一弯柄状器正在搅动锅内食物。身着黑色交领长袍,下着白裤,露出右臂及胸乳。面部脱落严重(图一O,1)。三足铁锅下火苗跳动,其口露出灰色似天鹅头状的食物。再向内放一长条矮桌,红色桌腿,白色桌面,桌上放有盘、碗、盏、箸等,其中一黑碗内放一长柄勺;碗有黑白两种,内盛红色食物或饮料。桌子中间有一接缝,似是两个矮桌拼在
一起的。桌后斜出两株交叉的竹子,桌前立三块假山石。在画面的空白处点缀花草。这幅壁画描绘的是在花园里为墓主人备饮的场面。

图十

2.东北壁“侍奉图”。
画有4人,均半侧身袖手向内而立(图一一,1)。内侧 2 人为女侍,外侧 2 人为男侍。外侧 2 人略小,是采取透视的画法以表示远近。右数第一人身着深蓝色圆领窄袖长袍，白色中单,腰系红色带,带端掖于左侧腰间并下垂,并挂一刀鞘之类物件,足蹬白靴,髡发。第二人上半身脱落,身着黄色窄袖长袍,腰系红色带,带在腰前加一扣,足蹬白靴。第三人身着白色交领长袍,红色中单,腰系红色带点白花点,两端从腰前垂至袍下沿。面存局部,含笑。第四人身着红色紧袖长袍,腰系白带，带两端从腰前垂至袍之下沿。上部脱落严厘。

图一一

3.西南壁“马球图”。
画面仅残存原画的三分之一,但仍可见比赛的激烈场面。左右两侧各画一球门,球门为两个红色柱,柱上端出尖桃形。两球门间现可见 8 骑正紧张比赛,马均四蹄腾空作征奔状(图一二)。较完整者只有右侧下排两骑。右数第一骑为淡红色马,马首向内,马鬃扎起,黄色鞍桥,黑色蟒,上乘一持月杖的男子,右手执杖,左手握缰,身着淡黄色紧袖长袍,头戴黑色圆顶帽,脑后飘两条细带。向左一骑靠近左侧球门,黄色马,马首向右,红色鞍髒,骑者身着灰色紧袖长袍,腰系带,右手持月杖左手握缰,月杖在身后。近右侧球门一骑为灰色马,马首向左,蓝色鞍,红色糍,其乘坐者右手当握月杖被人身及马首挡住,左手握缰,回首视向球门。身着淡黄色圆领紧袖长袍,白色中单,腰系白色带,腰之左侧挂一圆球状囊。足蹬灰色靴。头戴平顶帽,亦有两条细带飘于脑后(封二,4)。再上为两排,马首均向左。前排左数第一骑为红色马，白鞍黑鞘,击球者上身脱落,身着浅绿色长袍,腰系带,足蹬黑靴,双臂均挥动在马颈右侧。第骑为黄色马,蓝鞍红鞘,乘坐者从肩以上脱落,身着皂袍,腰系蓝色带,左臂扬起,右手似握缰。第三骑为红色马,红色鞘,鞍以上脱落,马尾扎成三瓣花形。乘者身着蓝色袍,足蹬黑靴。后排可见有两骑,前一马灰色,只残存一前腿。后一马为黑色,灰色鞘,鞍以上脱落不存,乘者身着红色袍(图一三,1)。清理时,近直壁的穹窿顶上尚有祥云和太阳,但全部张裂下来。画面上角的空白处绘有花草。

图一二

图一三

4.西北壁“侍奉图”。共画有 3 人,右数第一人为男侍,半侧身向内而立,拱手作插手礼。头戴平顶软角巾,身着蓝色带黑花点的圆领紧袖长袍,足蹬白靴,腰部脱落,蓄短胡须,面含微笑(图一O,3)。第二人为男侍,亦半侧身向内而立,胸部脱落,双手下垂至腰带处作提带状,头戴黑色软角帽,身着淡黄色圆领紧袖长袍,腰系红色丝带,系于腰下部,足蹬黑色靴。第三人脱落严重,只存胸部,双手托一黑色盘,盘内壁红色,内盛带盖白碗 1 件。身着红色交领长袍,绿色中单,此人半侧向内,矮于右侧 2 人似跪坐,也难分辨性别,从服饰看似女性。三人空白处点红色小花(图——,3)。

