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贤亮 | 抢地盘、立规矩、搞互助：揭秘明清江南商帮的“地下江湖”

在明清江南的商业江湖中，商人们上演着怎样的生存博弈？今天我们重读档案，或许能在现代商业激流中找到平衡竞争与共赢的历史启示。

1.行业的排他性与自保性

从性质上讲，行业具有较大的排他性和自保性，这是行业生活的必然产物。

在同治九年春天，苏州府长洲县以织宋锦机为业的沈友山、王承忠、孙洪、戴梅亭、吕锦山、朱沛和等人，为遭同业的曹阿传和顾廷等另创行头、“借神勒捐”的问题，要求地方政府予以“究治”。到光绪四年（1878），曹阿传已身故，但有王沛等人“结党成群”，“喊歇停工”，又要“倡捐勒索”，致使同业“受累”，引起行业人员的不满。以沈友山等为代表的机业人员，最终获得了官方的承认和保护:以后如在苏州府的长洲、吴县、元和等地办事，有像王沛等一样，再另设“行头行规”，改立名目，“妄行派费，诈扰同业”，允许机业人员“指实禀县”，官方予以严办。

创于嘉庆年间的苏州元和县光裕公所，是由专业弹词评话的人员集合成立的。但是在民国年间，有社外说书人俞鹍扬等联合社外的露天说书艺人，在恒昌湖田的复兴园等茶室，高搭台面进行弹词评话的演艺活动。这必然影响了在当地说书业处垄断地位的光裕公社的利益。民国十二年（1923），全社联请苏州警察厅给予严禁，规定“凡社外之说书人等，不准于茶室搭台说书，以昭社内外之区别”。

又如，在苏州府元和县的徽、苏两帮烟业，也存在利益之争。后经元和县讯断，两帮在当地进行的公益事业“各归各帮办理，不准紊越派扰”。

前文述及的油麻业在同治年间的公议，所谓“相隔七十余家，方可开设油坊，以免争夺肇衅”，都有着行业生活中的明显排斥性。

在苏州府的吴县，以红木作专营大小梳妆粉镜、文柜等生意的孙明友、潘洪富、匡章正等，建有公所，遵循行规，与同业议定捐资办理善举等事，并于光绪十九年（1893）经苏州府及吴县、元和、长洲三县备案，同业恪遵，并无异议。不料，一向以做红木玻璃灯架、挂镜、插镜机架为业的徐阿四、陈安玉、强老虎等，与孙明友等人的行业毫无关系，而且“既不同行，又不出捐”，居然也“搀做洋镜小亭等物，在店售卖”，侵犯了经营梳妆粉镜、文柜生意的孙明友等人的利益。孙明友等上告当地官府说:“窃思红木业，各做买卖，身等亦不能越做灯架，岂容徐等乱章做卖？”并认为不能越业经营是“昔时议定之规，并非觊觎生妒”。而在光绪十九年官方所给的印示中，载有议规十三条。当地政府即裁定，凡红木作各同业人员，务必遵照规章十三条：“倘有外来同业，阻挠乱规，有碍善举情事，许即指名禀县，以凭提究。”此外，当地的水灶业因历年较远，久未整理，以致在民国六年（1917）间“城外有人违章添开”，而城内的公所要划分地域界限，店多人众。该业的赵行豪、黄荣炳、宣彩文、徐文淦等人就向当地政府提出了“同业悉照旧规，只准顶替，不能添开”的要求，得到了政府的允准。可见，即使是同一业行中的不同分派或分工，如有越行行为，也会引起同行的不满和指责，甚至诉诸司法。行业生活的自保与排他的特性十分显著。

同样地，在外地开办公所，也存在利益冲突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能够获得当地政府的承认和保护，从而排斥其他行业对本行业生活的侵扰。同治十一年（1872），由苏州商帮的沈时丰等人发起，在上海老北门内措资筹建了珠玉业公所。然而，自建立之日起，一直受到南京帮商人的“缠讼”。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间，当地政府判定苏、京两帮商人“各立市场”，并且“给示晓谕”，声明苏帮将公所暂借与京帮进行贸易，“限期五年”，要求京帮商人“从速措办地方，为乔迁之地”；如果逾期，苏帮可以“禀道勒迁”。苏帮又凑了二万六千二百洋元，在原公所对面购得旧屋，连地一亩五分，“建设市场，专为苏州各帮珠玉业贸易之所”。上海县府在宣统元年（1909）进一步作了批示，下令该处市场“系苏州珠玉各帮筹款建设，专为该帮贸易之所，不许京帮入内摆摊”。

2.行业内部的规范和调整

当然，行业内部的生活也需要时常协调。为了规范行业生活，维护本行业及其成员的利益，行业大多定有细密的行规条约。如苏州府吴县的纱缎业，曾在雍正元年（1723）制订了一些行规条约，并通过地方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作为行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互济是维持行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无论是对外的援助或进行某项善举，还是在本行业内推行各项福惠措施，都是出于维护本行业发展的需要。而对本行业内部规约的重整，虽多有社会变乱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出于本行业发展壮大的考虑。吴县地方豆米杂粮业公所在清代已有设置，到民国初期，因年代久远，行规已经处于废弛状态。所以，在民国八年（1919）间就重整了本行业的内部规条，并刻碑勒石要求共同遵行。规约内容还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允准。

