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乡中国求联结：传播行动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实践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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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置诸城乡中国语境，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一项因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变”举措，嵌入于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在创业行动中，如何实现不同维度的连接是显著挑战。小花村村民成立茶叶专业合作社，是一例主观意愿与外力推动相结合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实践。其间，外来行动者充分调用社会资本、积极开展传播行动，协助返乡创业者化解与城市市场、基层政府、乡村社会的连接困境，但不同主体间连接的紧张始终存在。从传播与社会联动的角度考察，这一个案表明：构建寻求联结的共同体是城乡中国语境中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实践进路。这意味着需要在特定社会结构和社会情境下建设一个由人和技术共同构成的中介系统，以“寻求联结”为行动逻辑，以多元、适宜的中介行动尝试连通存在他异性的不同主体。为构建寻求联结的共同体，在健全基础设施和社会支持网络之外，更应高度关切人的问题。

作者简介

吴麟，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2022年一般科研项目“多元行动者的媒介创新实践与劳动关系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2XYJS015）的阶段性成果。

一

引言

“中国很大。不过我们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叫城市，另外一块叫乡村”（周其仁，2017：1）。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与村庄的关系两个维度分析，当前中国已由“乡土中国”转向为“城乡中国”（刘守英，王一鸽，2018）。置诸这一宏观社会历史语境，农民工的进城务工和返乡回流“共同构成了中国乡村经济社会结构现代转型的动力”（夏柱智，2017）。本文尝试以小花村的故事为个案，从传播与社会联动的角度，探讨城乡中国语境中农民工返乡创业可能的实践进路。

本世纪初，随着劳动密集型企业从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农民工返乡创业趋势增强。随着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推动与完善农民工创业活动，逐渐成为政府重要的政策着力点。此后政策文件陆续出台，在宏观政策层面积极推动农民工的返乡创业行动。相关政策演化显示，农民工返乡创业总体上是一项“适变”举措，因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变动，嵌入于“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周雪光，2017：9）。

按照政策设计，农民工返乡创业需要“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提升、扩散、共享为纽带”，创造更多“就地就近”就业机会。其中，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是一种相对于物质资本而存在的资本形态，包括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健康等要素，“技能和知识是一种资本形态”（舒尔茨，1971/1990：22）。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简言之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可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中获取和/或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林南，2001/2020：30）。从群体角度看，较之其他类型创业者，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均较为有限，一般存在“知识文化水平不高、风险偏好较低、社会关系网络以强关系网络为主”特征（陶欣，庄晋财，2012），往往显著影响其与市场、政府等主体的充分连接。已有研究从优化创业结构环境、拓展创业支持网络、完善创业技能培训等方面提出诸多对策，这些研究在宏观方向上是正确的，更需要以体察具体经验现实为前提积极行动。

当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两个重要经验特征：一是“嵌入乡村社会”，创业动机多是“自我实现和家庭生计的交织”，创业资源的获得机制一般具有“小微创业”特征（夏柱智，2017）。二是处于“场域叠加态”，乡村创业面临“工业社会场域”与“乡村社会场域”并存的挑战，两类“场域”各有惯习与规则且相互不无冲突（郭星华，肖翔尹，2020）。在具体创业行动中，多元主体的实践相互交织且充满张力，彼此之间如何实现良好连接成为突出问题。可见，关键要素间的连接状况形塑了返乡创业的形貌。在返乡创业实践中，如何具体突破多元主体间的连接困境？连接需要媒介。对于这一问题，尚缺乏从“媒介”角度——媒介“不仅仅是一个物品，一个对象，更是一个考察社会、人乃至世界的站点”（黄旦，2022）——展开的具体经验研究。

重识“媒介”成为近年来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知识增长点。本文认同下述主张：就其本义及谱系而言，“媒介”主要意为“居中位置及交接转化，重点是中介行为”；“故凡是媒介，必是从关系着眼，否则就是技术或物件”。媒介作为一种“装置”聚集诸要素的特定“生成”，是将其“安排、组织、装配在一起的”创生过程（黄旦，2019）。理解媒介需要注意“具体的媒介”与“共有的媒介性——调节或交转”双重意涵（黄旦，2022）。已有研究较多关注新型媒介实践，对经验现实有一定呈现，然而多数缺乏对媒介如何发挥“调节、组织、转化、生成”作用的深入探讨。本文认为从“媒介”角度考察农民工返乡创业，需要充分注重其行动所依托的“媒介环境”——“特定时空节点中可用的全部媒介”（库尔德利，赫普，2017/2023：49），深入探究关系网络中不同维度的中介化沟通如何实现。此外，农民工返乡创业涉及多维度的连接，现有关注媒介实践的研究主要是呈现创业主体如何与市场连接，较少涉及其与地方政府、乡村社会等的关联。不同维度的连接均有其价值，我们应拓展研究视界。