5.北壁壁画。
多已脱落,只残存西侧上角一女侍(图一O,4)。其双手捧一红色带托盏,半侧身面向右而立,身着黄色交领紧袖长袍,头扎高臀面目清秀。其身后为斜角宽边屏风,上画花草水墨画。据敖汉旗下湾子 1 号基东壁的类似屏风前为墓主人宴饮图,这当是墓主宴饮的局部,残存的女侍当为侍奉主人而捧托盏供主人宴饮(图——,2)

6.穹窿顶壁画。

图一四

绘于正顶部,是一朵盛开的覆莲花(图一四,1)。至中部画一道横红宽带,其下至四壁与顶的交界处以红带隔开 6 个梯形边框,内各画一幅画。墓门上方一幅较大,画一红色立虎。虎头东尾西,长尾向上翘起,并弯曲呈勾状,细腰粗腿,前腿直立,后腿迈开,头略弯向右侧,画好眉、目后又加白色,使虎双目狰狞更显威风,虎下有数朵如意状云朵,虎上方点缀三枝牡丹花以补空白(图一四,5;图一五,2)。

图一五

图一六

其余 5 个边框内各画一人乘一马,马四蹄腾空作急驰状,头均向左全較響。西壁脱落严重,只存局部有如意形云朵,其余四面保存较好。西北侧壁骑者所乘为灰色马,白鞍红蝣,乘坐者右手握缰,左手扬鞭作打马状。头戴黑色平顶帽,两条细带在脑后飘起,身着淡蓝色圆领紧袖长袍,腰系黑色带,上身前倾,双目前视(图一四,3,图一六,2)。北侧壁一骑为红色马,白鞍黑辫,乘者左手握缰,右臂挥起,当在扬鞭策马,鞭脱落;身着红色圆领紧袖长袍,头戴黑色帽,足蹬白靴(图一四,2、图一六,1)。东北面一骑为灰色马带黑斑，白鞍黑,乘者上身前倾,拉满弓搭箭正欲射出;身着浅蓝色圆领紧袖长袍,头戴软脚黑色圆顶帽,腰间挎箭筋,筋为白色,上饰圆点外勾双线边似一目,下端呈鱼尾状,内插羽尾箭5 支(图一六,3,图一四,6,封底,1)。东南壁一骑为红色马，白鞍蓝辩,乘者拉满弓搭箭欲射出,身着黑色紧袖长袍,腰挎箭簸,足蹬白靴,头戴黑色帽,飘带从脑后绕于嘴部,为避免飘带影响射箭,射猎者用嘴叼住飘带(图一四,4、图一五,1)。
每匹马之周围均画数朵如意形云朵,云朵蓝、红相间,十分艳丽,再向上的空白处画数枝牡丹花。

(二) 2 号墓
由于墓室穹窿顶及墓门的南壁被全部拆掉,东南与西南两壁也砸掉大半,故画面不完整,只有北壁及尸床两侧壁上的画面保存较好,但整个墓室周壁的绘画尚比较清楚。东南与东北两壁及西南与西北两壁的转角处用红色宽带隔开,以代表红柱子,这样便将周壁的画面分隔出三部分,每一部分构成内容完整的一幅壁画。现分述如下：

1.正面及尸床两侧壁绘“条屏图”。
近尸床的下半部画红色床围栏,栏分上下两层,下层栏框内镶有白边桔红色围板,上层栏由云板状立柱隔开,正面共 5 个立柱,正中立柱突出;两侧各 2 个立柱。栏外侧绕栏画6 幅竖轴条屏,每幅的上端至直壁与穹窿顶的交角处。条屏的边框为墨线交叉网格，每小格内下角填小黑花点的宽边,是表示条屏裱糊的绫子。每幅条屏上各画一丛枝繁叶茂的花卉,有牡丹、月季、梅菊等各不相同。幅与幅之间显出桔红色地(图一七,1.2;图一—八,1)。
东北与西北两壁的条幅至红柱,各画一竖幅画。东北壁画一契丹男侍,半侧身向内而立,双手捧一宽沿浅腹黄色盆。头戴圆顶黑色帽,两绺弯曲呈波浪形的髡发发辫从耳界向肩部飘去。身着桔黄色圆领紧袖长袍,腰系蓝色饰三角纹的带子,足蹬白靴。此人体胖,颈亦短,但眉清目秀,面含微笑(封二,2.图—七,4)。

图一七 2号墓壁画

2.西北壁“双鹰图”。
两只灰色海东青上下排列,头均向内,各站立在倒山字形的鹰架上。鹰架上端圆弧,下为三尖足。上一鹰上身脱落,从腿上部下垂一扭索式“鹰链”,链又环绕于鹰架之上;下一鹰的链为窄带形,是拴系于鹰之双腿的关节上侧。从鹰爪看,上一鹰较粗壮,下一鹰较细,这可能是雄雌之别。(封二,3,图一七,3)。

