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泰斗哈贝马斯对“特朗普冲击”罕见发声

✪ 尤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导读】在特朗普引爆对等关税一周之后，欧盟的表态尤其耐人寻味。早前，欧盟决定动用对美加征25%关税的反制措施。而在特朗普宣布90天暂缓期后，欧盟转而启动了对美谈判进程。此番摇摆被外界视为欧盟妥协的前奏，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采访中表示，“这是与美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毫无疑问。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回到以前的状态”。事实上，自特朗普今年上台以来，欧盟这一传统盟友已经历数次“背叛”。如果说先前在俄乌冲突的谈判中，美俄绕开欧盟将欧洲的危机感表面化，那么此轮对美关税博弈，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美西方阵营秩序再造与利益重构的视点。

当前，欧洲已开始警觉，这或许是一次尤为关键的认知革命：将美国视作外部“他者”，而非内部盟友。本文是哈贝马斯近期对特朗普上台，以及欧洲地缘政治危机的一次评论。作为二战的亲历者与战后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年届近百的哈贝马斯指出，美国政治体制已面临深层危机：特朗普推动的技术威权统治正掏空民主制度，而这一趋势早有预兆——从小布什时期开始，美国超级大国地位已持续衰落。特朗普向普京示好的举动，本质上承认了一个事实：尽管经济实力犹在，美国已失去超级大国的绝对优势，至少放弃了全球霸权的野心。特朗普再度执政导致美国领导下的西方阵营共识瓦解，欧洲却因短视未能预见这一变局。这是欧盟在乌克兰危机中丧失战略自主的根本原因。

作为欧洲一体化的“老核心”，德国未能重视法国强调的战略自主性，盲目追随“西方团结”，忽视强化欧盟联合行动的长期需求。面对多极化世界重组，欧洲必须建立独立防务体系，但哈贝马斯强调这必须与欧洲一体化同步推进，否则德国军事独大将破坏欧洲平衡。他警告当前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回潮，坚决反对恢复征兵制等军国主义倾向，主张只有通过宪法约束的共同防务政策，欧洲才能在动荡世界中维护自身利益与价值。

本文于2025年3月21发表于《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原题为《为了欧洲》（Für Europa），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为了欧洲

关于特朗普、地缘政治巨变和对我们欧洲大陆的欺骗——我们警告敌意言论，并呼吁与我们的邻居建立友谊

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尤其是七国集团（G7）成员——虽然政治立场各异，但长期以来都认同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这一基本立场。然而随着特朗普重新掌权并引发美国政治体系动荡，这种格局已土崩瓦解——尽管名义上北约的命运尚未最终定论。对欧洲而言，这场世纪变局将带来深远影响：不仅关乎乌克兰战争的走向与结局，更考验欧盟能否在新形势下找到自救之道。否则，欧洲必将被拖入美国霸权衰落的漩涡。

欧洲政界鼠目寸光的表现，将这两个棘手问题之间的致命关联暴露得一览无遗。令人费解的是，欧洲领导人（特别是德国领导人）竟未能预见今日局面，至少对美国民主制度长期积累的危机视若无睹。当俄军陈兵边境时，美国政府若能及时推动谈判本可阻止战争爆发；而在战事开启后，军援对维系乌克兰存亡确实至关重要。但荒谬的是，误判欧美同盟依然稳固的欧洲各国，在承诺无条件支持乌克兰时竟完全放弃主动权——既无清晰目标，也不掌握战略方向。

德国死守“西方团结”的教条，屡屡逃避强化欧盟国际行动力的历史课题，堪称不可饶恕的政治失误。 正因如此，当前在反俄情绪裹挟下讨论德军扩军计划时的狭隘视角才格外令人窒息。这种氛围正在复活过时的冷战思维。须知这项长期军备计划的核心关切，既非乌克兰岌岌可危的现状，也非俄罗斯对北约（可能被夸大）的威胁，而是欧盟在愈发诡谲的国际局势中能否自主求生——毕竟美国保护伞已不可信赖。

特朗普在就职典礼上的怪异举止和混乱演说如同一枚炸弹，恐怕彻底粉碎了德国、波兰等国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最后一丝幻想。当米歇尔·奥巴马明智地避开这场荒诞表演时，在场的前总统们只能被迫忍受这场羞辱。 对于习惯传统就职仪式的观众来说，特朗普关于“黄金时代”的狂想和自恋姿态，简直像是一场精神病理学的现场展示。然而，台下雷鸣般的掌声和马斯克等硅谷巨头的热情支持，清楚地表明特朗普的核心团队将按照传统基金会的既定方案，推进美国制度的全面重构。 当然，政治口号和实际成效往往相差甚远。欧洲的类似案例（比如欧尔班的匈牙利或已下台的波兰卡钦斯基政府）仅在“法律工具的国家主义化”这一点上与特朗普的计划相似。

