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傻子给另一个傻子洗冤

有天，我正在家里吃水饺，老韩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接到一个冤案的线索，想听听我的意见。

那是个傻子被当成抢劫犯判了的案子，傻子出狱后已经死了，他大哥求告无门。

我大概听完了，就跟他说，现在冤案的报道和平反都特别难。这个案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不知道你忙活半天，你们报社能不能发出来。即使侥幸发了，会不会有其他媒体跟进，会不会引发舆论关注，法院会不会重审，都很难说。

而且，根据我的经验，一个冤案的平反，短则几年，长的可能十几年，你能一直跟吗？

我劝他不要报这个题了，给领导添麻烦，因为未必能发。

他那个好饮酒、爱写诗的领导我知道，老韩只要报了题，他即使有一万个顾虑，也只会说一个同意，因为他还是古典主义的新闻人，老韩走的所有的路，他都走过，老韩的心态，他能感同身受。

老韩最终还是决定要做。

这可能就是老韩，这是他正儿八经地第一次报道一起案件，难度极大，单枪匹马。

李四强

1

那个傻子叫李四强，是安徽省利辛县人。他家兄弟四个，李四强是最小的儿子，和老三都是先天性智力缺陷。

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老三和老四一起生活。

2007年初，李四强失踪，哥哥李奎星四处寻找，一无所获。

李四强失踪后不久，就在南京被抓了，他身上有一张逃犯刘西文的身份证，被当成了刘西文抓了。

刘西文也是利辛人，2003年伙同多人在广东汕头犯下多起抢劫案，当时在逃。

李四强和刘希文长得并不像，但被错抓的李四强，就这么移交给了汕头警方，然后被起诉、判决。

2007年，李四强被当成刘西文判了十二年六个月，送到了监狱服刑。

后来，他被转到了石家庄监狱。狱警发现他的身份问题，就把这个情况上报了。

汕头警方根据监狱反馈的情况，对李四强的身份进行核实，就在2009年11月去了李四强家，让他母亲辨认服刑的人是不是李四强。

直到这个时候，他们家才知道，失踪的老四竟然在监狱里。

李奎星跑到石家庄去见弟弟，但弟弟是个傻子，啥都不说出来。

发现判错了人之后，法院也没有重审此案，而是出了一份裁定，把判决书中所有的“刘西文”都改成了“李四强”，李四强找回了自己的身份，但坐实了罪名。

一个先天智力缺陷的人真的能抢劫吗？

何况，就在刘西文团伙四处作案的2003年，李四强一直在村里，李奎星说，全村人都可以证明。

2016年，李四强刑满出狱，李奎星终于从弟弟的随身物品中看到了案件的判决书。他马上就找了律师申诉。那年9月1日，律师第一次见到了李四强，但当天夜里，李四强就去世了。

出狱的时候，他就已经重病缠身了，身体非常虚弱。

弟弟死后，李奎星继续向汕头的两级法院提出申诉，都被驳回了。

他也是个普通的农村人，不懂法律也没什么钱，这件事就这么放下了。

直到遇到了老韩。

2

老韩也是利辛人。

2021年中秋节，他回老家的时候，无意中听同学提到了这个事儿。后来就有了跟我的那次通话。

我报道过不止一起冤案，深知其中的艰辛。但我报道的那几起案子，都有律师在四处奔波，最艰苦的工作其实都是律师们做的，我们记者能拿到现成的资料，采访报道并不是太难。

但老韩要报道的这起，要平地起高楼，最艰苦的工作，都要他自己来做。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再跟我提起这个案子，也没发稿，我以为他放下了。

但那年年底，他跟我说要去南京调查李四强案。我说你去南京干什么？那里有什么可调查的？他说李四强是在那里被抓的，想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当年的知情者。