3.东南壁“备饮图”。
共画 5 人,前排 4 人,后排 1 人,右侧两人脱落严重只存下衣局部(图一九,1)。左数第一人为女仆,半侧身向内而立,双手托一黄色似盏托一类的圆盘,上放一盏;身着浅蓝色交领宽袖长袍,红色中单,足穿黑色鞋,头扎黑色圆顶软脚巾,额前至脑后又系绿色宽带。紧挨其第二人亦为女仆,半侧躬身低首向外而立,双手抬起似执一物向外递与第三人;身着黄色交领宽袖长袍,红色中单,腰系深蓝色带,足蹬黑靴,头戴深蓝色软脚巾,亦从额前至脑后系浅蓝色带,面目俊俏,细眉秀目。第
三、第四两人只剩下袍之一角,第三人穿蓝色长袍,第四人穿酱色长袍。在第一、二人之身
后立一男仆,首向下略低,身着黄色圆领袍,髡发,但头顶处长着一层短发,额前留发并剪短,至两鬓角处出一绺长发,蓄短胡须,双目一眼睁一眼微闭,面带愁容。(图一八,2;图一九,1)在左数第一、二人之前放一红色高桌,四腿均加上,下两道横撑,四角镶黄色边;桌上放一盘一碗。桌之右侧放一浅腹火盆,敛口,口外沿加一匝实钉,如意云头状三足;盆内炭火正燃,左侧炭火上放一黄色长颈瓶,瓶之肩、腹有各三道弦纹(图一八,3)。

图一八 2号墓壁画

在人物和器物范围内的下侧,即靠近墓底处向上画有两道斜线,线至中部相交,当为表示人物是在野地活动时所铺设的地毯或毡子之类。

4.西南壁“备饮图”。
由于破坏严重只存局部(图一九,2)。所画侍奉者有四、五人,但保存较好只是右数第一人,为契丹男仆,面部脱落,只存两条略弯曲的髡发之发辫从耳界飘于胸前;右手抬至胸前张开五指,左手指向右手掌;身着绿色圆领紧袖长袍,红色中单,腰系桔红色带,带之前腰偏左穿一长方形黄色腰包,包上口扣弧边盖,腰右侧带下挂一上斜下方的小囊。足瞪黑色靴。其左立一人,头及上身大部分脱落,只见浅粉色长袍和黑色靴。从右侧人的手势看,两人似在对语(图一九,2;图二〇,右)。两人前置一长方形矮桌,桌沿为桔红色,白桌面;桌上右放一椭圆形曲口海棠盘,内放曲口小盏 2 个;左放莲花纹曲口温碗 1个,内盛仰莲纹执壶 1 个(图二〇,中);盘,碗、壶、盏均为黄色。再向左置酒坛子两排，均斜向排放,半插入黑色的酒架上;酒坛为淡绿色,桔红色封泥(图二〇,左)。酒坛后立两人,只见衣服局部,左为绿色长袍,腰间似系红色带;右为深蓝色长袍。

图一九 2号墓壁画

图二〇

（三）3 号墓
基室内壁及甬道两壁均绘有壁画。室内壁画因被盗后又洪水冲灌脱落严重,只存北壁左侧的花鸟:一长尾鸟落于一枝牡丹旁。甬道两壁用黑线各画两个方框,框角及上下边中间为红色花瓣,中间画墨绿叶红花的一枝牡丹,两侧各立一鸟。西壁左框内鸟均为灰色羽毛,右框内为黄色羽毛;东壁的各框两鸟则一灰一黄,灰鸟在前,黄鸟在后。各框的前一鸟均回首向后一鸟如对语。

(四) 5 号墓
室内壁画仅残存一小部分。北壁和东北、西北壁只存似条屏的边框局部,框内尚存绘有花卉的残线。但能够看清整个画面所绘的内容是东南与西南两壁和东西两壁的前半部。转角处用红宽带隔出四幅。
1.西南壁“备饮图”。
只残存下部,前为一红色矮条桌,桌面左侧倒扣着三个白色大碗,右侧为一白色长盘。桌后立三个足蹬黑靴者,靴以上脱落,左二人向右站立,右一人向左站立,左第一人着蓝色长袍(图二一)。