综上，本文的研究旨趣与核心问题为：在“城乡中国”语境下，基于一例个案讨论在具体媒介环境中，如何以传播行动突破创业主体与城市市场、基层政府、乡村社会之间连接的紧张乃至困境？其间，传播行动应遵循什么样的行动逻辑？

二

研究方法与资料

本着回馈乡土初衷，近年来我们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田野实践——推动小花村返乡农民工成立“龙眠市西祥茶叶专业合作社”。龙眠市是笔者与团队主要成员和钧的故乡，位于安徽省中部，出产的小花茶明清两代曾为贡品，被誉为“品不减龙井”，是当地农村的主要经济作物。西山镇小花村是小花茶的核心产区，2016年全镇共有茶园约1.8万亩，当年年底小花村合作社正式成立，理事长西祥与核心社员多为该村返乡农民工。迄今合作社有一定发展，但整体仍为“小微创业”，所涉各要素间连接的紧张在不同维度上均有显现。

本文采取个案研究方法。个案研究的科学性体现为“一种社会全体的可能性解释”（渠敬东，2019），为此需要从典型性案例出发，通过“事件化”的社会激活过程，呈现出多重社会构成的脉络。如何选择合适个案，以及个案如何分析，乃是关键所在。多元主体间的连接困境是农民工返乡创业行动的显著风险，本文在案例选择上注重“典型性”——“体现了某一类别的现象或共性的性质”（王宁，2002）。个案分析的要旨是通过“事件化”方式来呈现社会诸要素相互作用过程，经验材料是否充足至关重要。本文所运用的资料源自研究团队长期田野实践——自2016年至今深度参与小花村农民工的返乡创业行动。其间，我们作为外来行动者，与创业农民工一道在具体媒介环境中尝试以多种类型的传播实践推动创业进程。同时，我们还以“第一者视角”全程观察参与实践的成效及其困境。行文中，本文努力将研究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孙立平，2005：349）。

三

吾乡吾民：小花村的故事

和钧出生成长于小花村，积极筹划与推动成立合作社，源自一次偶然经历。2014年清明节后，他在出差途中回了一趟老家，撞见叔父家正为卖茶发愁，“茶贩子”将价格“压”得太低，而且“明前茶”才好售，“雨前茶”和“谷雨茶”很难卖。婶婶诉苦时话里有话，“他们在外面有出息的，卖到大城市，就贵多了”。和钧觉得自己“不得不做点么”，于是主动帮忙卖茶，叔父家自产茶叶仅二十来斤，“一下子就给兜了底”。随后其他亲戚和村中集体茶园也来求助，这一年总共卖了近300斤小花茶。得益于茶叶品质及人脉关系，连续三年他都为小花村的茶叶寻得了不错的直接销路。这一行动得到诸多鼓励，不少朋友建议他以适宜方式将村民组织起来，既给大家带来放心茶，又能帮助乡亲们增收。西山镇及龙眠市的党政领导也注意到此事，在和钧回乡过年时，邀请其参与“西山籍杰出人士新春座谈会”，希望他能充分运用好社会资源帮扶家乡茶叶“创牌、提质、增效”。通过多方征询意见包括研究团队内部反复讨论，2016年秋，和钧提议有意愿的村民尝试成立合作社，以“圈起一片能够确保品质的茶园”进行规模生产，直接通过电商拓宽销路、降低交易成本。

合作社于2016年12月下旬成立，出资总额为20万元人民币，小花村北冲河村民组生产队长西祥出资13万元，被推选为理事长。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辗转海南、浙江、江苏等地务工近三十年。2014年左右，为照顾高龄母亲，他不再常年在外，开始间歇性地去建筑工地务工，每做完一个工地都要回家住一段时间。首批有8户入社，7户是村里登记在册的贫困户，每人出资1万元，包括西祥的哥哥、弟弟，户主们平均年龄达56岁。2014年该村民组有60人，常年留守村民仅14人左右，包括6名超过75岁的老人、2名60多岁的单身汉，当时53岁的西祥算“年轻的劳力”。8名核心成员，除一人在村中开农运车、一人因身体原因较少外出，余下6人长期在外务工，近年来基本在工地上“打桩”——这一建筑业的技术工种，日工资不低，当时每天已达到150元-200元/天，并且“只要到了工地，老板包吃住”；但是室外作业、日夜倒班，对体力有相当高要求。西祥三兄弟均遭遇过工伤事故，年龄渐长，逐渐难以承受。同时，这也是不稳定的营生，一个工地做完就得等下一个，“一年中如果能干足七八个月，就算是好年成”。

