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是怎么培养出高超的斗争艺术的？

国共分裂前，我们是没有军队的。在南昌起义后，教员、朱老总在湘赣边界，贺龙在湘鄂西、方志敏在赣东北这些犄角旮旯的地方，慢慢的拉起一些队伍。

当时各地的红军和上海的中央，由于通信的原因，都很难联系到，给中央写一封信，运气好的话，中央半年才能收到，至于能不能收到回信，只能看天意。

而且当时的党中央比较弱势，没人没钱没枪。但教员提出了党指挥枪的理念，这个理念是在三湾改编时提出来的，后来经过古田会议，正式确认了这个理念，党才真正的控制了红军。

红军完全认可党指挥枪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既有权力结构的调整，又有人事的斗争。

在党的历史上，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并列为著名的三大起义，其实秋收起义能有这么高的历史地位，主要是靠教员强大的实力挣来的。

之前教员在国共合作时，他是专门负责宣传工作，从来没接触过军事，在秋收起义失败了，他便转型到军事工作，带着队伍来到井冈山。

因为湘南特委的插手和不正确的指挥方针下，本来在湘南搞得风生水起的朱老总待不下去了，带着残兵败将，来到了井冈山，朱毛会师。

井冈山的教员的军事才华初露锋芒，外面的国军在他眼里只是个战五渣，不足为虑，但教员碰到了军事生涯的第一个挫折，就是内部的问题。在七大的时候，因为和朱老总产生了矛盾，教员的前委书记被落选，不得已离开了军队。朱老总支持绝对民主，而教员主张集权。

教员离开后，红军因实行民主，结果啪啪打脸，连吃好几场败仗，大家觉得，可能教员是对的，于是朱老总安排陈毅到上海汇报一下工作，陈毅把前因后果详细说给总理听，总理给陈毅做了一个多月的思想工作，总结一句话，教员是对的，叫陈毅回去抓紧把教员请回来。

有中央的支持，教员回到部队后迅速站稳脚跟，地位在古田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但上海的李立三，他认为教员并不是一个听话的人，在秋收起义的时候，定下来了占领大城市的计划，湖南的要求是占领长沙，起义失败后，教员却把队伍带到了井冈山，教员的决定是没错，但他却犯了大忌，他的上级领导会怎么想，自己的下属不听话，任性行事，谁能放心呢？

到了井冈山之后，湖南省委的特派员杜修经找到朱毛，让他们把队伍带到湘南，但教员偏偏组织召开联系扩大会议，通过新决议，坚决抵制湖南省委的命令，要求湖南省委重新讨论，再下命令。

李立三上位后，他雄心勃勃，想要立刻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不是送死么？教员压根不搭理李立三。

李立三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以中央的名义向全党发了通告。通告说的是：

一切分散红军，逃避敌人进剿，向偏僻地区发展在现时局势下，便成为极端错误的取消观念。

李立三没有具体点名，但大家都知道他在说谁了？即便是这样，教员压根无视。

李立三看到教员是这个态度，又写了一篇文章，说：

以乡村来包围城市的想法是⼀种幻想，是⼀种绝对错误的观念。过去在游击战争中获得的所谓敌进我退、敌退我打的经验⼀般不适用。

他为了顾及点面子不点名批评，但教员根本不理不睬，李立三没面子了，直接在大会上点名狠狠批评教员，但还是没有用。李立三想了两个办法，一个是把他调离红四军去上海，另一个是派人过来当监军。

他们写信给红四前委，叫教员前来参会，无论怎么催促，教员一直不动身。调离行不通，那就派人过来，先来的是涂振农，到了之后就要求打南昌，教员没拒绝，他聪明的忽悠了涂振农，把队伍拉到南昌城下，但是围而不打，但上面命令很坚决，说不打是抗命。教员骑虎难下，正好彭老总带着红三军团正在攻打长沙，他找了借口撤离南昌，向红三军团靠拢。

结果，长沙没拿下，教员借坡下驴，迅速撤离长沙。

半个月后，周以粟到了，要求再次打长沙，这次教员直接和他聊，讲道理，愣是把周以粟说服了。暂时不打长沙。

教员可以无视李立三，也可以耍涂振农、周以粟玩，但他无法忽视红军内部的声音，有一部分人会说，你不打长沙，也不打南昌，中央的政策还要不要执行了？

在李立三时代，教员可以用置之不理的办法对抗李立三，王明上位了，教员就碰上了还算强大的对手，应付起来有点吃力。

在李立三时期，不管井冈山也好，还是江西苏区也好，上海中央对红军的影响微乎其微，红军的人事权由教员一手掌控，不管是杜修经、涂作农、周以粟是带着上级指示来的，他们都和中下级干部战士，没有什么渊源，谁听他们的？

而王明呢，苏联在六大之后，培养和援助一大批军事⼲部，交给王明用，大量的留洋干部都被派到各个苏区。

1931年年底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大量的高级干部来的更多。比如总理、聂荣臻、叶剑英都是这个时候到的。

之前的权力布局是朱、毛、彭和一些中下级干部学生战士，原来在上海的大量高级干部、苏联培养的干部，都来了，可想而知，对苏区的冲击有多大。

留洋干部主要从事政治工作，也就是政委，红一军团政委罗荣桓换成了聂荣臻，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换成了杨尚昆，刚组建的红五军政委是肖劲光。

