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毕业到失业，一个小镇做题家的18年

那天，一个好久不见的前同事回青岛，在胶南的海边，我们喝完咖啡又喝酒，聊起许多往事，聊起我们来时的路，感慨万端。

那天晚上，回到家里，我本来想就着若隐若现的酒意和汩汩而出的情感写一期稿子，但终究懒意占了上风，就这么睡了，一拖就拖过了两周。

我常常想起2007年我第一次来到青岛的那个上午，阳光炽烈，海风徐徐。

那是我第一次去一座大城市，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我在这座城市读书、工作、结婚、生子、换工作又失业，到现在，已经18年了。我一直都觉得我还是曾经的那个少年，但无情岁月催人老，倏忽之间，已是人到中年，土埋半截。

青岛海景

很早之前，我曾经聊过我苦难的童年，我本来以为这样的无病呻吟无人在意。但出乎意料，那期视频收获了大量的共鸣，80年代生于乡野的人，大多数都经历过那样不可思议的苦难，很多人靠着顽强的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这期视频，我想聊聊过去的18年。我讲的只是个人经历，很有可能不符合很多人的正能量需求，不必追着骂，不看就好了。我也不认为，我的个人经历会冒犯到你。

我的粉丝中，一大半是像我一样历经沧桑的中年人，一小半是热血沸腾的年轻人。我的故事，是讲给他们听的。很久之前，我在直播时，一位粉丝告诉我，在他人生的至暗时刻，我的视频曾经给予了很多鼓励，陪他度过了人生中最泥泞的一段路。

我的故事，从来都不奢求所有人都认同甚至赞赏。我只希望在你人生行有不得的时候，我的视频能给你些许的鼓励或者陪伴。

1

大学的大多数时光，我是在中国海洋大学的浮山校区度过的。那个校区很小，设施半新不旧，但位置绝佳。前面是蔚蓝的大海，身后是巍峨的浮山。我们的宿舍是教师家属楼改的，两室两厅，住了十几个人，但空间依然比学生宿舍要大得多。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自己独立的厕所。

那会儿，海信那一片豪宅还没有建起来。我住在上铺，躺在床上，能看到蔚蓝的大海。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段特别美好的时光。

中国海洋大学浮山校区

那时候的中国经济正昂扬向上，就业的压力还没有往前传导。我们的大学时光，很少有卷绩点的压力，很少有考研的压力，甚至考公的人也不是很多。只要你想找工作，凭借着985的名头，总能找到一个工作。

在那样的日子里，我开始了自己的青春期。

是的，你们没有听错，我的青春期其实是从大学开始的。如果你曾经在县城的高中读过书，尤其是在山东的县城高中，你应该知道，残酷的高中是没有青春的，有的只是昼夜不停运转的高考机器。

我们高中是要求你去食堂的路上必须要背单词的，军事化的残酷压榨之下，几乎没有时间享受青春，也没有时间叛逆，每天从睁眼到闭眼，都是学习学习学习。

当然，我是自愿的。因为我没有选择，我太了解我爸了，别的家长都是生怕孩子学习不好，我爸是生怕孩子学习太好，他每天都羡慕的对象是我们家族里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出去打工的堂哥。

如果我中考没有考上我们县城最好的高中，他是一定会让我辍学出去打工的。如果我高考没有考上一个985，即使考个211，我都未必能保证我爸允许我去上。

他是个朴实但极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不会考虑我的未来，他只计算他的现在。他之所以没有让我辍学，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村里的舆论压力。我所考上的海大，也是他经常喝醉酒能拿来大吹特吹的谈资。

