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的铮铮铁骨，大人物的路径依赖（中）

1937年11月7日，项英抵达延安。

项英此行，是为参加政治局“十二月会议”，议程是听取传达国际指示，讨论当前的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由项英介绍坚持三年南方游击战争的情况和经验。

项英单凭回忆，写下《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全文长达六万多字。

对曾纪财，项英饱含深情地写道：“大龙书记较有办法，他能力强，而且能艰苦工作”，他的牺牲，“对于我们是最大的损失，使该区工作从此以后失掉领导中心。”

12月7日，项英向政治局提交《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书面报告，并作补充发言。

“十二月会议”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项英的领导作出高度赞扬，决定成立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任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分会主席、新四军副军长（政委）。

在延安，项英和已被国府军委会发表为新四军军长的叶挺见面，两人相谈甚欢。

叶挺来延，是来接受中央“面试”的。

新四军最初核定为四支队八团，也称“老八团”。

为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项英决定，以“保、持、发、扬、优、良、传、统”八个字为各团对外代号。

领导者的模范作用，是项英在《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中提及的重要原则。

在这点上，项英以身作则、身体力行。

他艰苦朴素、关爱部属、尊重知识分子，在新四军中享有崇高威望。

项英在党内地位崇高，还因为他作为中国工运领袖，受过斯大林的接见，并获赠手枪和钢笔。

1931年1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这是毛主席这一称呼的由来。

大会选举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的文告和向各根据地传达的文件中，有毛处必有项。

因为项英在中央苏区先后兼任过中革军委主席、代主席，有项处未必有毛。

新四军迅速编组成军，项英是“关键”，起到“决定性作用”，这是叶挺、陈毅的一致意见。

叶飞的评价是，成军时只有项英才有这样的号召力，而且“新四军处理山头主义，没有伤害人”，这是难能可贵的。

成军之初，新四军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山头主义和游击习气。

山头问题太过复杂，一个团就可能有多个山头，八路军外来干部可能又成山头。

游击习气在某些人身上就是土匪作风。

有项英坐镇，这些问题都没有成为主流，四支队高敬亭是特例。

项英在新四军中广受敬重。

有人敬重他是因为他的党内、军内地位，有人敬重他是因为他的显赫资历，有人敬重他是因为他的巨大权力，也有人的敬重是兼而有之。

从项英最终的悲剧性结局来看，他对此并无清醒认识。

项英有个特点，临危处变时经常举止失措。

这个短板，在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前发作过，项英认为敌强我弱、我战必败，提出“搬家”、开辟新根据地的设想；主力红军长征后，项英不接受陈毅、贺昌等提出的尽早转入游击战争的建议，坚持打正规战，直至中央在遵义会议后发来指示电，项英才转变思路，但此时突围的时间窗口已逝去。

项英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所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从皖南北移。

项英选定的路线是三条北移路线中的南线，先南下向章家渡、茂林开进，经三溪、旌德，再向东经宁国、郎溪，绕道天目山，抵达溧阳，再伺机北渡。

这是一条最为凶险的路线，军事上不利，政治上也不利，因为部队直奔第三战区腹地，给顽军送上口实。

顽军第三十二集团军在战斗检讨中总结新四军的失败主因，第一条就是“该军自投罗网”、“投我部署上最强之包围圈内”。

新四军军部北移，从交涉、筹备到行军、作战、指挥、突围直至最终兵败，项英几乎每一步都错。

而且，项英错得离谱、错得不可思议，以至于中央在皖南事变后作出的《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中如此表述：“此次失败……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其中很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

军统王牌特务沈之岳自吹，新四军在皖南遭受惨重失败，和他冒死送出的情报有很大关系。

征诸项英的一系列决策，有无沈之岳的情报，都能确保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失败。

潜伏在军部的沈之岳有无在皖南事变中起到作用，完全可以另当别论。

总结、检讨皖南事变的文章，可谓成篇累牍。

本文主要谈及项英的性格缺点，作战指挥细节在此不赘述。

6日黄昏时分，新四军皖南部队行至泾县茂林地区，突遭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7个师8万之众的拦击。