他还发了很多案件材料给我，让我看看还有什么突破口。

我觉得他疯了，都过去十几年了，咋可能还能找到知情者呢？

我浮光掠影地看了那些资料，并没有给他提供什么有用的建议，甚至没有太当回事。

我觉得老韩最终还是要放弃的。

果然，他在南京没啥收获。虽然找到了当时抓李四强的地方，但房东一口咬定不认识这个人。

那次，他还去了刘西文的村，找到了当年一块跟他抢劫的人，但人家不愿意接受采访。

他又辗转找到了刘西文的另一个同伙李广，他已刑满释放多年。在老韩的努力下，李广终于接受了采访。他说自己不认识李四强，李四强没参与他们的抢劫。

但孤证是没法证实一件事的，在这样的报道里，严谨是记者的生命。除非能找到第二个人来作证，否则稿子还是没法写。

老韩再次沉寂，好久都没再提这个案子。

3

2022年8月，烈日炎炎。老韩又回了安徽。

他通过自己在当地深厚的人脉，找到了这个抢劫团伙的主犯李学成，他刚刚出狱。李学成向他证实，他不认识李四强，李四强也没有参与过他们的抢劫，刘西文参与了。

两天后，刘西文被利辛公安抓捕归案。

在后来的报道中，老韩是这么写的：

2022年8月11日，得知刘西文依然逍遥法外的李奎星，正式向刘西文户籍所在地的安徽省利辛县公安机关递交了举报材料，检举刘西文。利辛县公安局接到举报材料后，随即着手进行调查核实。调查核实之后，为防止刘西文听到风声后潜逃，利辛县公安局当天迅速将刘西文抓捕归案，到案后的刘西文对于在汕头多次参与抢劫的事实供认不讳。

所有人都以为是李奎星举报了刘西文，才促成了这次抓捕。但真实的情况是，老韩得知了刘西文的下落，带着李奎星去了公安局。

但这样的细节，他不愿提及，因为跟案件无关。

李奎星

调查到这样的程度，稿子已经没啥问题了。老韩很快就写完了稿子，但迟迟发不出来。

我想你们知道原因。

实在没有办法了，他就把手头所有的资料都给了同行，希望别的媒体能发出来，推动冤案平反。

2023年2月，《北京青年报》首发了对于此案的报道：《一张身份证牵出真假两个抢劫犯》。

广东省高院随即回复，已受理此案的申诉，正在审查中。

所有的荣耀都归于首发的记者和媒体，在背后付出艰苦卓绝努力的老韩，无人知晓。

我后来几次想问他是咋回事，但都没有问出口。其实只要能推动案子往好的方向发展，谁发都一样。

报道后几个月，法院没啥动静。律师去问，就让一直等。

老韩着急了。

2023年4月底，老韩请了年假，开着车拉着李奎星和其他媒体的记者，去南京、广东四处申诉。老韩发不出稿子，没有理由再以记者的身份去出差采访，他这次是作为一个关心这个案件的人去为他们服务的，出于自愿且全程自费。

为了赶在周五前到汕头，他和另外一个同行一口气从南京开车到了汕头，从清晨一直开到了半夜。但跑了一圈，没有任何收获。

在这趟旅途中，李奎星的身体明显能看出来有问题。老韩又一个人开车把他送回了家，我查了查地图，从深圳到利辛，要开14个小时，老韩那个电车还要充电，他还是清晨出发，半夜到达，一个人，不间断地开。

我觉得他是个神经病。让我坐14个小时的车我都不想去。

作为一个发不出稿子来的记者，他做的这一切，远远超出了这个职业的要求。

但老韩一直就是这样，傻不唧唧。

我跟他搭档的时候，我从来都是挑选题，我把我大量的时间用在投机取巧上，我会找最好做且影响力还可以的选题，我从来不选那些虽然社会意义巨大但特别难做的选题。老韩从来不管难度，他找选题从来都只考虑应不应该做，而不考虑好不好做。

他几乎所有的卧底都没有明确的线索，就是知道这个行业可能存在问题，但并不知道具体是哪家，他就是就进去一家家地卧，这家没问题就换下一家，直到卧出来为止。大多数记者都是在有水源的地方挖井，而老韩只关心这个地方需不需要井，需要井他就一直挖，直到挖出水来为止，哪怕是在沙漠里。

如果有一个文化形象能代表老韩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愚公。一般人遇到山，都会绕着走。但愚公和老韩，必须得让这座山走。

4

同去的两个记者，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发稿。

老韩四处求同行采访，但并没有人向他伸出援手。但本质上，这个案子并不是他的事儿，他能报道当然很好，报道不了也没事。至于报道了案子能不能重审，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同行们帮忙，帮的也并不是老韩的忙，记者报道新闻，本来就是自己分内的事儿。