很多人都觉得是他教育有方，其实不是，他从来没有过任何教育。

我只是过早地知道了父子亲情赤裸裸的残酷，于大多数人而言，高考只是一次考试，于我而言，高考是一场生死之战。

在上大学之前，我对青春没有期待。在最好的年华里，我和大多数小镇做题家一样，就是苦学苦学再苦学。

或许是压抑太久，我一上大学，就如同脱缰的野马，完全放飞了自我。

我频繁的翘课，去网吧通宵玩游戏，去谈恋爱，甚至去图书馆看书。很奇怪，我经常翘了课去图书馆看杂书。我都不知道我这种脱了裤子放屁的行为算是爱学习还是不爱学习。

当然，我之所以选择去图书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几乎所有的娱乐活动都需要花钱，只有去图书馆看书不要钱。

我那时每月的生活费只有几百块钱，即使不谈恋爱也不够花。很多假期和周末，我都要四处寻找兼职挣钱。好在，那时同学之间的贫富差距并不像现在这般悬殊，我们宿舍里，来自农村家庭的孩子占了绝大多数。身处其中，我没有感到过于明显的不适和自卑。

但贫穷给我留下的印记是显而易见的。

我花了大概两年的时间才完成最初的城市化。很多城市孩子习以为常的东西，比如肯德基、自动取款机、网络游戏，我是在大学的前两年，才逐渐接触。

我要承认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那个时代，一个农村的孩子凭借高考，还可以轻易地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个时代，即使没有家庭的助力，一个农村少年也能单凭自己的努力在城市里安身立命。

2

当然，我并不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事实上，在上了大学离开农村之后，我人生的主题一直都是逃避苦难。或许是少年的我吃了太多的苦，在我能决定自己的人生之后，我再也不想吃一点苦。

大三的那个暑假，我还尝试过考研，但发现这个事儿过于枯燥和辛苦，作为一个挂过六科、逃课无数的人，我已经没有了高中时的毅力和吃苦精神。所以，暑假之后，我很干脆地就放弃了考研，投身到找工作的洪流之中。

一开始，我在青岛的新东方当历史和地理老师，那个时候，新东方在学而思等新势力的压力之下，开始铺开学科辅导，我也算是青岛第一批学科辅导老师。实习结束的时候，我基本确定能留在新东方。

有一天，在坐公交车回学校的路上，和一位教英语的同事聊了一路。

他说的很多话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说：做了老师，基本上你的人生就一眼望到头了。

后来，我坚决地放弃了新东方的offer。

正在青春期和叛逆期的我，最接受不了的一件事，就是人生能一眼望到头，我希望我的人生是旷野，而不是轨道。

后来，我选择了去应聘《半岛都市报》，我最重要的考虑是，记者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不会一眼望到头。其次，我想做点有意义的事儿，那时候还天真至极的我认为，“铁肩担道义”的记者所做的事儿，是有意义的。

机缘巧合之下，我进了报社，做了一名记者。报社离我曾经实习的新东方宁夏路校区只有两三分钟的路程，一个在中联广场南边，一个在它斜对面。但它们所代表的人生方向，几乎是截然相反。

刚进报社的时候，我表现得特别差。新记者有三个月的见习期，非常残酷。很多新同事是学新闻的或者有实习经验，找线索、采访和写稿子都稍微有点经验。我是为数不多的，完全没有任何经验的人。

那时我还喜欢在校内网写点酸文，但那样的写作经验，在新闻报道中一点都用不上。事实上，对见习记者最重要的是勤奋、吃苦和运气。

这三样，我一样都没有。

好在我们有三个月的见习期，第一个月完全靠自己的本事，出去扫街找线索，我的工作量排名倒数第二，我的搭档是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三。我觉得，如果没有我们俩，倒数第三的工作量可能还高点。

后来，倒数第一受不了这种跟《创造101》一样残酷的选秀机制，一个月之后就走了，我递补成了倒数第一。

第二个月分部门，我不揣冒昧地选了难度最大的深度部。见习记者需要的是小碎稿，他能写得了，还能攒工作量。但深度部那种深度报道，见习记者根本写不了，如果你的师傅带你写给你署名，你又要分走它本来就不富裕的工作量。