在研究团队协助下，他们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制定了合作社章程，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予以通过。探寻成立缘由，社员自身意愿是主因，希望组织起来寻得好销路，不再被“茶贩子”压价。此外，常年外出务工的社员返乡意愿随着年岁增长也日益显著，他们筹划如果“一年能在茶叶上挣个两三万”，在附近乡镇打打零工、“靠河吃河”捕捞点河鲜售卖，以及养鸡鸭、种蔬菜满足日常生活所需，收入就会和外出务工差不多，同时还能照顾到年事已高的父母。外力推动因素也相当关键：一是本团队成员和钧，小花村是其心心念念的故土，希望尽力帮助日益老迈的乡邻安心待在村中，不再外出从事辛苦且不稳定的工地活计。二是西山镇、小花村镇村两级干部，有落实精准扶贫、发展集体经济的规定任务。

每户社员都有自家茶地，为了增加收入，合作社准备承包小花村的一处集体茶园，镇政府积极推动此事。2016年4月，西山镇刚完成换届工作，新任镇党委书记姓汪，精明干练且性格颇强势。10月中旬，西祥代表新成立的合作社参与竞标，在研究团队主张下，最终出价12万元竞得承包权，但此价位远远超出其心理预期。之后，与小花村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所承包的资产共有两项，约80亩的茶园和190平米的茶厂。合作社日常运营中，西祥全力料理相关事宜，涉及基础设施、生产管理、后勤保障、人力调配、启动资金等各方面问题。他自觉是一个“精干的人”，平素甚至瞧不上那些只会“死做”的同伴，然而签下承包合同后就相当焦虑，几乎整日忧心忡忡。在众社员协作以及研究团队深度参与下，2017年茶季顺利度过，有一个颇为可喜的开端：截至当年8月下旬，通过线下线上渠道，共销售了将近900斤小花茶；开展初步的标准化生产，主打“原生态野茶”，创建了自有品牌“和为茗” ，平均售价达到同期普通小花茶的两倍。除销售合作社成员自产茶叶148斤之外，还为非社员的16家贫困户销售茶叶180斤。当年合作社按时缴纳12万元承包金，小花村村集体收入首次超过10万元，突破了这个贫困小山村的历史记录。

2018年初春，严重霜冻侵袭，合作社承包的茶园受灾面积过半，茶叶大幅减产。当年底，考虑到承包金过高、村委会未按承诺给予扶助、受灾未得到有效处理等，西祥和社员们失去继续经营集体茶园的信心，经过艰难磋商，提前解除承包关系。自2019年起，合作社主要采取“订制+收购”的混合模式，除已有成员外，还直接对接本村及西山镇其他村的个体农户，通过“线上+线下”的双重方式，以高于当地市场收购价三至五成的标准，出售农家自产的小花茶。本地“茶贩子”往往高价抢购“明前茶”，对普通农户出产量大的“雨前茶”尤其是“谷雨茶”极力压价乃至拒绝收购，合作社的销售则全程覆盖三个品类，尝试化解“明前茶没得卖”和“谷雨茶卖不掉”的困境。2020年至2022年，疫情下市场需求的缩减，兼之社内社外具体人事纠葛，合作社勉力维持。2023年至今，对外如何提升组织自我发展能力，对内如何完善社内利益分配机制、增强成员的凝聚力，都是待解难题。

四

多维的连接困境与传播行动

在“小花村的故事”中，始终存在着连接的紧张乃至困境，主要表现为合作社与城市消费者、基层管理者以及社区内农户之间在观念或利益上的冲突。其间，外来行动者（我们研究团队）与创业农民工（合作社众成员），在具体媒介环境中尝试多种类型的传播实践，试图促成创业主体与城市市场、基层政府、乡村社会的连接。数年以来，甘苦交织。

（一）乡村与城市的连接

西山镇是小花茶的核心产区，几乎家家种植茶叶，普通农户一般只有两条销售渠道：一是托亲靠友找熟人，一是直接卖给“茶贩子”。关系网络相当有限，中间商们往往压价，销路一直是个大问题，近些年来尤甚。较之种植水稻，茶树更易打理，随着劳动力外流，不少农田都改成了茶地，茶叶产量普遍提高，平均每户都有几十斤的产量。

能否连接市场，通常是农民工创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对小花村合作社而言，由于外来行动者的深度参与，此类连接基本能够实现。购买茶叶的基本是城市中产消费者，起初影响连接的关键主要有两点，一是产品标准，如茶叶大小不一，不同批次差别很大，难以满足“标准化”的严格审视。二是包装设计，村民讲究量的实惠，以是否“足斤足两”为首要标准，对“精致化”的需求缺乏足够认知。研究团队开展了针对消费者的访谈，根据调查反馈，研究团队向合作社建议：小花茶如果想要“卖得上价”，一是保证没有使用农药化肥；二是明确统一茶叶采摘标准。村民们起初都觉得“办不到”，给出很多理由——“茶叶大点小点都能喝，大一点，味道还更足、耐泡”“现在农村劳力太少，春茶长得快，每天芽头都不一样，人力跟不上，很难摘小”“不打除草剂，额外加上的人工太多”等等。经过反复磨合，合作社成员在品质标准上终于形成共识——“原生态的、品质好的，就是高价格；打除草剂、用化肥的，坚决不能卖”，并协商制定了以目标消费者“原生态需求”为导向的生产标准。当时龙眠市面上多数小花茶均无品牌与商标，为形成识别度，合作社创建了自有品牌“和为茗”，正式注册了商标并设计了专属包装。合作社大部分成员都姓和，像不少中外百年老字号品牌那样将姓氏放入其中，以表示“不好好做，会令家族蒙羞”。

