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创作申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出生于江西老区，成长在深山沟壑之中，那里贫穷到连一条像样的道路都难以寻觅。蜿蜒曲折的山路宛如老牛拉磨，让人半天也难以理出头绪。
小时候家里穷，我又是个闷葫芦，见了人连句整话都憋不出来，更别提在姑娘面前了——那简直比让我扛着两百斤谷子上山还难。
村里人说我老实，可老实过了头就成了“呆子”，姑娘们见了我，要么抿嘴笑，要么扭头就走，连个正眼都不给。
后来我当了兵，去了重庆。山城的雾大得能当被子盖，我在那儿练出了一身腱子肉，还识了几个字，总算不是睁眼瞎了。
可退伍回乡后，我这嘴还是跟上了锁似的，撬都撬不开。眼看同龄人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我爹娘急得直跺脚，媒婆的嘴都磨出了泡，可相了几回亲，姑娘们不是嫌我木讷，就是嫌我穷，最后连媒婆都叹气：“这孩子，怕是得打一辈子光棍喽！”
转机出现在1984年农闲时。村里的崔婶上门给我带来一个好消息：“邻村胡家的春丽还没对象呢！那姑娘在上海打过工，见过世面，兴许不嫌你闷！”
我一听“上海”俩字，腿肚子直打颤——那可是大地方来的姑娘，能瞧得上我这山里的土包子？
相亲那天，我穿着在部队未舍得穿的新军装，特意前往理发店，剪了一个清爽利落的发型。
可一见到胡春丽，我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了似的——她穿一件碎花衬衫，辫子乌黑油亮，眼睛弯得像月牙，笑起来还有俩酒窝。
我当场就成了煮熟的螃蟹，从脸红到脖子根，嘴巴比灌了铅还沉，半天憋出一句：“你……你吃了吗？”
没想到春丽“扑哧”笑了，转身给我倒了杯茶：“天热，喝口水吧。”
那声音轻得像山涧的溪水，我手抖得差点把茶泼自己裤子上。
回家后，我躺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满脑子都是她的笑。
半夜我一骨碌爬起来，翻出在部队时还没写完的信纸，借着煤油灯的光，把攒了二十多年的文采全倒出来了——什么“你的眼睛像星星照亮我的黑夜”，什么“我虽然嘴笨，但心里有团火”，写得自己都起鸡皮疙瘩。
第二天，我哆哆嗦嗦把信塞给崔婶，她瞅了一眼，笑得直拍大腿：“哎哟，哑巴开窍了！”
三天后，我正在地里刨红薯，忽然听见崔婶的大嗓门：“快回家！人家姑娘找上门啦！”
我扛着锄头一路狂奔，差点摔进沟里。
到家一看，春丽正坐在堂屋里和我娘唠嗑，见我进来，她从兜里掏出那封皱巴巴的情书，眼睛亮晶晶的：“我爹说，能写出这样信的人，心里肯定有乾坤。”
后来我才知道，春丽在上海打工时，厂里那些小伙子不是油嘴滑舌就是好吃懒做，反倒是我这封笨拙的情书让她觉得实在。
说来也怪，自打得了她的认可，我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跟她在一起时，话居然像山泉似的往外冒。
半年后我们在我家门前老樟树下摆了酒席，她穿着红嫁衣，我穿着借来的西装，拜堂时紧张得同手同脚，全村人笑得前仰后合。
婚后的日子像山里的毛竹，一节一节往上蹿。
春丽脑子活络，撺掇我承包了村里的竹器厂。我白天扛毛竹，她晚上打算盘；我负责跟工人称兄道弟，她负责和客户唇枪舌战。
有回城里老板想压价，春丽把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李老板，这价钱连竹子皮都买不着！”
我在旁边憋出一句：“要不……您再尝尝我们新编的竹席？”
愣是把那老板逗乐了，单子居然谈成了。
再后来我们搬进了县城，公司招牌亮得能晃瞎人眼。村里人都说我是“闷声发大财”，可只有我知道，每次遇到坎儿，都是春丽那句“怕啥，当年你那封情书的胆子哪去了”把我拽起来。
去年结婚四十周年，儿子给我们摆了席，我喝高了拉着春丽的手说：“当年要不是你捡了那封酸掉牙的信……”
她一把捂住我的嘴：“少来！现在让你写你还写得出来吗？”
全桌人哄堂大笑。
如今我俩已经是白发苍苍老人了，偶尔翻看到曾经我当年给春丽写的第一封情书，春丽就会打趣：“李大才子，要不要再给我写封情书？”我挠着头嘿嘿笑——有些话，一辈子说一回就够了。就像山里的映山红，开得最艳的那年，恰好被路过的春风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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