星潭是从南线转移的必经之路。

7日拂晓，中路第二纵队和随二纵行动的军部抵近星谭附近的百户坑，开始执行左中右三路会攻星谭的作战方案。

因左路第一纵队遭敌截击，右路的军部特务团也为敌所阻，原定的7日午前三路会攻星潭的计划没能实现。

三路会攻变成一路单打，遭到顽军的拼死抵抗。

叶挺和副参谋长兼教导总队长周子昆先后前往前线观察地形，了解情况。

周子昆提议返回百户坑研究如何打。

下午三点，项英主持召开军分会扩大会议，参会人员有叶挺、袁国平（政治部主任）、周子昆、李一氓和二纵司令员周桂生、政委黄火星，以及军部、团部参谋人员。

军分会委员饶漱石（实际身份是东南局副书记）中途参会。

会议期间，周子昆和参谋处作战科长李志高多次奔赴前线了解战况。

负责指挥进攻星潭的二纵副司令员冯达飞打来电话，请求再支援两个营，保证拿下星潭。

叶挺力主增援。

敌增援部队赶到后，叶挺继续坚持从星潭突围的意见，表示动用总预备队（第五团）也在所不惜。

李志高等参谋人员也赞同叶军长的意见。

项英认为我方部队历来不打硬仗，在运动战中硬拼代价太大，伤员太多不好办，即使攻下星潭，敌军还可以固守徽水河，我军很难突破。

袁国平、周子昆支持项副军长的意见。

唯项英之命是从，对他们来说已成习惯。

项英不批准增援星潭。

二纵新三团继续在星谭前线孤军奋战，军分会继续开会讨论。

会议开到晚上十点，还是不能形成决议，叶挺忍无可忍，气愤地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犹豫不决，不能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心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最终，骇人听闻的百户坑会议在七小时议而不决后，由项副军长作出决定：撤出星潭战斗，部队往回撤，退回丕岭以西，经高岭、太平转入黄山，再伺机北渡。

此时，二纵新三团经血战已攻入星潭。

听到撤出战斗的号音后，新三团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反复确认后，再派通信员与二梯队联络，得知二梯队已奉命后撤，才在无奈中撤出星潭。

百户坑会议对军心、士气造成严重影响。

后卫变前锋，实际上是重新折回顽军的包围圈里。

大部队在山地行军多有不便，错误和混乱不断发生，系统的熵增滑向凭人力难以挽回的危险局面。

8日下午四时半，项英在里潭仓主持军部会议，先由叶挺介绍高岭突围受阻的情况。

项英悲观地表示：情况十分严重，我们过来的地方已被敌人占领，现在只有一条出路：往回冲，冲不出去，就打游击。

饶漱石质问项英：一开始明明有可能打出去，却要打不打的，开了7个小时会议，为什么还要回去？把部队撤回丕岭以西，几千人的部队像游行示威一样，这个山头爬到那个山，弄得非常疲劳，饿饭，无法展开。我们又不是几十人的游击队？

项英哑口无言。

叶挺支持饶漱石的意见。

会议最终作出决定：立即从原路返回，不惜牺牲向茂林杀开血路，以游击战争保存主力，奔赴苏北。

饶漱石的表现很让大家吃惊，这种场面在军部是鲜见的。

项英在军中一向说一不二，不容许有人挑战他的权威。

李一氓在成功突围后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写道：“决定北移后，项英同志始终动摇不定，……,我个人曾三次进言，催促行动，少数损失可毋庸顾忌，皆被拒绝,且以‘从苏南你可以穿便衣走，而枪杆子不能化装’之语加以斥责。”

左起：李一氓、袁国平、粟裕、陈毅、王集成、周恩来、邓子恢、项英

李一氓是新四军和东南局的双料秘书长，还兼军法处长，分管军部机要科。

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通知李一氓调往新四军时明确告知，李一氓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叶、项关系，充当缓冲人。