确保原生态需要的精细化生产，必然会提升村民前期成本投入。如何使其安心？2017年春节期间，研究团队前往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调研省内一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借鉴他们“认领一亩茶山，喝上自家好茶”的经验，合作社尝试开展了“山主计划”，核心内容为：将山顶的茶园，拿出一部分，分成若干份，一份一亩；有购茶意向者，以一个合适的价格，认购成为“山主”；这一亩茶园，无论产多少，均归于“山主”。此外，还设计了“山主”福利：维护茶山之余，合作社还准备喂猪、养鱼、种菜，年底时将向“山主”赠送土猪腊肉、清水鱼干、豇豆角等年货。基于线下与线上的联合推广，第一期计划最终寻得了20余位“山主”，每位每年出资1万，在2018年茶季开始前，已有20多万元汇入合作社的账户，承包金和各种人工费已是无虞，这是相当重要的“定心丸”，使得社员在茶叶的采摘与炒制中，能够坚持以质量为导向，而非是以往那样斤斤计较于产量。

作为地方特产，小花茶只是在安徽省内有较高知晓度，如何更广泛地连接市场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对此，研究团队深度参与，开展系列传播实践，主要包括：（1）协助开通合作社的微店，设计了广告词——“无他，唯有原生态。好小花·放心茶·和为茗”。目前，微店是合作社唯一的线上销售平台。每一盒茶包装上都有西祥的手写签名、标明茶叶采摘日期，尽量做到来源可溯。（2）协助注册和运营合作社的公众号，简介为“守田者不饥，读书者不贱。美好生活，一手好诗，一杯小花”。具体内容并未直接推介产品信息，而是聚焦于“喝茶·读诗”的文化实践，基本上每次推送一首精心选择的诗歌，压题图片上标注“向往美好，第X期”，内页底端均附有微店二维码。截至2023年3月底，已推送了570余期，阅读量虽有限，但在保持茶友社群黏性上发挥一定作用。（3）协助将合作社的客户微信群建立成一个有活跃度的、超越纯粹消费关系的线上社群，采茶季图文直播茶山动态，平时经常发布与“茶”主题相关的品鉴知识、健康信息、文学创作等内容，积极鼓励茶友分享个人观感；还尝试开展过小规模的线下活动，如进山探访茶园、举办茶会雅集。（4）协助撰写文案并在个人社交平台进行推广。为拓宽销路，研究团队尝试以“讲故事”的方式吸引关注。2017年3月，和钧结合自己生长于斯地的经历撰文，从“二十年前的小树苗”讲起，写到合作社承包的茶园——“在那遥远的山顶”、商定茶叶品牌的深意——“我用姓氏来见证”，最后是期待改变乡村凋敝境况的愿景——“让人留下来”，字斟句酌推敲后，用个人公众号推送。这篇文章阅读量达7500多人次，点赞数有150多个，还有几十条留言，而当时公众号关注人数不足千人。此文传播力颇为持久，2023年4月龙眠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干部还在朋友圈分享。之后每逢茶季，研究团队与合作社均认真讨论推送文案，在内容要素上突出“故事+情感+价值观”，具体议题紧扣时局以实现公共连接，同时还积极发掘和发表本地人朴实的乡土文章。如此，“小花村的故事”成为小花茶的人文底色。

能否连接市场决定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存在可能。在小花村的创业行动中，外来行动者与创业农民工合力，通过确立品质标准、申请注册商标、设计产品包装、开展“山主”计划、建设线上社群、进行宣传推广等媒介实践，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乡土生产者与城市消费者的连接。其间，研究团队尽可能运用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以多元的传播行动深度参与，促成了“乡与城”的连接；但也潜伏了张力——合作社的公众号、线上社群，乃至微店的运营维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均由研究团队负责。团队成员皆有本职工作，能够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限制了连接的深度与广度。短视频兴起后，合作社有开通视频号、抖音号的计划，由于内部分工协调，未能很好落实。还尝试过与一位视频博主进行合作推广，“助农带货”虽有一定业绩，但其将合作社的供货价格“压得很低”且要求繁多，社员所得实惠很少，仅合作了一次。随着本地乡村直播带货开始流行，理事长西祥于2021年10月在抖音上注册了合作社账号，还报名收费的网课，学习如何制作短视频，2023年茶季该账号发布了3则茶山现场视频，有一定关注量，但传播实践还有待活跃。

