讷言：［明月千里］告别 “ 紧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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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农村人永远也不会忘记，整天种粮种棉却缺吃少穿。说起钱，更是捉襟见肘，是大老爷们穿小脚老婆鞋——钱（前）紧，这可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是一视同“贫”，说一贫如洗、家徒四壁也不为过。虽然天天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但又是盼富若渴的年代，心里总有一种希望，日子慢慢会好的，是这样一种美好的希望，让人有了一种奋斗的精神，身在“苦”中不知“苦”，还会“苦”中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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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管理部门通知换户口本，旧户口本的扉页上盖有一鲜红的印章“棉票已领”，孩子不解地问：“这是什么意思？”随着孩子的提问，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令人难忘的物资紧缺的日子。

用四十岁左右人的话说，我们的青少年时代可谓不幸，出生在三年困难时期，物资极度匮乏，买一匣火柴都要“票证”。上学又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读书也成了问题。张贤亮先生在《小说中国》中称过去为“数字化生存”，买什么都要用票证、凭卡片，买什么都是几斤几两、几丈几尺几寸，太形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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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农村缺吃。群众形象地说，整天是“猫吃浆子在嘴上挖抓”。早晚是稀溜溜的苞谷糁子，中午是搅团，改善伙食也就吃碗连汤面，老是不到吃饭时间，肚子就咕咕叫。因此，那时农村青年人最爱交售公购粮了，虽然掮麦袋子又重又累，但干完了却可以吃上一碗肉泡馍或“单子儿”（指泡馍的汤和肉），这碗泡馍和“单子儿”可以让食者回味多日，并且成为炫耀的资本，也会使听者涎水涟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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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有一碗干面真会令人喜气洋洋。人们也常学苏联电影中瓦西里的话“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穷开心。那时除非逢年过节才有白馍吃。白馍也是麦面加苞谷面蒸的，用一种叫做“硫磺”的化学剂熏白的。蒸馍时，把“硫磺”用麻纸包成小包，点燃后按在一个一个的馍上，这样蒸出的馍就是“白馍”。

那时农村人穿衣的目的就是御寒遮羞，谁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时装，见了穿四个兜的干部都羡慕不已。城里人都穿上了洋气十足的凡立丁，农村人还不知是什么，就称其为“料子”。农村有一点小小特权的阶层曾把日本尿素袋改造一番，做成衣服，寻常老百姓是根本没资格穿的。

生产队买了尿素，那化纤的白色袋子多被有头面的人瓜分（也可能是低价购买的），白色袋子有字，直接做衣服有伤大雅，就用硫化蓝染料印染，但总是不能把那字完全覆盖住。当时公社经常召开会议，那些头面人物便很是得意地穿上此衣去开会，有好事者就编了一顺口溜：“远看抖噜噜，近看望见肉，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脖子是株式会社，裤裆里含氮量46%。”可以断言，编这个顺口溜的人，一定是出于嫉妒和无奈，因为那衣服在当时绝对是奢侈品，敢情赛过今天的鳄鱼、梦特娇、皮尔·卡丹，赛过今天巴黎贵妇人穿的最昂贵的一件晚礼服。

那时，不但孩子喜欢过年，大人也喜欢过年。我们中国人有“宁穷一年不穷一节”的传统，过年家里再穷也要给孩子添新衣，蒸包子，吃臊子面，红红火火吃上几天饱肚子，一旦年气完了，新衣服也就珍藏到箱子里，等以后走亲戚时拿出来再穿，吃饭也依旧是苞谷糁子和搅团。缺衣少食，那住和行等其他方面就更不能提了。住则土房土炕，破被烂褥；行则靠爹娘给的双腿，戏称“11号汽车”，由南走到北，由白走到黑。盖房是靠土，交通是靠走，至于通讯基本上是靠“吼”，治安也只能靠狗了。

时过境迁，今非昔比。过去是将就着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衣服小了还可给弟妹、孩子穿；现在是讲究着穿，讲究质量，讲究款式，讲究品牌，常常“喜新厌旧”，追赶潮流，追赶时尚。过去是家里有什么就凑合着吃什么，粗茶淡饭都很香；现在是想吃什么基本就有什么，但有了美味佳肴却没有了过去那样的食欲。过去干体力活虽然很累，但一有时间场畔地头都能睡得酣畅；现在有了席梦思，却辗转反侧深夜难寐。过去缺衣少食，但吼几句秦腔人穷志不短，十分精神；现在是有吃有穿却觉得干啥都没劲……

告别紧缺，人们得到了物质上的满足，但又似乎失去了些什么，欠缺些什么，这大概是俗话说的有得必有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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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旭，西安市鄠邑区人。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1977年冬考试入学，从医数年获主治医师职称，后又在乡、县、市机关供职。退休后任陕西省南泥湾精神研究会特邀研究员、陕西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会顾问、西安市象棋协会会长。出版有《往事如风》《远方有约》(合著)《在希望的田野上》《春风化雨花千树》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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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们年少

曾把青春当作鲜衣怒马

而今我们渐老

愿从容岁月依旧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