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应观：黄河文化传承中的历史纠葛与现代破局

作者简介：司马众志，全球华人寻根拜祖联合会副会长、世界非遗基金组织文化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华龙文化学者。

图为：中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龙王庙——嘉应观
引言
2021年12月，在筹备“万龙归宗 祈福中华”海峡两岸黄河寻根祈福活动期间，最初选定的武陟县嘉应观，却因其供奉的主神并非大众熟知的龙神，使得活动举办地不得不临时变更。这一突发状况，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引发了我对龙王庙竟不供奉龙神这一奇异现象的深度思考。
近期，嘉应观景区负责人提出“嘉应观不是庙”的言论，更是在社会上掀起了一阵讨论的热潮。长久以来，嘉应观的属性认定以及主神供奉问题，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这背后实则隐藏着文化遗产保护进程中，历史真实性与现代阐释权之间的激烈矛盾。在国家大力推进黄河文化发展战略的当下，嘉应观作为承载黄河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保护与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基于自身的经历，本文将从四个维度深入剖析，力求为嘉应观更好地融入黄河文化战略提供可行思路。
一、历史定位：国家祭祀与治河工程的双重载体
（一）建造初衷的政治隐喻
嘉应观始建于雍正元年（1723年），彼时黄河武陟段频繁决口，水患肆虐，严重威胁着沿岸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国家的稳定。雍正帝以皇子身份主持堵口工程时，许下了建庙的宏愿。登基之后，朝廷不惜耗费巨资，依照故宫形制建成了嘉应观。从宗教文化的视角来看，御制碑文赐予“显佑通济昭灵効顺黄河之神”的封号，将黄河之神正式纳入道教神谱体系，通过官方权威认定进一步强化了其宗教权威性。这一举措巧妙地将自然崇拜与皇权紧密相连，把黄河治理提升到了关乎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高度，正所谓“河涨河落维系皇冠顶戴”，成为清代“神道设教”思想的生动实物体现。在黄河文化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嘉应观的建造初衷清晰地展现出黄河文化中政治、宗教与自然元素相互交融的独特魅力，对于研究封建时期黄河流域的治理理念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二）庙衙一体的创新格局
嘉应观在建筑布局上大胆创新，将河道总督衙署（中央）与道台衙署（地方）巧妙地融入庙区，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左庙右衙”格局，实现了宗教祭祀与行政管理的协同运作。嘉应观整体建筑布局严格遵循传统道教宫观的规制，采用中轴对称设计，建筑错落有致，气势恢宏。最初，中大殿庄重地供奉着黄河之神龙王，东西龙王殿则配祀贾让等历代治河名臣。这种以龙王为主神，辅以相关神祇和人物的供奉体系，与道教中对水神等神灵的信仰和供奉方式高度契合。在道教信仰体系中，龙王是掌管水域的重要神祇，肩负着兴云布雨、司掌水旱等重要职责，嘉应观对龙王的供奉充分体现了道教对水神的尊崇。历史上，嘉应观作为一座道观，曾举行过各式各样的道教仪式和法事活动，诸如道士们虔诚的诵经、祈福、禳灾等仪式，其目的在于祈求黄河安澜、风调雨顺，具有浓郁的道教文化特色。嵇曾筠、林则徐等众多声名远扬的治河名臣都曾在此办公，使得嘉应观一跃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治河的核心枢纽。这一庙衙一体的独特模式，为我们研究古代黄河治理体系的完整性与科学性提供了珍贵实例，有助于深入挖掘治理背后所蕴含的文化脉络与制度传承，与黄河文化发展战略的要求完美契合。
二、属性争议：从“庙”到“非庙”的话语博弈
（一）官方定性的法律依据
2001年，国务院正式将嘉应观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明确将其定性为“清代皇家祭祀建筑”。从宗教文化的专业角度审视，依据《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嘉应观被归为具有特殊历史、艺术价值的宗教建筑，其“庙”的属性受到《文物保护法》的坚实保护。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报告更是称嘉应观为“中国古代河神庙的巅峰之作”。嘉应观不仅仅是一座单纯的道教祭祀场所，更承载着极为丰富的黄河文化内涵。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嘉应观的存在，深刻体现了人们对黄河的敬畏与感恩之情，通过对黄河之神的虔诚祭祀，表达了对黄河安澜、农业丰收的美好祈愿。与此同时，嘉应观中的各种建筑装饰、碑刻等，都蕴含着大量丰富的黄河文化元素。例如，殿内独具满族风格的龙凤彩绘，不仅彰显了皇权对河神信仰的有力掌控，也生动反映了黄河文化与皇家文化相互融合的独特魅力。从黄河文化发展战略的视角出发，坚决维护嘉应观的官方定性，对于保护黄河文化遗产的真实完整性，确保其在传承体系中的正统地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非庙”论的现实考量