（二）合作社与政府的连接

承包小花村的集体茶园，是此次返乡创业活动中的大事。原本约定10年承包期限，然而风波迭出，仅两年就提前解约。其间，合作社与基层管理者的连接困境颇为突出，其中与村委会的沟通始终不畅，关键争端共有三次，研究团队应合作社的要求两次协助其撰写“陈情书”直接向西山镇政府反映情况，试图以这一传统的传播方式实现必要的连接。

争端之一是村委会未能如期守约完成相关基础设施整修。按照合同规定，2017年3月初茶季开始前，小花村村委会及西山镇相关部门需完成平整通往山顶茶园的土路、改建茶山上采茶工人宿舍、修缮制茶车间设备、整饬茶厂周边环境等工作。直到2月下旬，新茶采摘在即，依然还处于未完成状态，西祥与时任村支书多次交涉，“好话歹话都说尽了”，依然无济于事。据其口述内容，我们撰写了一份《关于小花茶园茶厂进展的报告和请求支持的请示》直接递交给西山镇政府，全文1500余字，详细描述了当时基础设施方面的困境，提出具体诉求及可能解决举措。对于这一越级反映问题的“陈情书”，镇党委汪书记反应很迅速，在其直接督责下，基础设施建设大致按期完成。

争端之二是双方关于承包金数额及交付方式的严重分歧。这也是贯穿始终的痛点与难点。对于12万元承包金，合作社始终认为金额过高。承包竞拍共有三人参与，当出价提到10万元时，西祥本准备退出，现场与研究团队电话沟通后，勉强坚持下来，事后他多次表示，“这个价格划不来”，而且总怀疑竞拍现场有圈套。正式签订合同时，关于承包金支付，村委会提出“每年2月1日前一次性付清当年承包款12万元”，合作社提出需要“分期支付”。对此，村委会表示“合同先这样签，到时候再商量，肯定支持你们”，但此后一直不松口。前述第一封“陈情书”中，合作社也反映了这一问题，请求政府从考虑实际经营状况、照顾农户感情角度出发，共同商定如何细化分批支付方案。对此诉求，镇党委汪书记进行了折中处理——“今年暂且先分两次交清，后续再谈”。2017年茶季结束后，合作众成员商量后拟了一份“补充合同”，主要提出两方面的意愿，一是调整承包金支付方式，要求根据茶叶的实际销售和回款情况分4次付清，在清明、端午、中秋、除夕四个节日前每次支付3万元；二是基础设施维护的保障，列出了6条细则。双方进行过多次“谈判”，研究团队在驻村调研时也应邀参与过一次；但直到承包协议解除，村委会也未有实质性回应。

争端之三是解除协议后村委会追讨受灾的减免金与押金。本来约定集体茶园承包期限为10年，不过两年就提前解约。前述2018年春季茶园遭受天灾，以及灾后合作社与村委会的矛盾是直接诱因。究其根本原因，一是西祥再三提出“实在太累、撑不下来”，合作社只靠他独挑大梁且要事事操心，茶季里需要连轴转，平日茶山管理、筹备“山主”福利也要劳心劳力。二是社员对合同及实际履行的不满意。承包金的数额及支付方式、茶园茶厂的基础设施维护都是“心病”，所期待的补充合同又迟迟未签订。2018年11月双方解约，这一年的承包金，由于签合同时已缴纳2万元押金，镇政府又减免2万元，合作社向村委会支付了8万元。不料2019年11月，西祥突然接到村委会电话，正式知会他两件事：一是2万元减免金额，“审计认为减免不合程序”，不应减免；二是2万元承包押金，“原协议承租10年未到期”，不应退还。合作社需要给村里补交4万元，“限期1月5日之前答复，否则将起诉”。对此，西祥的反应很激烈：当年受灾那么严重，酌情减免是理所应当之事；要求提前解约，在他看来也是村委会不能负责地履行合同规定，“还没向他们追责呢”。但是，双方沟通又陷入僵局，研究团队再次应合作社要求协助撰写了一份近1600字的“陈情书”——《关于小花村茶园承包后续的情况反映》，阐明承包集体茶园的动机、分析提前解除承包协议的根由，叙述具体事实外，还从“返乡创业”与“产业扶贫”角度提出基层管理者应进行反思。此时镇党委的汪书记已因工作表现升迁，“陈情”再度发挥作用，村委会追讨“欠款”之事不了了之。