图二一 5号墓壁画

2.西壁左半部“备饮图”。
前为黄色酒架,上插两排交错的 6 个修瓶,瓶口加红色封泥。瓶之后立 2 人,左一人半侧身向右而立,双手托一高足盘,头戴黑色巾帻,鬓角出一绺细发垂于耳界,身着蓝色交领宽袖长袍,粉色袖口,深蓝色中单,腰系黄色带;细眉,面含愁容,似女仆。右一人半侧身向左而立,胸以上脱落,双手捧一蓝色倒扣着的似盆状物;身着黄色紧袖长袍,腰系红色带,带之右侧穿一方形腰包(图九,1)。东南壁只存底部,为一高桌后站立足蹬黑色高靴者,只存两人,高桌为红色,云板状腿,桌面以
上脱落(图九,2)。

3.东壁前半部正身立一人,双手拱于胸前,头部以上脱落,但见毙发的发辫尖飘于胸部,身着黄色圆领紧袖长袍,足蹬黑色靴。

四、墓葬年代、族属、壁画内容分析
这次清理工作的主要收获是发现一批十分重要的壁画资料。除此外,对我们考察距此之北约 5 公里的城址也有一些帮助。现就壁画的内容及其它几个问题浅谈如下看法。

(一)关于墓葬的年代
5 座墓均未见有明确纪年的文物出土,也未见可供比较的随葬品。因此,我们只能依靠墓葬形制和壁画内容所反映的时代风貌,作出大体的判断。它们均为辽墓是毫无疑问的。
一般认为,辽代晚期流行六角形和八角形的墓室。东区的 1 号墓和西区的 2、4 号墓当为同期,3、5 号墓为八角形又位于西区的西北侧,故当晚于前 2 座墓。1 号墓绘有马球图,马球运动在重熙十年四月兴宗下诏书“禁五京吏民击球”,马球运动不可能因为皇帝下一道诏书就能在民间禁止住,但也不会再在墓穴内绘制打马球的画面,因此,有无马球壁画是我们推测墓葬年代的依据之一。

1990 年发现于敖汉旗皮匠沟 1 号辽墓的马球图,那座墓也是六角,并出土了双孔扁体绿釉鸡冠壶,对分析该墓的相对年代提供了标准器”。这座墓当与皮匠沟 1 号辽墓的年代大体相当,即辽兴宗重熙十年之前的墓,但也应在辽中期偏晚。那么,西区的 2、4 号墓也应相当于这一时期。
3.5 号墓所在的位置和形制均标明是辽晚期,即重熙年以后。由此得出结论,西区的基葬排列顺序如同羊山辽墓一样,也应是削早后晚,即所谓“昭穆葬式”。辽代埋葬习解中以东为尊,墓地选择的山洼向口多为东南向,这便出现下山坡的墓要早于上山坡的基。无论是汉人或是契丹的墓,多有这样的规律。

(二)墓主人的族属及其它
基中的骨架多已扰乱,只有 2 号墓尸床上保留的几块腿骨证明墓主人是头东脚西的直肢葬。我们从头骨上的绿浸铜锈看,说明有铜覆面具,再从墓内壁画风格和内容分析,这里应是契丹家族墓地。
契丹有东向拜日的习尚,将太阳升起的地方视为东方,这一思想意识也体现于葬俗中,墓道方向一般为南偏东 20°—30°左右,一年四季的太阳出来的方向不一样,便产生角度的变化。3 号墓的木椁上墨书方向字迹再次证明了墓门的方向即为契丹人认为的东方这一习尚。这一发现说明,在砌筑墓室时,依据太阳出来的方向来确定整个墓室和墓道的方向,即东向尚日的具体体现。
(三)墓地与降圣州城址关系的推测
五十家子城址始建于辽代,《中国历史地图集》标为辽降圣州后,引起学术界的争论和关注,有的学者认为是仪坤州(冯永谦持此说),有的认为是龙化州(见项春松《辽代历史与考古》),有的认为降圣州应为此之北的“今敖汉旗木头营子乡新民一带”(引《内蒙古历史地理))。李逸友先生坚持这里是降圣州(见(辽代城郭营建制度初探),载《辽金史论文集》第三辑)。是辽代哪个州,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这里是辽代州一级城址似得以肯定。我们要说明的是,七家墓地当与这座州城有一定关系,或即是说是该城内的一支居民的家族墓地。
以往的考古发现证明,辽墓基室绘有野画装饰仅占百分之一、二,是一个墓地内级别的标志,也与之相关的生居地的文化层次相关联。州城是其辖区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便有了一批画家专为墓室作画,故凡州城附近的墓地多见壁画墓。我们认为,马球运动也应是一样,也只有州、县一级的城市才会有马球运动的场地和一群打马球的爱好者。
降圣州原本是耶律阿保机春捺钵的驻地之一,耶律德光在此降生,穆宗在此建州取圣人降临之意命此州名。因此,建州最初的动因是为纪念太宗出生地,这也就有了其特殊性。城内的居民或是契丹人为主,他们的故有习俗如守猎、打马球等也在这里保持下来并有所发展。从七家墓地所表现的葬俗和壁画内容,有助于说明五十家子城址便是辽代降圣州城址的这一看法。