李一氓和项英关系很好，项英对他的建言加以“斥责”，是因为在迭遭失败、挫折之后，心志已乱。

1939年3月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军部会议，可能是气氛最为民主的一次军部会议。

在会上，陈毅首先对项英开炮，原因是项英把一团、三团从陈毅手中调回，给还陈毅六团还要扣下一个营，陈毅认为项英违反中央方针。

项英表示，不放心把六团干部交给陈毅，怕陈毅要他们钻到苏州、上海打游击，弄不好倾家荡产。

陈毅再跟项英吵起来。

项英说：“从油山吵起，见面就吵，每次来军部，别处不睡，偏睡我这里，跟我吵。”

陈毅回应：“这个人老保守，在油山，环境紧张，他把全部金子、银洋捆在自己腰里。我说，你分散分散吧，小心坏蛋看上你，谋财害命。他说，这是党的财富！现在他又把上千干部，延安来的、前方来的，捆在自己腰里，进了他的教导大队，就难出去啦！”

陈毅一向光明磊落，他和项英在油山同生共死三年，私交甚笃，所以敢于直来直去。

在率部东进前，陈毅在项英留存的合影照片背面题字：“亦师亦友，恕我猖狂”，以此表明心迹、去除芥蒂。

叶、项不和，和项英大权独揽有关。

表面上，叶、项互相之间非常客气，“相敬如宾”。

趁着周恩来主持会议，叶挺也在会上畅所欲言，点破项英的心机：“你迟迟不向北发展，老让我军替国民党守大门，讨嘉奖。你原来一心想向南发展，到黄山、天目山、武夷山，打自己的天下，搞自己的山头，建第二个延安。”

周恩来说：周子昆，你是叶军长的老部下，只让他和国民党打交道，参谋处都不和他住一起，叫他指挥谁？

周子昆在叶挺独立团先后担任排长、连长、营长。

叶挺离开延安时，向中央要求调派周士第担任参谋长，中央没同意，派出张云逸、周子昆负责参谋工作。

张云逸参谋长负责江北指挥部，军部参谋工作由周子昆主持。

李一氓在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写道，对皖南事变期间的军部情况，“叶项袁周外，我知道的经过比任何人为多”。

李一氓初步总结军事上所犯错误，其中一条是“参谋长工作差，周子昆只能管后方勤务与教育工作，对作战部署与指导毫无把握。”

叶挺接过周恩来的话头：“子昆，你和北伐时的周营判若两人啊！那时很勇敢，听说你被王明路线吓怕了，差点杀头、给枪毙，以后宁可在政治上犯自由主义，不敢在组织上顶党委书记。”

左起：项英、周恩来、叶挺

下午的会议结束后，项英把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找来，商量打游击的事。

因为项英犹豫动摇、处置失当，顽军趁机增援、补位，新四军军部陷入顽军重围之中。

当晚9时，顽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致电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官上官云相：将新四军皖南部队“包围于现地区，限电到12小时内一鼓而聚歼之。”

当晚11时，上官云相电令下属部队：“决于明（9）日拂晓再行全线总攻，务于明（9）日正午以前将匪包围于现地区而聚歼之。”

新四军军部机要科电台截获顽军电报，急向军部报告。

军部在里潭仓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项英最终下定突围决心，决定立即集合部队攻占高坦、茂林，向北进军，从铜陵、繁昌之间渡江到无为。

这条路线是叶挺力主的北移路线，沿途有我游击队可提供便利，参谋处为之准备有时，却在开拔前遭到项英的否决。

紧急会议结束后，叶挺亲率警卫连和教导总队，从正面发起进攻，新老三团侧面迂回攻击，一举拿下高坦。

正待一鼓作气，再向茂林进发之时，顽军增援部队赶到，两军在高坦以西形成对峙。

就在叶挺率部猛攻高坦之时，项英从军需处领取金条、法币，烧毁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将行李分给四名警卫员随身携带。

他的思绪，又飞回到6年前在仁风山、油山的紧张而惊险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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