能否连接政府影响着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发展空间。在小花村的创业行动中，围绕承包集体茶园一事，合作社与基层管理者的具体连接始终紧张。村委会作为甲方偏于机械生硬地执行管理规定，缺乏灵活变通的行动支持，更遑论情感的回应与关怀。究其原委，资源不足乃是客观原因，西山镇是省内脱贫攻坚的重点区域，当时村委会需要落实镇政府布置的各项任务，“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主观方面缺乏动力亦是关键，村党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当时都已年过五旬，既无升迁空间又无其他激励，两人的矛盾亦很突出。对于这一连接困境，合作社作为乙方确实也难辞其咎，西祥作为主要话事人在具体矛盾处理上缺乏足够的韧性与变通能力，略受挫就爱生闷气、容易受村内外“闲话”影响，时常怀疑发包现场设局算计、抱怨村委借承包金敛财等，实质上影响了沟通行动。研究团队作为外来行动者，主要以协助撰写“陈情书”这一传播实践，尝试促成合作社与政府的连接。由于西山镇政府对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的重视、新任镇领导班子的治理意愿与政绩诉求，这一连接得以暂时且有限地实现。然而，在村干部们看来，越级把具体问题“捅到”镇里，“这是给他们难堪”。在利益表达机制中，由下向上“陈情”虽为一种历久而仍有生命力的传播手段，但利益表达与协调实践相当依赖于非正规运作，需要以超常规的形式去寻求反映常规诉求，这一结构性的困境显著增加了创业风险。

（三）乡村社区内部连接

合作社运营过程中，乡村社区内部如何连接，同样是一个突出问题。可分为本村内部、村内与村外两方面，所涉具体有别；前者包括合作社的茶叶收购标准、村民在茶园的务工表现等，后者则主要是采茶工人的招募与管理。

合作社运营之初，在增加本村农户收入方面颇有作为。得益于内部品质控制与外部资源协调的共同作用，自创品牌“和为茗”当时在小花茶的中高端市场中觅得空间，平均售价接近本地市场普通茶叶价格两倍，又无中间商的辗转，本着造福乡土情怀，能够让村民普遍获利。2017年8月，西山镇驻小花村扶贫工作队核实内部账目形成了一份正式工作简报，肯定合作社“从用工和收购价格上提高了贫困户收入”。与一部分村民的具体冲突也源于此。有农户在集体茶园采摘时为了赶速度，“芽头摘得过大”，不能满足精细化生产的标准；有农户在外收购茶叶，充作自种茶卖给合作社，以赚取差价；有农户长年在外，自家茶园使用除草剂和化肥以节省人力，违背了“原生态”底线；有农户在茶厂里工作不能严格遵守规定，甚至会顺带“干私活”或是混时间；有农户在自行向外销售茶叶时，想借用合作社的注册品牌和定制包装。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西祥非常较真，拟了一份合作社的“规约”，措辞相当严肃，并且用毛笔在红纸上誊写了两份，张贴于合作社办公室和茶厂厂房。但并不奏效，或明或暗的冲突不断，彼此甚至“话说得很难听”，甚至合作社成员之间也有较大摩擦。对于这一制定并张贴规约的举动，有村民私下讥评其“不讲情理”，村中不时出现关于西祥为人“厉害”的闲话。

如何招募与管理外村采茶工也是一个重要连接问题。每年茶季，集体茶园和达到一定规模的农户自家茶园，均要招募采茶工，路近的雇用车辆早晚接送、提供午餐；路远的提供居所、一日三餐，需要负责留居期间的人身安全及健康，“有个头疼脑热也得给买药”。按照行内规矩，如果因为天气或其他客观原因不能正常出工，只要人在此地，“哪怕是睡觉或打牌”，工资和生活待遇必须一切照常。往往会有一位“工头”管理其带来的工人，负责监工、称重、记账和维持内部秩序，除了支付“带班”工资，通常完工时还需再封一个红包，具体金额则由双方商定。在承包集体茶园的那两年，村内人手缺乏，如何招募和管理村外的采茶工，都让西祥觉得是“要命的麻烦”，常言整个茶季都会“提心吊胆”。2017年茶季，在村委会主任的介绍下，合作社从邻县请来了一位“工头”，一位50岁左右的干练农妇，村集体往年管理茶园时有过合作。她带来了20多位采茶工，过程中琐碎的矛盾不断，约定2000元的红包只给了1000元，双方不欢而散，关于西祥为人厉害的“闲话”更传到了村外。2018年茶季，合作社招募不到足够人手，采茶工、炒茶工都缺。4月初的一天晚上，在与我们超过1个小时通话中，他都在诉苦，讲自己“快垮了”“吃也吃不下，睡也没得睡”。团队成员紧急动员老家亲戚进山帮忙，还从内部资源协调、提高工人工资等多方面“支招”，事后发现几乎完全未被采纳。