(四)壁画内容分析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首先对每座墓的壁画作初步说明后,再谈总的看法。
1 号墓室内壁画遭受到风吹水浸和人为破坏,使原本因冬冻春化后已经松动和壁画成片地脱落。尤其这座墓的砖壁与白灰面又加一层泥障就更易脱落。这就是以往我们在清理早期被盜辽代壁画墓中,墓室多无壁画的原因所在。经我们抢救,还是获得一批十分珍贵的壁画资料,主要有如下收获：
1.获得第二幅马球图。第一幅马球图于 1991 年在敖汉旗宝国吐乡皮匠沟发现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使我们看到了契丹人打马球的真实情况。而这一次发现的马球图尽管脱落严重，但整个比赛的激烈场面仍跃然于画面之上,并且与皮匠沟马球图相比又有一些不同,主
要有以下几点：
(1)皮匠沟辽墓壁画马球图是四骑分朋对打,加上替补队员(或裁判)共五骑,而这幅马球图至少是八骑分朋对打。
(2)球门不同,前一幅是毡帐式,而后一幅则是立柱式。
(3)人的服饰也略异,如帽,前者为斗笠形三角帽,而后者为平顶圆帽。
(4)排列的阵形也不同,前者为一字排开,形成对攻之势,而后者则是上下错落有致,疏密相间,大致呈椭圆形,而且有两队齐头并进,采用贴身防守的打法。在长不足1.5、宽不到 0.7 米的面积之内,画出一群飞奔之骑,更显比赛之激烈,气势之宏大,表明这位无名的壁画家对马球运动之熟悉,画技之高超。
通过这些比较,使我们更加深了对辽代马球运动的了解,即辽代马球比赛时候,在参加人数上可多可少,但多采取“分朋”对打的比赛方式。七家 1 号墓的这幅马球图由于严重脱落,看不见马球,便找不见相互争抢的焦点,不好分出哪几骑是一队,与其对攻的又是哪几骑。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奔腾的场面,看出是相互对抗的比赛,即分朋对打。即然是分出两队比赛,两队间总应有明显的标志来区别,“月杖”仅存两个,故单从月杖上是区分不出来的。我们从此画所乘坐的马之鞍赞仅为黑或灰和红两种颜色,而且数量上红鞍为4 个,黑辩为 3 个,其中一骑只残存一马腿。这似乎是两队的标志物之一。
2.首次发现“猎虎图”。
穹窿顶部的壁画所绘一虎五骑,虽然用红框分隔开来,但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一幅“猎虎图”。猎虎是辽皇帝四时捺钵中秋捺钵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辽史)载:“秋捺钵: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人山射鹿及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常有虎据林,伤害居民畜牧。景宗领数骑猎焉,虎伏草丛,战慄不敢仰视,上舍之,因号‘伏虎林”。这段记载自然有夸张溢美之意,但秋捺钵猎虎却是事实。秋捺钵多在秋山,有学者考证这秋山并不在永州而在庆州,理由之一便是土河和黄水的汇合处之永州没有山林,也不会有老虎出没。太祖射虎于东山,太宗射于松山,均不是秋天,前者是神册四年正月,后者是会同元年三月,兴宗重熙七年七月“射虎于东刺山”,十年八月又“射虎于医巫闾山”,同年十月又“猎于烽台山观射虎立毙。”二十一年十月“幸显、懿二州,戊戌射于亥南撤葛柏”,道宗于清宁二年九月“猎射虎获之”。以上记载可见,皇帝们射猎老虎也不限于一山一地。还有记载他们秋猎时,只记猎于某某地或某某山,获何猎物并没交待。从(辽史)记述中,其秋猎主要是熊,虎、鹿、兔等。

七家 1 号墓的射虎场面是一般臣民的围猎活动,一骑脱落,其余四骑有两骑是在射杀,另两骑只是扬鞭策马,未带弓箭。他们所乘之马奔跑的方向是一致的,均自左向右,这显然是围猎形式。弓箭手专门射杀老虎,也有只围着老虎转不使之跑掉的骑者,而虎在数骑的围困之下,显得惊恐万状。如前腿直立,后腿只作迈动之态,而不是四爪腾跃,扬起尾巴欲作搏斗之势。虎与马周围又有数朵彩云,这便增加了神秘的色彩,画在穹窿顶处,又如天马行空。将整个画面分隔成幅,则
有装饰的意义,但将它们联合起来分析,又是一幅完整的围猎场面。

