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向与吉凶：《周易》与书法现象学

继续分享《周易系辞传》网课中的一些思考，仍然结合书法经验来谈。书接前文两篇：《 》《 》。配图是《系辞传》直播网课中边讲边写的课稿。

势向与吉凶：《周易系辞传》义疏

（节选）

柯小刚（无竟寓）

《系辞传》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方”不是先于运动的外在空间，而是运动势向带来的方位区分。日常语言所谓“方向”，即含此意。就天而言，日出日落，然后有东西之方；寒暑往来，阴阳向背，然后有南北之方。就人而言，行道乃分前后，乃顾左右。无论天运，还是人行，皆以动而有向，向乃有方也。譬之书法亦然：运笔有势则点画有向，点画有向则首尾贯气、左右顾盼，自然生成形体结构之方。山水画点苔所谓“攒三聚五”亦见此意。在势向中的用笔，没有一笔是孤立的。一个动作带起另一个动作，一笔生出另一笔。如果动作势向是“方以类聚”的，那么，由之产生的书法点画或山水点苔与皴线就都是“物以群分”的。泰卦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就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范例。泰下体乾卦三阳皆欲上升，故有茅根相牵、连类而进之象。由此可见“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并不是静态的分门别类和固化的贴标签，而是行动中的趋势相感、触类相引。

不过，“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结果，在不同的时机却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于是“吉凶生焉”。一种势或动作的方向性和节奏感一旦形成，就会感发更多顺势而为的动作与之呼应，带动更多同向的动作相互增强，推动最初趋势的发展，最后形成一种风潮和局面，一种风格或样式，也就是形成一种相对固化的“方”和既成现实的“物”。此时，群、类会变得越来越固化，不同群类之间的排斥也会越来越强。于是，原本作为运化之道的触类感物就蜕变为意必固我、党同伐异，走向感通的反面。所以，当运化势向一旦类聚成方、群结成物，运化活力就会丧失，动作势向就会改变，乃至停滞、终止，走向反面。

方或物的内部认同当然可以带来一种积极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满足，但当这种自我满足走向自我局限，乃至自我欺骗，原本可以带来感通和呼应的群类就变成了一种温水煮青蛙的舒适区，使起初的相感之通蜕化为自我封闭之否。本来，类之以触，群之以感，类与群原是运化之良工，也是卦爻所以组合的机理，但不顾时机变化而一味依赖成功路径的结果却往往使类聚成方、群结成物而不知所以化之，遂使类失其触、群丧其感，使方物成为运化的固蔽和障碍。这便是为什么吉凶虽相反，而皆生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当然，也正因此，吉凶并无常定，而是随时都有可能相互转化，如老子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吉凶既然都是“生”出来的，就是活的势运之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由此亦可见出，吉凶实际上并不只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结果，也反过来调节着方物聚散的势向。吉凶不只是一种断定，更是一种警示，以及转变的契机。《易》曰：“辞也者，各指其所之”（《系辞上》）。吉辞之吉，在其趋吉之势，而趋之不已则难免“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卦九三）而由顺转逆；凶辞之凶，在其趋凶之势，而趋之不已则可能“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剥极而复，否极泰来。

所以，吉凶并不在事件的发生之外，不是站在事件外面对事件性质和结果的判定，而是内在于事件过程之中，时时参与着事件的发生。实际上，事之为事，本来就不是封闭的线性因果序列，而是如“小径分叉的花园”般充满变化可能性的发生（Ereignis），故《系辞传》云：“通变之谓事”（《系辞上》）。由是可知吉凶之义非它，即此“通变之谓事”中的“通变”之机而已矣。故《系辞传》曰“吉凶生矣”，而不说“吉凶断矣”或“吉凶定矣”。

《庄子·天下》篇的“道术将为天下裂”而“方术”蜂起，也可视为“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焉”的一种表现。对于百家方术之兴，庄子每曰“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某某闻其风而悦之”，正是触类相引、群分党争之象。触类相引是方术中的道性，是方之能感而通大道；群分党争则是群类封闭而致方物固蔽，终隔于道。触类相引，则吉生焉，使“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群分党争，则凶生焉，使“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庄子·天下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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