社区内部连接构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活动根基。在小花村的创业行动中，这一维度的具体连接始终存在着程度不一的紧张乃至断裂，村内外流传的种种“闲话”是其表征之一。在村庄生活世界中，闲话自有其意义、功能和权力意涵，被视作农村基本生活单元。闲话的传播对于维护村庄成为一个熟人世界以及成为道德共同体具有一定积极功能，但也展示出村庄的某种分化和解体趋向（薛亚利，2009：1-2）。乡村社区有其具体“民情”（mores）及相应的行动逻辑，若不能对此心通意会并在实践中变通行事，社区内部连接难以顺畅。在这一维度的连接上，外来行动者几无作为，所提种种建议被认为“行不通”，是不理解当地世情人心的“纸上谈兵”。具体利益冲突之下，通过什么样的传播行动去化解创业主体与乡村社区连接的困境，始终是一个待解的难题。以乡村文化的建设与传播，增强基于乡土认同的情感联结，或许能够破题，这是研究团队将尝试的探索方向。

五

结论与讨论

小花村村民成立茶叶专业合作社，是一例主观意愿与外力推动相结合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行动。其间，内与外、下与上、内与内三个维度的关系均需创业主体妥善处理，彼此间连接状况直接影响着合作社的运营。研究团队深度参与其中，通过充分调用社会资本、积极开展传播实践，尽可能地协助化解合作社与城市市场、基层政府、乡村社会的连接困境。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有一定成效，然而不同主体间连接的紧张始终存在着。

在小花村的故事里，我们能看见活生生的创业实践，返乡农民工和外来行动者共同寻求改变现实境况的梦想、努力及际遇，是参与宏大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微观尝试，这是其作为个案的特定价值。案例分析的目标是“从故事到知识”，独特的具体案例应和一般性知识建立关联（张静，2018）。在“城乡中国”的语境中，基于我们的研究关切，这一个案蕴含着下述具有一般性知识意义的发现。

（一）农民工返乡创业行动中创立合作社模式的实践价值及其困境

本研究关注的创业主体是第一代农民工，平均年龄基本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城镇就业空间日益逼仄。在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中，他们的养老难题又横亘眼前。除了对具体就业政策进行调适外，参与返乡创业也被视作促进其转型再就业的渠道之一，在经济新常态下更是如此（曹宗平，2019）。《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已达到30.6%。这一代的农民工“乡土性”重，较之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有相对更为积极的返乡意愿。家庭农场、农村电商、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主要类型，但是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瓶颈”（《改革》服务中央决策系列选题研究小组，2016）。创业实践中如何突破多维的连接困境，是千千万万个“小花村”都面临的严峻挑战。具体到合作社这一实践模式，应充分认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并寻求突破。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基础上，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从一般规范上讲，该组织应当具有“民有”“民管”和“民受益”三个典型特征。这其实是“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制度”，它假设合作社社员具有趋同性以及内部道德风险可以控制，但实践中经常面临挑战，或成为“松散的联合体”，或“有名无实”乃至解体（秦中春，2007）。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有效连接小生产与大市场，中国农民开始自发组织成立各类合作经济组织。近年来，政策文件将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视作培育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的重要举措。

整体而言，合作社组织优势不断强化、助农增收作用明显，但是“小、散、弱”的问题颇为突出。截至2024年11月，西山镇的茶产业合作社有41家，除作为示范样板的一两家外，余下大多如小花村的合作社一般规模有限。如何“做实”，降低组织内部交易成本、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它们面临的共同挑战。作为一种自助经济组织，合作社应当是“具有社会功能的企业形态”，兼具“企业部门和社会部门”功能（唐宗焜，2007）。最为根本的属性是“服务性和民主控制性”，经营宗旨具有“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双重目标”（陈琦，何静，2015）。因此，合作社如何服务全体成员，真正联合实现组织上的规模效益，降低农户参与市场竞争的风险和交易成本，乃是关键。在“小花村的故事”中，社区内部的连接困境基本肇因于此。未来寻求发展，必须以健全内部利益分配机制为基础，才能真正深化成员认同、提升合作社凝聚力，以及进一步通过情感性联结来扩展组织规模，寻求从“利益共同体”发展为“利益与情感共同体”。

（二）尊重实践逻辑的传播行动与农民工返乡创业连接困境的突破

多元主体间的连接状况总体构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行动的“社会基础”。创业活动在特定社区内展开，其顺利与否取决于当中政府、市场、农户等不同主体的行动逻辑，能否尽可能地相互调适与达致平衡；而这又有赖于具体关系之间能否实现连接。若不能真正充分连接，难以有长足发展。创业个体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当地基层的基础设施与扶助机制，往往不足以形成充足的支撑，需要社会机制参与其中。外来行动者基于社会建设目标、体察具体媒介环境的传播行动具有促成多元主体间充分连接的潜力。此即：在特定社会结构和社会情境下由人和技术共同构成的中介系统中，以多元的、适宜的中介行动尝试连通存在他异性的不同主体，找寻它们在观念、利益等方面可能的现实接合点，方有可能突破其间连接张力乃至困境。