但没有人愿意冒着风险去报道这么一起看上去不会轰动也很可能没有流量的新闻。

老韩万般无奈，只能逼他的领导。后来，他终于在2023年5月发出了自己的第一篇报道：《“李四强抢劫案”申诉正在审查，抢劫案实际参与者刘西文获刑十年》。

这时，距离他介入这个案子，已经快两年了。

这时候，老韩已经知道了刘西文案的结果，刘西文被判了，但李四强依然被认定是同伙。

那是个特别漫长的夜晚，所有的星光都黯淡了。比他从深圳开车回利辛的那个夜晚，还要黯淡。

李奎星回去之后，被诊断为胰腺恶性肿瘤、继发性肺恶性肿瘤和淋巴结继发性恶性肿瘤，时日无多。

老韩无能为力。

在无能为力的那些日子，他还在卧底、暗访，但李四强的名字，始终在他的心头，挥之不去。

他还在努力，最后，红星新闻也参与了进来。

这些事儿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我问他：“那个时候，你怎么不找我呢？我们一起想想办法。”

他说，还没有到最绝望的时刻。

而且，他也不确定自己这么深度地介入这起案件，是不是有悖新闻伦理。毕竟，我们教科书一再强调，记者要中立，不能介入新闻事件，更不能有倾向性。

李四强的两个申诉律师都是他找的，一个是他的同学，另一个是他熟识的律师。他曾经让我帮忙问过律师，但我认识的律师中，最有可能接这个案子的，已经被吊照了。剩下的，我都不太熟，且没有把握人家会接这么个小案子。

前两天，法院派人去了李奎星家，宣布要复查此案。老韩无私地把消息分享给了各大媒体同行，这起案件终于得到了众多媒体的关注。

所有人都觉得这是首发媒体《北京青年报》的荣耀，但没有人知道背后的老韩。

再审决定书

甚至有同行直接问老韩，你写稿子的时候引用了人家《北京青年报》的报道，为什么不注明来源呢？

我在这里作出解释，老韩报道里所引用的所有案件内容，都是自己调查出来的。他之所以不是首发的记者，并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

当然，公里公道地说，对这起案件的复查起到最大推动作用的，还是《北京青年报》。

老韩让我不要提这个，他做的这些，都是分内的事儿。就像外卖员送外卖、司机开车、警察抓小偷、医生治病一样，这是他的职责，有什么可吹的呢？

但其实并不是，老韩做的，已经远远超出了记者报道新闻的职业要求。

我不知道，在漫漫长夜，他从深圳开往家乡的路上，心里想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一篇稿子和自己这个月的工作量吗？

但他去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是发不出稿子来的，他为什么还要去呢？

很久之前，我的前同事曾说：“记者真正的荣耀，在于你还有不得不为的冲动。”

很庆幸，在这个新闻理想一文不值、性价比逻辑横扫一切、社会达尔文主义横冲直撞的年代，老韩竟然还有这种不合时宜的不得不为的冲动。

我刚失业那会儿，一位大厂的朋友跟我说，不要进行“无效社交”。对你没啥用的人，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和他做朋友呢？他还给我诊断了一下，发现我无效社交率超过了90%。

但我就是喜欢无效社交，就是喜欢和那些永远正直、善良且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芒的人做朋友。这样的人，一般都比较穷，给我带不来什么经济利益。但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老韩就是这样的人，我一直说他是个傻子。

但你以为老韩不知道，在互联网行业烈火烹油的年代，他这样一个优秀的调查记者转型去做公关，一年能挣多少钱吗？

在胶南的海边，我还特意问过他。他当然知道，但相比于挣钱，他更想一辈子做一个记者，他不想一辈子就只活个挣钱，只活个性价比。他觉得人生要有意义，他想做更有意义的事。

他觉得做调查记者天然地比挣钱更有意义。

一万个P8也比不上一个老韩，起码在我这里是。

总有学新闻的年轻人问我怎么做调查记者，到底还没有调查记者。

当然还有。

只要野火烧不尽的王和岩们、李微敖们、刘向南们、老韩们，还在体制与流量的缝隙里，艰难地寻找调查的空间，小心翼翼地守护着那点微光，你就不能说调查记者已经死绝了，你就不能说学新闻的都是死舔狗。

我也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做调查记者，但只要你想，你进了这个行当总有机会和办法去做一名调查记者。前提是你要持久的忍受贫穷和无力感。

我给老韩看了这期稿子，他提了很多修改意见，而且不准我发布，他说他没我说的那么了不起。他说我们无良自媒体为了流量，过于夸张。

我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因为我是无良自媒体。

现在，李四强案得到了平反，他的哥哥李奎星也已去世。

写下这些文字，试图让很多曾经发生的事不被忘记。

参考资料： 1、家人连续申诉八年，“智障男子抢劫案”启动再审 《新京报》 2、“李四强抢劫案”申诉正在审查，抢劫案实际参与者刘西文获刑十年 《新京报》 3、一张身份证牵出“真假”两个抢劫犯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