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美国釜底抽薪C919外援尽失,中国工程师脑洞大开逆转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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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中国定调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民后军。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军费支出,1980年我国军费占GDP比例为4.26%,1985年军费占GDP比例下降至2.13%,1988年进一步降至1.45%。

同一时期美国军费占GDP的比例在7.5%至8.0%,苏联是最丧心病狂的,军费占比达到了GDP的50%左右严重经济失衡,这样的操作最后不解体都说不过去了。



80年代中国和苏联走了两条完全相反的路。苏联是为了军事不管经济,中国是为了经济策略性放弃军事发展,,不求扩张只求满足自保即可,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美国污蔑我国货轮上装载有送往伊朗的违禁品,公然在海上拦截对我方货船进行检查;

1996年台海危机,美国派出尼米兹航母战斗群和独立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湾海峡,与解放军海军开始了对峙。装备严重落后的解放军无奈之下只能把坦克和大炮拉上渔船,用钢丝绳固定,只为了对抗美国航母;

紧接着1999年北约故意挑衅,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后仅以误炸二字解释,通报上使用sorry(不好意思),坚决不同意使用apologize(道歉),中国只能表示抗议,无奈说出“韬光养晦”四字。

2003年南海撞机事件,我军歼-8飞行员王伟牺牲,美方赔偿3.4万美元引人愤怒,事后还叫嚣:“加满油并归还侦察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重启了一系列军事武器的研发项目,比如歼-20、歼-10战斗机,中华神盾、航空母舰等。

大飞机项目也在这个时候被重新提起,因为大飞机是军用特种机型——预警机、加油机、侦察机、电子战机等必不可少的载体,美国在这方面不仅一直对我们禁运,而且一旦有国家想出售给我们,美国也会出面全部搅黄。

所以在2007年当大飞机研制的排头兵和先行机ARJ21刚完成技术的初步积累,中国立刻开始启动了大飞机C919的研制项目,用当时军方内部人士的话来说:“已经没时间了,美国不给我时间了。”



对此国内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反对理由是全球市场已经被人占得满满当当了,大型客机市场被波音和空客两大巨头垄断,技术和品牌的高门槛难以撼动,至于支线机市场则被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和加拿大庞巴迪公司抢占先机,俄罗斯和日本等工业强国虎视眈眈也在进行支线飞机研制的筹备。

我国进军大飞机项目是前有狼后有虎,很容易得不偿失竹篮打水一场空。对此中央定调,我们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不用担心产能过剩卖不出去这些问题。

在大飞机项目上我们有过运-10项目的惨痛经历,美国用麦道公司有严重安全问题的大飞机MD82和我们合资,引诱我们下马运-10随后拍拍屁股走人,打断了我们的大飞机项目研制;后面还有过美国的背信弃义,美国答应为我们升级歼-8战斗机,当我们把歼-8战斗机拆装送到美国并缴纳了一大笔改装费后,美国以人权问题对我们进行制裁扣留我们的飞机,不退押金吃霸王餐。

这种背景下中央痛定思痛市场是换不来技术的,如同中国汽车工业20年来的合资模式,所以大飞机必须要靠自己,要走自主开发的道路。

自主研发不表示拒绝合作,中国向俄罗斯抛去橄榄枝:“大家一起研制C919,可好?”俄罗斯看好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欣然同意:“好啊!”这个过程中波音和空客闻风而动,跑到中国寻求合资,但被中国全部拒绝,因为这两家公司都曾背刺过我们。

当年由于最重要的竞争对手运-10被我们自己“枪毙”后,垄断全球航空市场的欧美两大豪门在90年代纷纷毁约让中国欲哭无泪!1997年麦道公司被波音兼并后,随后以麦道公司已不复存在为由终止了与中国的合作项目;1997年中航工业、新加坡科技有限公司、空客公司三方达成协议,联合研发AE100客机,然而在1998年空客宣布将投资开发A318客机,以资金和精力有限单方面宣布退出AE100项目。2004年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计划再次让中国踩坑,出资20亿却连会场都不让进。

吃一堑长一智,坚决靠自己!所以在C919大飞机项目上欧美积极报名想参加,我们没给机会,只准备拉拢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有过生产图系列和伊尔系列民用客机的经验,虽然技术不算顶峰,但对比我们已经够了。

然而中俄大飞机项目很快就出现分歧。中国提出合作的目的是想借鉴俄罗斯的技术和经验,按照最先进的西方标准设计一款新的民用客机,但俄罗斯答应合作的目的是想用中国的资金继续完成伊尔系列民用客机的研发和生产。

经过数轮沟通俄罗斯固执己见,反而一再想说服中国,大飞机研制上全盘改用俄罗斯的标准和体系。真的是“没有公主的命,却得了公主的病”,自己的水平几斤几两还不清楚啊,还抱着老旧飞机当宝贝。道不同,不相为谋。最终俄罗斯退出,这一刻中国完全明白了,前方艰苦唯有自渡,必须抛弃一切幻想自力更生。



美国和欧洲发现中国这次的大飞机研发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于是严令禁止西方航空科技公司和中国进行大飞机项目的任何技术合作,不准为中国提供设计方案的技术咨询和评估。

当时西方国家的飞机设计已经全面实现数据化,从图纸、方案、有限元应力分析、载荷分析到电控传动、飞行模拟全能借助软件和数学模型进行设计和分析,快捷方便,而这些“好东西”我们是一个都没有。

美国的禁令让C919设计小组一下子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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