为避免创业活动的主体错位，外来行动者不宜担当“枢纽型媒介”角色，此即：关系网络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转化者”，对多元主体间的连接状况能够发挥关键乃至决定性影响。在小花村的故事中，研究团队在相当程度上担负着这一角色，这其实是经验教训。一方面，导致创业主体在连接城市市场与基层政府方面不够主动积极，较为依赖外来行动者协助，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另一方面，这使得外来者有可能会从意图美好的“信念伦理”（韦伯，1919/2004：123）出发，进行忽视结构性因素的“发展主义的干预”（李小云，2020）。研究团队一度着力推动合作社承包集体茶园即是如此。当地茶业有着传统的生产组织形态，栽培和采摘通常是以适度规模的家庭经营为主。合作社的核心成员虽有一定意愿，其实并不具备充分的资源调配能力，难以应对季节性的密集劳动投入、生产环节中的组织监管等挑战，从而出现远超预期的连接困境。

外来行动者通过积极的、能动的传播行动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有机连接，但需注意参与的深度与限度，其合理边界何在，应慎重衡量与不断调适，充分尊重创业农民工及其所在社区的主体性。基于对数年来实践的自反性思考，我们认为这是农民工返乡创业中需要予以重视的“实践逻辑”。它不同于理论逻辑或话语逻辑，是“实践感的逻辑”（布迪厄，1980/2012：131），由政治逻辑、市场逻辑、乡土逻辑相互交织和共同形塑而成。若缺乏对“实践逻辑”的尊重和嵌入，具体创业行动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三）构建寻求联结的共同体作为农民工返乡创业行动的实践进路

当前乡村振兴战略最突出的特点是“突出乡村的主体性”，提出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工农关系（吴重庆，2018）。推动乡村产业发展至关重要，其能够“促使乡村土壤上发出新芽”，经验研究显示不少产业兴旺的村庄，关键要素是形成了“县乡村产业体系”，村庄不是单独和孤立的，而和外部有“特别多的要素交流和各种联系”（周飞舟，2020 ）。然而，返乡农民工的具体创业行动中，多元主体的实践相交织且充满张力，彼此间的连接困境成为显著风险。基于小花村的个案，构建寻求联结的共同体，可视为城乡中国语境中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实践进路。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释义及用例，“连接”重在衔接，强调事物首尾相互衔接，事物之间有重合部分；“联结”重在结合，强调有某种因素或中间物质将两种事物结合、融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经典的社会学概念，“共同体”展现的是“总体性的社会图景”，即从“从个体的心理特征、个体间的关系性质、社会的结构形态到政治的理念与体制，组成了一个连带的有机整体，并体现为一种共同的伦理生活”（张巍卓，2021）。本文是在微观组织运作层面上使用这一概念，关注个体间的相互关系且注重其伦理意蕴。“人的意志存在于人们相互之间的多种关系里”，如果我们将它理解为“真实的与有机的生命”，那么它就是“共同体的本质”。可见，共同体本身应当被理解成“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滕尼斯，1881/2019：67-71）。这一经典论述，也正是我们运用“共同体”概念的实质指向。

主张在农民工返乡创业中构建寻求联结的共同体，旨在强调应当吸纳整合各种资源要素、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从传播与社会联动的角度观察，这意味着：需要在特定社会结构和社会情境下建设一个由人和技术共同构成的中介系统，以“寻求联结”为行动逻辑，以多元、适宜的中介行动尝试连通存在他异性的不同主体，突破其间的连接张力乃至困境。构建寻求联结的共同体，需要健全基础设施和构建社会支持网络，更应高度关切人的问题，人是最关键的媒介。

在城乡中国求联结，外来行动者是重要的媒介。“城乡之间的平衡，是中国文明存续的支柱乃至枢纽”，中国传统中城乡连接的关键就是“士人”，“士人带来了一种不断介入性的关系”（渠敬东，2022）。外来行动者尤其是期望回馈桑梓者，他们有促进联结的主观意愿，其传播行动实践近似于传统意义上“士人”的作为；但行动中应抱持“责任伦理”，注意避免“发展主义干预”的冲动，尊重创业主体的意愿以及乡土社区的习俗。返乡创业者是更重要的媒介，与城市消费市场、基层政府机构的连接，可以借助外来行动者来打开局面或是化解危机，但常规的连接还得以自身为主体。经验研究发现，在乡村产业的运作中，“交往细节”即“人们日常细微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心态，以及与之有关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之间“感通”式的互动方式，能够解决当前乡村社会的“组织困境”，构成其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付伟，2020）。乡村社区内部的深入连接，更需要返乡创业者嵌入乡土文化结构，注重和把握“交往细节”，因地制宜地权衡与变通。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12期。

本期执编/陶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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