在米业方面，江南的许多市镇以经营米业闻名，如枫桥市、长安镇、平望镇、新市镇、同里镇、皂林镇等。对于这些市镇米业的保护，也是官方所重视的。以吴江县的大镇盛泽而言，其米业专门建有公所。江南是万商麇集之地，各地负贩及外省商舶往来，本来是以枫桥、无锡两地米业为最盛，平望、同里等镇则次之；至于盛泽，专重丝绸业，从事米业的不过十分之二三。从乾隆、嘉庆至道光年间，盛泽米市之盛况已经不亚于平望诸镇。但在咸丰庚申间遭受兵燹后，“疮痍未复，市镇寥寥，间有挟赀招集商舶，逐蝇头利，亦复远不逮前”。同治七年（1868）夏天，地方上有人开始聚集同业人员为长久发展之计，捐资进行重建工作，到光绪三年（1877），终于建成了盛泽镇的米业公所，包括了36家米业同行。这是行业内部的重整调适工作，属于行业本身的保障行为。

道光年间，原籍溧水等县的王有源、俞士胜、陈秉孝、钱廷荣、邵全寿、刘纪煜等人，一起在苏州府长洲县开办水灶业。后因异乡人在苏州府的帮伙较多，而染病身故及患病无力请医调治的也不少。于是，经过同业吴培基等公议，捐资设立了公所，备棺殓之费，设公共义冢，以解决上述诸问题。但有内部店伙等人勾结外匪，借端索诈，酗酒滋事，公所同仁被迫向官方申请禁革，以保护同业的公共利益。元和县地方的水炉公所，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都得到了官方的一体照护，以更好地维续同业人员的经营活动，维护内部秩序。

布业方面，苏州府的布商戴志诗、李邦达等人，因同业遭受兵燹后，“孤苦无告者居多，甚至半为饿殍”，在同治五年（1866）秋就集合同业公议，“各伙友愿于辛（薪）俸内，每千捐钱十文，店主人亦复照数捐助，抵充办善经费”；这样积集一年，经费仍是不足，只好再行劝募，“各庄各坊交易内，每千捐钱两文”，汇存于公所，“按期分给月米钱文，兼助丧葬等费”；并在吴县城中街区购屋，置立了尚始公所。所有这些，都在同治八年（1869）取得了官方的认可，立碑予以示禁保护。同治七年，在吴县木渎镇经理布店的陈熙鼎等商人，因同业伙友大多无力经营，或年老失业，贫病难持，一遇病故，棺殓没有着落，或病故后孤寡无所依靠，衣食难周，就在该年经同业各友公议规条，创设了布业公所，“办理赒恤无力同业生养死殓各善举，公捐经费办善”。这样一直持续至光绪年间。

苏州府的面业公所在光绪四年（1878）因隔壁经营茶叶的盗卖了公所内一条弄堂而集会商议，向县里通禀存案，官方即“给示以碑”，予以保护。后因公所坍塌，要重修大殿，面业同行即公议由陆阿东负责向行友劝助，每位助以丕洋八角的包括陆阿东在内有46人（其中有一位捐助的是一元），捐助五角或三角的共计214人。公议还决定，“众友现做每日捐钱一文”。后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因苏州府等地疫病流行，面业同行中传染得病身故的很多，公所即邀同业集议，将应办的一切同业善举认真处理，并将房屋倾圮的地方重加修葺，“所需经费仍由业等按月抽助，并不外募”；公所事务由商人代表轮流经理，为防止日常工作受到地匪游勇等人的滋扰，向官方提出保护的申请，得到苏州府衙的支持，并勒碑示谕地方。

3.行业之间的互济合作

实际上，并非只有一个行业可以完全独断本行业的经济生活。许多行业都采取了合作的姿态，以期获得更大利益，或者是稳定发展。

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垄断之态，在意愿上实际想体现一种正统地位。在江南地区，许多行业排斥其他行业的介入，就存有这样的因素。如苏州府地区的金箔、银楼业，为免其他行业的觊觎之心，曾在道光年间要求官方予以保护，排斥任何有损本行业利益的“加价”等行为。当时有人倡议停收教徒三年，其煽惑散匠、羁众停工的意图，就被官府出面干预压制了下去。

然而，两个行业之间，即便性质并不完全相同，仍会存在互助的情况。如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苏州府吴江县府出面为胡寿康等人“设局捐济绸缎同业”的善举专门立碑，以示支持与保护。当地政府要求各地保和绸缎同业以及绡绸各庄人等永远恪守:“所有职监胡寿康等经置房屋作为公局，捐厘助济绸业中失业贫苦、身后无备及异籍不能回乡，捐资助棺，酌给盘费，置地设冢等善事。”并指出，如有地匪人等借端滋扰，以及年轻尚有可为、不应周恤而妄思资助、向局混索的，允许“指名禀候拿究”；地保如有徇纵，“察出并惩”。同年四月，邻近的湖州府乌程县，也奉苏州府移文，对胡寿康等的善举予以保护，要求乌程地方的绸庄按数扣交公局，每年刊入“征信录”造报上级，并立碑晓谕:“凡遇苏庄运贩绸匹，务按销货数目扣存汇交公局，以襄善事。”

本文选自冯贤亮《明清江南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2025年4月），原标题为《明清江南的行业聚集、工人抗争与地方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