新总统首批政令包括驱逐非法移民（其中许多人已在美国生活数十年）等讨好基本盘的措施，随后又突然取消具有国际影响的援助项目（此举涉嫌违法）。这些由“清洗专员”马斯克主导的越权行动绝非偶然——他在接管推特时就曾如法炮制。 这些初期举措既暴露了政府机构“激进瘦身”的政治目标，也暗示了自由意志主义的经济政策。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因为从长远来看，“国家缩水”很可能与向数字化控制的技术统治转型同步推进。

硅谷对这类“去政治化”的自由意志主义幻想由来已久——他们梦想将政治彻底转化为由新技术驱动的公司管理模式。 然而，这些宏大构想如何与特朗普无视规则、随心所欲的决策风格兼容，目前仍是个谜。更令人担忧的不仅是这位“交易艺术家”的短视行为，还有他那难以预测的非理性——正如他那个“房产商重建加沙”的荒谬幻想所显示的，这种疯狂很可能最终与副总统或其技术官僚盟友的长远规划爆发冲突。

▍数字威权主义：与法西斯划清界限的新形态

这场制度变革的政治走向最难预料——它表面上会保留已被架空的宪法，实际上却在构建一种技术官僚与威权统治的混合体制。随着社会问题日益复杂，这种体制正好迎合了“去政治化”民众的期待——他们早已厌倦承担重大政治决策的责任。政治学界早有“规制型民主”的理论，为这种趋势提供了学术包装。在这类体制下，形式上的民主选举就被视为足够，至于民众是否真正参与理性讨论，根本无关紧要。但要注意，这种新型威权统治与历史上的法西斯截然不同。美国街头看不到制服游行，日常生活大体照旧——除了那些四年前受总统煽动冲击国会、如今却获得赦免的叛乱者。社会依然沿着清晰的文化分歧线严重分裂。挑战政府违宪的诉讼才刚刚进入下级法院。媒体半推半就，尚未完全屈服。高校和文化界开始出现零星抵抗。但新政府的行动效率毋庸置疑。 其实这场剧变早有端倪。上世纪90年代初，老布什执政的美国还是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西方确实在全球推动人权体系。冷战结束曾让人们对持久和平充满期待，新兴民主秩序在世界各地涌现。那时“人道主义干预”大行其道——尽管后来证明这些干预都难以为继。1998年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科索沃战争催生的“保护责任”理念，都是那个理想主义时代的产物。但新世纪伊始，随着最高法院争议裁决把小布什送上总统宝座，这种理想主义就开始褪色。“9·11”恐袭、“反恐战争”宣言、争议性公民权利限制和大规模监控，彻底改变了美国政治生态。正是这种歇斯底里的氛围，为后来打击“流氓国家”、非法入侵伊拉克、酷刑合法化和关塔那摩监狱等一系列激进行为埋下了伏笔。

▍制度坍塌易，重建难

尽管争议重重，小布什连任成功标志美国超级大国衰落的转折点。奥巴马作为首位黑人总统当选并未带来预期转变。而2016年特朗普胜选引发的抗议，无疑凸显选民政治文化分裂的深层社会经济根源。

欧洲人本应最迟在这次选举中警觉到，美国政治体制正经历剧烈震荡。1990年代末开始的共和党民粹化已导致稳定两党制崩溃。如今清晰可见，此类长期衰落的制度即便在特朗普下台后也难以在单届任期内修复。最高法院的政治化同样令人忧虑：就在特朗普胜选前，该院以“总统任职期间行为不受追溯起诉”为由，赦免其首个任期内的不当行为。此裁决为特朗普当前任期的恣意行径大开绿灯。

关于俄乌冲突的前因及其规避可能的历史评判尚需时日。但2022年2月后的政治形势是明确：欧洲须在美国协助下驰援乌克兰以保其国家存续。然而当时需要的不是对俄罗斯这个核大国高喊“胜利”的战争口号，而是对持久战风险的清醒评估。当时缺乏对破坏现有全球经济体系与相对平衡国际社会之危险的批判意识。西方本应尽快与俄罗斯谈判，寻求乌克兰可接受且具西方保障的方案。俄乌开战首日，欧洲人就该从下届美国总统选举日期中看出北约联盟的脆弱性。