持有“嘉应观不是庙”观点者，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因素。随着时代的飞速变迁，意识形态与管理模式发生了深刻变革，嘉应观逐渐转变为4A级景区与治河博物馆，其原有的宗教祭祀功能也随之逐步弱化直至消失；东跨院衙署区被改造用于其他用途，使得祭祀空间大幅缩减。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混淆了“功能演变”与“本质属性”的概念。就如同故宫博物院，虽然如今承担着重要的旅游功能，但这丝毫不会改变其作为皇家宫殿的本质属性。同样，嘉应观也不应仅仅因为现代用途的改变，就被轻易否定其作为庙的本质属性。其道教文化属性与黄河文化、皇家祭祀文化相互融合的独特特质，从未发生改变。在黄河文化战略的大框架下，如果错误解读嘉应观的本质属性，极有可能导致文化传承与旅游开发的定位出现偏差，从而严重影响其在黄河文化传播中核心作用的有效发挥。
三、主神移位：历史记忆的断裂与重构
（一）清代祭祀体系的完整性
据历史记载，嘉应观中大殿原本供奉的是黄河之神龙王，殿内精美的65幅满族风格龙凤彩绘，淋漓尽致地彰显了皇权对河神信仰的掌控力度。东西龙王殿配祀贾让等治河名臣，共同构建起了“人神共治”的完整体系。顺治帝之子、首任道长牛钮，仅仅在西跨院设有纪念塑像，并未进入主神序列。这套完整的清代祭祀体系，历经岁月沉淀，蕴含着特定时期深厚的黄河文化，完全契合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的严格要求，成为传承黄河流域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的重要依托。其中，道教对龙王的供奉传统以及与皇权、黄河文化相互融合的祭祀体系，构成了这一文化传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现代阐释的越界风险
2012年，嘉应观在修缮过程中，相关人员依据民间传说，贸然将牛钮塑像移至中大殿并尊为主神，这一行为引发了诸多弊端。首先，其违反了《文物保护法》中“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基本原则，极大地破坏了嘉应观的历史真实性。牛钮“皇叔”的传说仅仅属于民间叙事范畴，根本无法替代国家祭祀体系以及道教正统祭祀体系中以龙王为主神所具有的神圣性。将牛钮立为主神，造成了文化符号错位，扰乱了原本清晰的文化脉络。嘉应观本质上是一座道观，而牛钮并非传统道教神祇，供奉他严重破坏了黄河流域信众心中“河神安澜”的集体记忆以及当地的传统信仰。在黄河文化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这种主神移位的行为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理念背道而驰。倘若长此以往，必将对嘉应观的历史价值与文化影响力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害，使其独特魅力大打折扣。
四、现代管理：在保护中创新发展
（一）分层保护与活化利用
嘉应观在现代管理过程中，应当高度注重保护、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结合。在核心保护区，可以借鉴国内其他地区的成功案例，坚决恢复黄河之神的主神位，维持祭祀空间的原状，传承源远流长的河神崇拜文化，严格遵守文化遗产核心保护的各项要求，这同时也是对嘉应观道教文化与黄河文化融合特色的有力保护。在东跨院衙署区，充分借助先进的数字技术，精心打造“牛钮治河功绩展”，在确保不破坏文物原状的前提下，进一步拓展文化展示的维度，让游客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治河历史，满足遗产利用创新的实际需求。在体验创新区，积极举办“黄河祈福大典”等沉浸式项目，让游客亲身参与传统祭祀活动，欣赏精彩的黄河传说表演，亲身体验传统手工艺制作，实现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嘉应观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其中，在传统祭祀环节，可以适当恢复部分道教仪式的内容，充分展现其独特的宗教文化魅力。
（二）构建多元共治机制
为推动嘉应观的保护与发展，应当积极构建多元共治机制。首先，组建专业的专家顾问委员会，其中宗教文化专家能够为道教文化的保护传承提供专业、权威的意见，为决策提供有力辅助。通过召开听证会、发放问卷等方式，广泛收集信众和游客的意见建议，力求在保护与开发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兼顾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旅游经济发展的现实诉求。此外，将嘉应观纳入“一带一路”跨国项目，借助国际合作的力量，提升其国际影响力，激发内在活力，向世界全方位展现道教文化与黄河文化融合的独特魅力。
嘉应观在属性与主神认定方面存在的争议，本质上凸显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认同困境。其“庙衙一体”的独特建筑格局，充分彰显了清代的治国智慧，堪称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之作，对于黄河文化战略的推进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当务之急，应当以《文物保护法》为根本依据，紧密结合传统风俗与历史事实，尽快恢复黄河之神的主神位，修缮祭祀设施，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广泛普及其文化价值，重塑信众的文化记忆。唯有在历史真实性与现代阐释权之间找到完美平衡，稳固主神地位，才能切实守护好嘉应观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传承博大精深的治河精神，为推动黄河文化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