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谢富治率先站队批判邓小平，傅崇碧：这些问题我从未听过

1955年全军大授衔的时候，有55位战功卓著的将军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这既是对他们军事指挥能力的高度肯定，也是对他们充分的信任。然而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这些将军们也被卷入了复杂的局势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作出了不同的选择，最终影响了他们的人生结局。只能说政治确实波谲云诡。

这些将领中有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很独特，他因为全力支持江青，后来被开除党籍，骨灰被移出八宝山。但他并没有被审问，因为他当时已经病逝，他就是首先批评邓小平的开国上将谢富治。

谢富治的老家是著名的“将军县”湖北省黄安县，他和大部分开国将领一样，出身贫农家庭，小时候吃尽了苦头，长大后在同龄人的影响下，他接触到了新思想，参与了家乡的农协，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0年，他参加了红军，之后从排长开始，经过一次次战斗，逐渐成长为连队的指导员。在他25岁的时候，就已经当上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部长，这为他后来成为高级干部铺平了道路。

长征开始后，他跟着红四方面军走完了长征路，全面抗战打响后，他担任了129师386旅772团的政委，该旅的旅长是陈赓，所以他和陈赓的关系很近。

在抗战时期，他参与了百团大战，积累了前线指挥经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被提拔为太岳兵团的政委，该兵团的核心指挥员就是陈赓和谢富治，因此也被称为陈谢兵团。该兵团在山西地区连续作战，然后挺近大别山，在中原地区打开了局面。

到了1948年，他担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参加了淮海战役，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指挥部队歼灭了蒋军的王牌部队黄维兵团，之后参加了渡江战役，并且进军大西南。正是因为这段时间让他积累了大量战功，所以在1955年全军大授衔的时候，他被授予了上将军衔。因为他进军大西南作战，对西南地区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在建国后担任了云南省委书记和云南军区司令等职务，成为了云南地区的一把手，时间长达近10年。

在主政云南期间，谢富治非常重视风纪，有一次他带人去边境县城检查工作，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结束后，谢富治准备返程，结果却发现汽车后备箱里多了几只鸡，他立刻意识到了问题，叫来秘书问东西从哪来的。秘书说是老乡给的，他当场发了火，要求把鸡赶快送回去，然后把秘书调到偏远小县当县长，以此警告其他人不要依样学样。

1959年的时候，因为罗瑞卿卸任公安部长，选谁担任该职务成了问题，当时提名的候选名单中有杨成武和张宗逊等人，但毛主席力排众议，要求安排谢富治担任该职务。于是他担任了公安部部长，领导公安部队工作。

1962年是谢富治人生的转折之年，这个“转折”并不是因为职务升了，而是因为他的想法变了。

在这一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一开始坚持原则，和很多干部一样，公开在会上讲了过去两三年存在的问题，毛主席也围绕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在会上林彪公开表示毛主席的思路没有错，是地方干部理解不当，事后毛主席肯定了林彪的想法，这让谢富治忽然感觉自己“说错了话”。

于是他反复考虑，察觉到了政坛的微妙变化，他在同公安部政策研究室主任赵明交谈时，提到：“我在会上没有看清风头！”这时候他的想法其实已经变了。

1966年特殊时期到来后，他第一时间批判老领导邓小平，说邓小平不尊重毛主席，还提到了一些事，这让江青十分满意。于是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进入了权力中心。

对于他的这些说法，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曾经专门问过他：“你提到的那些事，我怎么没听说过？”他回应说：“你没听说过的事还多呢！”他还给傅崇碧传授了和领导相处的经验，例如和江青握手一定要用双手握，否则就是不尊重，这让耿直的傅崇碧十分无奈。

自此之后，谢富治就成了江青手下的一员干将，在1967年2月的会议上，徐向前和叶剑英等老帅怒斥江青等人，谢富治公开在会上和徐向前较劲，现场气氛十分紧张。后来在另外一次会议上，他又和谭震林、陈毅等老将军发生了言语冲突。江青得知这些情况后，进一步重用他，安排他参加“中央文革小组”。

到了1969年，他在“九大”上被正式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虽然他达到了权力中心，但因为几年来他整的人太多，精神压力大，导致他患上了疾病，1971年，他的健康状况已不容乐观。于是江青亲手给他拍了一张照片，谢富治当时就说，如果哪天去世，一定要用这张照片当遗照。

1972年3月，谢富治病逝，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用的遗像照片就是江青拍的那张照片。1980年，他被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并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悼词，骨灰盒移出八宝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