从现实来考虑，选深度部是不划算的。但我那时候是个神经病，我从来不计算这个，我只看我喜不喜欢。我觉得像我一样这种立志要做“桅杆上的瞭望者”的人，天然地就要做更有价值的深度报道，家长里短的社会新闻，对我没有任何的吸引力。

好在，运气又一次眷顾了我。在深度部，我遇到了我现在的“看娃搭子”余主任。她那时候是我们的副主任，作为报社曾经最优秀的头版编辑，她承担起了给我找选题、起标题、改稿子的重任。名义上，我有自己的师傅，但事实上，我们这些见习记者的总教头，就是余主任。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个部门根本就没有职场，余主任对我们这些见习记者好到近乎于溺爱。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她第一次当领导，可能也不会干。

我特别喜欢记者的自由，不需要坐班，不用朝九晚五，有题就出去采访，只要稿子能发回去，去不去报社都一样。我经常不去报社，没题的时候就在出租房里和当时的女朋友厮混。对于我的工作量，余主任经常比我急。几乎每次都是她很兴奋地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又找了个选题让我马上去做，我经常是采访得一塌糊涂，靠自己的小聪明和投机取巧糊弄出一坨稿子来发给她，然后她再一点点改，起小标题，弄完了再让我投给要闻的编辑。

见习结束的时候，我们这些新记者报志愿选部门，每个人两个志愿。我两个志愿都填了深度部，我是我们那一批唯一一个不接受调剂的人。

我那会儿想得很清楚，如果不让我留在深度部，我就离职了。

好在那时候报社的氛围极为宽松，也确实不会有人把一个不成器的见习记者的去留当成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

我就这么留在了深度部。

这可能是我到目前为止，做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

在深度部的日子轻松且快乐，那个时候报社还有钱，愿意养着我们这些自由而无用的调查记者全国四处跑。

工作时，大家四散全国。开会时，大家认真地讨论业务。那个时候，我们还会因为业务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前段时间翻看邮箱，我发现那时候我还会写很长的邮件给王总讨论稿子的写法和选题。

那可能是我漫长的青春岁月里，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我对这个行业充满着激情和好奇，收入能养活自己，没有太多生活的负担，最重要的是，我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儿。

但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很快，移动互联网时代就来了。靠着渠道垄断过日子的报社，很快就被打得丢盔弃甲。我们部门的同事，也一个又一个告别了他们热爱的新闻行业，转身在生活的洪流中，以命相博。

我兜兜转转之后，彻底失业，委身于无良的自媒体江湖。

有时候，午夜梦回，我依然会怀念评论部开会的那些日子，依然会怀念余主任给我改稿子的那些时光，依然会怀念一个又一个突发的现场，就着烧烤和野馄炖与王总、杨哥谈论理想的一个又一个深夜。

我常常感到无比庆幸，在我最爱做梦的年纪，去的是同样不食人间烟火的深度部，认识的是一帮和我一样爱做梦的同事，也赶上了一个梦想还被珍视的年代。

后台的私信里，常常有心怀梦想的年轻人问我该如何安放他们的新闻理想。坦白地说，我也不知道。在现在的新闻业，流量比理想要重要得多。你很难一边歇斯底里地搞流量，另一边还安慰自己说这是新闻理想。

理想是奢侈品，现在的新闻业未必能用得起。

我清晰地记得，我第一次独立出差是去菏泽。亲爱的朱老师告诉我按照规定，只能坐硬座，我在那辆绿皮火车上坐了整整一夜，下了火车就马上去采访。

后来我才知道，报社并没有那样的规定，那是朱老师对自己的要求。

那还是一个正面的事件报道，本来不需要吃这么多苦搞得这么急，但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当时初出茅庐、满怀激情的我，搞得自己好像要去伊拉克战场一样。

2020年初，那些满怀激情的人又去了武汉。那时候，我正在一个短视频机构工作，每天想的是搞流量、上热搜。

有朋友问我：“你为什么不去武汉呢？”

我不知道。

如果我还在深度部，我可能还会和当年那个去菏泽的少年一样，登上开往武汉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