在以往发现的辽墓壁画中,很少见与秋猎有关的内容,正在行猎的也很少,只是在辽宁省法库叶茂台 6 号墓中有射中一野兔的画面。较多的壁画是画准备出猎的情景,描写春猎较多,主要标帜物出现海东青,围猎老虎的场面更不见。这座墓是辽代中期偏晚的墓葬,辽国的生产方式早已转入农耕和游牧业,狩猎已不占主要,而成为契丹人的体育活动项目或军事训练科目或上层人物的一种情趣。那时森林茂密,如庆陵之东陵的“四时山水图”也真实的描绘出辽代的风光景色,山林中有虎、鹿、野猪等行走其间。老虎则是“伤害居民畜牧”的猛兽,射杀之则有为民除害的内容。皇帝亲自去射虎,则显示他们的神威，臣民们去射虎当然便是为民除害的英雄。为
此,懿德皇后作《伏虎林应制》诗一首:“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引(辽金文)),借伏虎于林,喻辽朝盛世,极有气魄。考七家墓地所处的地理环境,这里虽不是高山大川,但丘陵相连,当时也可能是山林一片,墓主人很可能是距此之北辽代城内之居民或契丹族上层人物,他即喜爱打马球,又善围猎,甚至包括凶猛的老虎在内也敢去杀射,故其死后画家作画来描绘他的生前事迹。

3.关于宴饮的新内容。
这座墓另一幅很有价值的壁画便是绘于东南壁的庖厨图。这是一幅以室外的花园或旷野为背景,为墓主人准备宴饮的写实画,很有生活气息。有负责挑担的,有负责烧火的,有负责煮食的,三个女仆均在忙碌地操作之中。带网的坛子里装的可能是酒,挑到野外备主人饮用。为表示劳碌之状,搅动肉锅的女仆竟脱右袖露出臂及胸乳,这一细节也可能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是很难得的一幕,表现了辽国下层人物的艰辛。
绘于近棺床两侧及正面壁上的侍奉图,表现的是室内生活,如屏风,应是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在画两侧侍奉者时,画家采取透视手法来表现,这就使空间增大,更显奴仆们侍奉主人的恭敬之态,并有主有从。在马球图中所见八骑,如果上下分可分四层,也有近大远小的透视效果,表现出了画家观察生活的能力和绘画技巧。

4.关于绘画风格。
整个墓室壁画采用单线平涂之法,有晕染,如人物面部和衣褶,也有未勾勒只用平涂者,如花卉和云朵。在绘画时显得勿忙了草,一气呵成,如多有重复线,未有打画稿。有的人物比例失调,只注重神似而忽略形似。但马和虎却画得十分传神,所见马十余匹,虽都是在狂奔,但其动态各异,说明画家擅长画马”这是辽墓壁画,同时也包括传世辽画的一大特点,形成了风格明显的“草原画派”。2 号墓,墓室的顶部和前部壁砖拆掉,壁画残缺不全,这为我们整体分析墓室壁画内容带来困难。估计穹窿顶部也应有壁画,但已毁掉不存了。仅存于室内周壁残画,也使
我们看到一些新的内容。