我们这一代还保有启蒙精神的观察者，看到西方对北约“起死回生”的盲目乐观实在忧心忡忡。更可怕的是，欧洲民众对战争重燃竟然如此麻木不仁——战争的恐怖威慑效应、开战容易停战难的铁律，似乎都被抛到九霄云外。

最令人震惊的是，特朗普对普京毫无底线的谄媚正在撕裂西方阵营，让支持乌克兰的道义正当性摇摇欲坠。盟国虽然还能搬出国际法当挡箭牌，却不得不难堪地承认：成败完全取决于特朗普的强权政治游戏。美军在库尔斯克前线突然切断后勤支援的那几天，已经把这一点展现得淋漓尽致。结果呢？英法不得不在美俄中三方主导的安理会涉乌决议中投下弃权票。当马克龙坚持欧盟必须实现安全自主（包括将核保护伞覆盖全体成员国）时，英国首相斯塔默却拉着三十多个“志愿国家”继续对乌军援。耐人寻味的是，这个“志愿联盟”居然毫不避讳地沿用小布什当年那个践踏国际法的战争代号。最让人不安的是，在可能的停火谈判中，欧盟完全沦为看客——美俄才是真正的主角，英法不过是勉强陪跑。

无论最终走向如何，美国对俄政策的突然转向不过是地缘政治漫长演变中的一段插曲。特朗普向普京示好的举动，本质上承认了一个事实：尽管经济实力犹在，美国已失去超级大国的绝对优势，至少放弃了全球霸权的野心。乌克兰战争只是加速了权力版图的洗牌——中国崛起已成定局，政府通过“一带一路”的长期布局正收获战略红利；印度也开始在全球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巴西、南非、沙特等中等强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参与国际秩序重塑。东南亚地区同样经历着深刻变革。过去十年关于“多极化世界”的讨论骤然升温，绝非偶然。如今西方阵营的分裂，不过是这场地缘政治变革的戏剧性呈现。这也让德国扩军计划的意义远超所谓“俄罗斯威胁欧盟”的臆测。

值得警惕的是，我国当前的舆论环境已被卷入情绪漩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话语单一化的结果。尽管即将换届的联邦议院仍坚持“不让乌克兰成为大国交易筹码”的立场，但我国长期扩军计划的核心目标截然不同：欧盟成员国必须整合军事实力，否则将在分崩离析的世界格局中失去话语权。唯有形成真正独立自主的军事联盟，欧洲才能有效运用其经济实力，捍卫共同价值与利益。

▍自默克尔时代以来，德国尤其忽视了法国的努力

这让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长期被回避的核心问题：如果每个成员国都牢牢攥着军队的指挥权不放，欧盟还能算得上真正的全球军事力量吗？唯有具备集体行动能力——包括使用武力的决断力——欧盟才能赢得真正的地缘政治自主权。这一现实给德国政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它必须跨越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始终不敢触碰的红线。要知道，这条界限连朔伊布勒和默克尔这样的政治老手都刻意回避，更不用说刚刚下台的那届联合政府——他们对欧洲事务的漠视简直令人震惊，特别是在法国多年来不遗余力推动欧洲整合的对比之下。历史包袱让欧盟东部和东北部的新老成员国成为最抗拒这一步的力量。因此，欧盟条约规定的“强化合作”机制，恐怕还是得靠德法这些欧洲一体化“老核心”来推动。这个艰巨任务或许能让默茨意外获得成长空间——毕竟民众原本对他的领导力就没抱多大期望。但当前的扩军浪潮正在激起更多刺耳杂音。不仅有那些老调重弹的民族主义鼓吹者，他们至今还把这种早该被历史淘汰的情绪当作美德来歌颂；更危险的是，一些政客开始呼吁恢复义务兵役制，美其名曰要“激励”年轻一代，仿佛年轻人拒绝当“战争英雄”是种懦弱，而不是基于历史教训的理性选择——要知道，全球多数国家废除强制兵役都是有充分理由的。废除强制兵役是人类用鲜血换来的教训。二战战场和防空洞里的惨痛经历告诉我们：这种暴力组织形式本身就是不人道的（尽管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最后手段，它只能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令人不安的是，正在扩军的德国政府竟获得某些势力毫无保留的支持，他们甚至明目张胆地想要复活本该被埋葬的军国主义幽灵。我必须强调：只有在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前提下，我才会支持增强欧盟联合威慑力量。这个保留立场源于联邦德国的立国根基：试想，如果欧洲中心人口最多、经济最强的国家军力远超邻国，却没有一个基于多数表决的欧洲共同防务与外交政策来约束，欧洲会变成什么样子？

编辑 | 王儒西、陈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