罗、滕是跟着教员起家的老干部了，聂、杨、肖都是新来的。除了军团一级以外，军、师、团的政委也进行了大面积的更换，引起了本地干部一些非议，因为这些本地干部发现，外来的干部看起来并没有比当地的老干部们更有能力。

教员虽然没说什么，但他发现，外来干部干了政委之后，政委的话语权立马提高了。

以前的红军，实行的是党委制，但在1930年共产国际给王明一个指示：

政治委员制度在军队中与党组织平行存在，并且高于这些组织。

这样下来，政治委员的权力就起来了，高于军事将领，打仗就听政委了。

但是这个新制度不是说换就换的，政委制是从1930年6月开始推的，到1933年，才把政委制在苏区全面推行。就算外来干部替换原来的政治干部，并控制了红军，但教员还是处于组织的最顶端，朱毛红军会师之后，红军的最高权力机关一直是前敌委员会。除了暂时离开3个月以外，他一直都在担任前委书记。

红四军和红五军会师的时候，组建了共同的前敌委员会，教员依旧是书记，组建红一方面军的时候，共同前委改组变成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教员仍然是前委书记。

朱毛时期的前委，彭德怀会师之后的共同前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里面的委员清一色都是本地干部。

可是，共产国际又给王明支招了：

建议重置权力机关，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于是新成立的机构，准备开始取代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六届三中全会后，苏区中央局宣告成立，中央指定任命项英、教员、朱德、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为常委，项英代理中央局书记。

教员从之前的总前委书记变成了中央局委员，原来的前委委员彭德怀、曾山、陈毅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

从那时候开始，教员无法主导苏区了。但他不轻易认输，不想让某些人乱搞，葬送了革命事业，他先在中央局第一次大会上提出来增加彭德怀、林彪、周以粟、曾山、陈毅为中央局委员，又提出要增加中央局委员人数，想要用多数压倒少数，但上面不同意。

本来总前委和中央局是有分工的，总前委负责作战，中央局负责地方工作。没想到他们突然撤销了总前委，把权力剥夺交给了苏区中央局。

中央局刚成立的时候，只有项英一人，独木难支，后来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来了，中央局名义领导是项英，但实际权力掌握在任弼时手里。

任弼时到了苏区，教员受到的批判越来越多。他哪里受得了这种气，他还是坚持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本本主义》，是反对以共产国际的命令是从。

但任弼时他们针锋相对的批判教员，面对他们的反击，教员开始陷入孤家寡人的状态。

在叶坪会议上，教员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会引起全国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但外来干部认为教员说错了，日本侵华的目的是为了进攻苏联，要武装保卫苏联。大家都在高声叫喊，教员只好闭口不言，会后，他请病假去瑞华金山古庙修养。

总理到了苏区，教员再次提出自己计划，但总理没正面回应，中央局除了教员，都对攻打中心城市的战略表示支持和赞同。

攻打中心城市的战略确定后，首先要打的是赣州，教员还是坚决反对，但压不住别人对此很有信心，连彭老总朱老总都认为很乐观。

真知灼见永远是只有少数人，红军苦攻赣州两个月，不但没有拿下赣州，还伤亡惨重。他们才想到教员来了，没想到教员请过来后，就直接说他们打赣州是继续走李立三的路线，引起其他人的不快。

江口会议之后，中央的策略是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组成西路军，两路军队“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但教员认为应该往偏僻的地方发展。他说服了红一军团的林育容和聂荣臻，他俩向中央表态，完全同意教员的意见。

结果总理连续开了两天会，最后勉强同意向闽西发展。教员已经让中央局成员都很不满意，不开心了。

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建制，但是教员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并没有恢复。

中央局本来计划让朱老总当总司令，王稼祥当政治部主任，总理当总政委，教员仅以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行动。

后来在总理的力荐下，教员被重新任命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但总政委的权力含量大不如前，现在的总政委只限于布置具体战术。

教员重新担任总政委之后，正式发动乐安、宜黄战役。一出马就成功打下了乐安和宜黄，但中央局一看打了两场胜仗，想要再接再厉，准备想打吉安，或者抚州。

但教员有意见了，他觉得这时候应该要按兵不动，等待敌情变化，依旧不肯冒着巨大的风险攻打中心城市，引起了其他成员的不满。

为了解决争论，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带着刘伯承从瑞金出发，前往宁都，准备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宁都会议上，因为前方的参谋长是叶剑英，总理认为他不能胜任，想要用刘伯承来替代，于是在会议中，叶剑英和刘伯承职务对调，刘伯承曾在苏联学习过军事，理论经验丰富，且擅长正规军事战略。刘伯承的军事经验和教员的游击战经验正好是南辕北辙，因此，在第四、五反围剿期间，刘伯承是正规战战略的主要策划者。

在宁都会议上，总理建议教员继续留在前线担任助理。但教员不可能接受，于是再次养病休假。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在总理的主持下进行，采用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获得了胜利，极大的鼓舞了中央局的士气，这就把教员推到⼀个很尴尬的位置。

若是第五次反围剿，红军仍然获得胜利，教员仍然继续坐冷板凳，恰恰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为教员的复出与崛起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他恰好在溃败之前抽身而退，这使得他完全避免了战争失败的责任。

宁都会议使教员失去了权力，但这适当的隐退，却为他塑造了绝对的权威，岂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