(1)关于立于床前的双鹰。双鹰立于床前的鹰架上,这在以往发现的辽墓壁画中未曾见到。以前发现的海东青多是猎、门吏、仪卫所驾,或是立于行进中的驼车棚顶上,其平时是如何栖息的未见有壁画描绘。史籍上载,契丹等北方狩猎民族平时对鹰十分珍爱,在夏天惶其因受热而得病,为其准备名为“玉山”,鹰落于其上以散其热;冬天为防其冷,又为其准备名为“绣墩”,落于其上以取其暖。这“玉山”是何种样子却不得而知。看了这幅画,我们就清楚了。主人床前所立供鹰平时栖息的倒“山”字形的架子,便是史籍所载的“玉山”。“玉山”自然应是用玉刻制而成,玉又有很强的散热功能。从壁画看,为使其稳定,下为三条较高的腿,上为圆弧,每一玉山只落一只鹰。为防鹰飞掉或在室内乱跑动,用一链缚其腿并固定在玉山之上。链在玉山的腿间与顶上绕成环套,这就使鹰在玉山能上下自由降落,在周围还有一定范围的活动空间。鹰之链有扭索式,也有细带式,捆缚于鹰腿的位置也大体弄清了,即在两腿关节之上侧。在一室内同养着一雄一雌,画者画两鹰一上一下以表示远近,这是因为所留空间较小,故采取散点透视的办法来解决空间小的难题,我们看此画,应理解为两鹰并列排放。落于玉山憩息的双鹰全无冲入九天云宵击落鹅的那种凶猛迅速之势,而是温顺可爱,双双面向在床上刚要起床的主人,盼企新的一天到来,再去搏击长空冲破鹅阵。这一细节描绘出鹰与主人的依存关系,主人不仅把鹰当作猎具,也把鹰看作宠物,即使晚上睡觉也放于床侧须臾不得离开。这幅双鹰图为了解契丹人平日饲养海东青鹘提供了一个十分珍贵的资料。由于鹰是落于玉山之上,也交待出所描绘的场景是春天。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绘于床之东侧的契丹男仆,他双手捧一黄色宽沿浅盆半侧面向棺床走去。对这一契丹人的捧盆之举可以作两种分析,一是可以理解为给主人端一盆洗脸水,待主人起床后洗脸,这完全能说得通,且他侧身面对的是主人之床,并作出恭敬之态。但如果再与相对的双鹰相联系作另一种分析,其所捧之盆也可以理解为饲鹰之食具。

(辽史》中在记述春捺钵时,用海东青捕天鹅时,必备的用品就有“鹰食一器”,这“器”是何种样子尚未有论及者,观这幅画中的侍奉者所捧之盆,所谓“鹰食一器”,大致是指这种宽沿浅腹盆。在辽墓壁画中以墓道为中心轴线,东西两壁画往往是内容相同或相近的两种不同形式的描述,这大体形成规律。比如就是这座墓的东南和西南两壁的内容基本相同,均是为墓主人准备宴饮,只是一为备饮茶,一为备饮酒。综上所述,所捧之盆可以说是给墓主人洗脸,或说给鹰喂食。今备两说,待以后考古新发现去验证。
其实,这类铜盆早有出土,现敖汉旗博物馆就收藏 3 件,其中 1 件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即 1988 年出土于英凤沟 4 号辽墓的东耳室中,这件铜盆在沿之两侧对应地穿一孔,向下加一鼻,鼻加铁环,环可转动,这便是为在去野外携带方便而设。同墓亦出土一件如陈国公主墓出土的与驾鹰有关的臂鞘上的玛瑙瓦形器,说明墓主人喜欢驾鹰,亦将喂鹰食之器随葬于墓室。我们结合出土文物和这幅壁画综合分析,看到了《辽史》所记“鹰食一器”的具体形态,即这种浅腹宽沿盆,浅腹利于鹰食,宽沿便于鹰与食拉开一定的距离。当然,也不排除它们即为洗面的铜洗。

(2)关于备饮场面。
东南与西南两壁之画是相对应的为墓主人准备饮食的,但所准备的具体内容是不相同的。这类相对应的宴饮或备饮图已在敖汉旗下湾子 1、4 号墓室东西两侧、羊山 1 号墓室东南与西南两侧及 3 号基天井东西两壁等发现几例,多为一边是一盆正燃的炭火之上放二执壶正在煮水或乳,几个奴仆端盘捧盏站立桌旁,一边是放温碗执壶,与此相关的是摆放几个带封泥的修瓶(即所谓的牛腿瓶)。几座墓均出现类似的场面,较大的墓还出现第三个场面,如羊山的三座墓均在天井处画三足铁锅蒸煮肉食的场面,这表明当时宴饮的过程,即饮茶、饮酒、吃肉等主宴,也或是一天内不同形式的三餐。《萍州可谈》卷 1 记载辽人的宴饮过程:“辽人相见,其俗先点汤后点茶,至宴会亦是先水饮,然后品味以进”。饮茶时先煎好水后点茶,但一火盆内总要放置一高一矮的两执壶,看来两壶所煎煮的不会同是水,估计一壶可能煮乳,另一壶煮水。苏辙有诗云:“北方茗饮无不有,盐酪淑姜夸满口”。田广林先生考证蒙古族饮奶茶始于辽代,这些壁画有助此说。”墓室的东南壁的火盆内尽管只放一长颈瓶,从位置看盆内右侧还应放一壶或瓶,可能是奴仆已从盆中取出正在冲点茶叶,因右侧三人虽各有动作,但因脱落掉而只能作出这样的判断。
5号墓壁画,保存面积较大的是两壁前侧的备饮场面。黄色箱式架上的两排酒瓶占
居整画的大部分,显示对窖酒的重视。敖汉旗迄今发现辽墓壁画中酒架插修瓶并加封泥的壁画已有五例,有四例是这种箱式酒架(分别见于七家 2 号、羊山 1 号、喇嘛沟辽墓),有1 例是矮桌式酒架(下湾子 1 号墓)。箱式酒架羊山1 号墓画得最为清晰,覆斗形旁壁镂扁桃形孔。七家 2 号和 5 号墓则用一条横线来代表架之上面,其下只用黑,黄来表示酒架颜色,但仍可看出这些瓶是半插入箱式酒架之上的。立于右侧之男仆双手托起的蓝色似覆斗物,手伸其内,其下沿之宽超人之胸部。过去发现的辽墓壁画曾见到过类似者,有人认为是给墓主人托起的冠帽,也有人认为是扣着的大碗。我们认为这两者都是单以其形状而论之。观此壁画是与窖酒相关的一种器皿。说其为冠帽或碗都过大,而且辽墓壁画之碗多为白色或黄色,很少见蓝色碗。辽确有这种三角斗笠式帽,但亦不见蓝色之斗笠。这幅壁画两人相互应地站立于酒架之后,均为墓主人准备酒的场面,不会是拿着帽子在旁观看。

在“备饮图”中,道具多少、内容繁简也各不相一,在饮酒的场面上,往往摆放水果和瓜,一定是用瓜果佐饮,这些均与墓葬的规模和墓主人生前身份相统一的。4 号墓壁画不仅保存的面积太少,内容也十分单一,即双鸟戏牡丹,鸟又长尾似风,绘画者多匠气。因此,目前保存的壁画纯系装饰性质,未见有描述墓主人生前生活内容。墓室北壁与甬道两壁也是绘花鸟,可能是条屏上的一部分,东西两壁和西南、东南壁应是描绘生活内容的,但脱落不存。一般辽代小型墓甬道壁画总与墓主人的生活内容相关，而此墓却画两横幅花鸟画作为点缀,这种形式还是目前很罕见的一例,反映出绘画者的画技拙劣和表现力不强。

综观这 4 座墓的壁画内容,尽管也有一些汉文化因素的影响,如 2、5 号墓的花卉条屏,但契丹族的民族风格表现的十分明显,是北方民族生活景象的再现。北方民族的特点之一便是骑射、狩猎、饮酒,这在壁画中有充分的反映。墓室四壁的面积都较小,却要表现多方面内容,除描绘室内的活动外,还要表现猎虎、打马球等室外的大场面活动,画家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去布局,有的甚至画两层画面。如 1 号墓,现在能看到的人物达 19 人之多,如加上脱落小部分要超 20 人且各有所动,即有激烈的围猎,打球场面,也有忙碌着为墓主备食的场面,也有侍奉者静候的场面,生活气息十分浓厚。即在同一墓地,每座墓壁画表现的同是主要的生活起居,但内容和表现形式却不相同,这种严谨详实的写实性是辽墓壁画的鲜明特点之一。

部分彩图：

注释
①敖汉旗博物馆:《内蒙古敖汉旗皮匠沟 1、2 号辽
墓》,《文物》,1998 年 9 期。
②田广林:《辽代礼俗考》,1998年。

邵国田

邵国田：原敖汉旗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曾任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学会理事，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现任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理事。1972年从教育调到文化系统的40余年间，致力于文物保护、考古调查、抢救发掘、征集文物、筹建博物馆等。

重要是在1981-1988年，组织开展了敖汉旗的文物普查，共发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遗址和墓地3800余处，居全国之冠，创造出普查的“敖汉模式”。其中发现的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等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以及柳南墓地、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和墓地，填补了我国北方考古编年的空白。参加了小河沿、大甸子、兴隆洼、兴隆沟、撒水坡、四分地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主持清理了草帽山红山文化积石冢、西山小河沿文化墓地、乌兰堡铁匠沟战国墓、康家营子、北三家、沙子沟、大横沟、英凤沟、姚家沟、皮匠沟、下湾子、喇嘛沟、娘娘庙、七家、羊山、水泉、台吉营子、喇嘛洞梁等辽墓百余座，揭取墓中壁画50余幅。

多次受到赤峰市和旗政府的奖励，并分别于1986、1989、1996、1999年评为全区文物战线先进工作者，全区思想理论战线先进工作者，受到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和内蒙古文化厅的表彰。2002年被国家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授予国家级“文博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