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蒙古骑兵的荣耀，在圆明园的冲天火光中烟消云散

第二次鸦片战争名为鸦片战争，但其实跟鸦片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在英国被称为亚罗号战争，因为是由亚罗号事件引起的；在法国则被称为英法联军之役。

为啥这样叫，主要是因为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延续，是为了实现一鸦没有真正实现的意图而爆发的。

一、“优等生”上海和“差等生”广州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英国人终于得偿所愿，逼迫清政府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

可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不对劲，这五个通商口岸有四个，通了跟没通一个样，似通而非通。

厦门说是贸易港口，其实基本上就是劳工出口；宁波1844年出口额有50万，5年后降到了5万，很好的展示了什么叫聊胜于无；福州更不用说，那是林则徐的老家，这时候林大人已经退休在老家当乡绅呢？就凭林大人的影响力，福州想通商都难。

那么就只剩下一个“优等生”和一个“差等生”了。

先说说优等生上海，在那个全民仇洋的年代，上海人民展现了他们超前的商业思维和国际化眼光，居然，不敌视英国人。

还是马克思同志总结的好：第一次鸦片战争就产生了一个结果，贸易中心从广州转移到了上海。

英国人总结的更好：要不是上海，《南京条约》等于白签。

1843年11月，上海正式开口。英国人惊讶地发现，上海人居然不阻拦他们进城。上海人更惊讶的发现，这些英国人，居然主动选择了居住在城外，不进城了。

看近代史的时候，有个问题我始终想不明白。就是英国人为什么对进城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坚持。那时候的中国城市，没有先进排水系统，大便都是靠挑粪工一担担挑出去，又臭又脏，干嘛非要进城。

如果说是做生意，住在城外不是一样做么？有何影响呢？

直到看到英国人在上海的选择，我才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因为两个字，“面子”！

谁说只有中国人好面子，英国人也好面儿，大家都是人，活着都是为了争口气。越是不让进城，英国人就越要进。你真让他进了，他反而嫌这嫌那，没劲儿了。

所以说英国人属驴的，得顺毛捋!

不进城的英国人在城外租地建屋，于是有了英租界，慢慢的又吸引来了法国人、美国人，有了法租界、美租界等等。

有意思的是，租界里完全仿照西方城市修筑，有了邮局、港口、铁路、银行，居住环境一流。结果有钱的中国大佬们也争相入驻，房价水涨船高，穷一点的老外反而住不起了，只能搬到更偏远的地方。

中国人和外国人，在这里居然阴差阳错的水乳交融在了一起，上海的贸易额也一飞冲天，奠定了中国第一大都市的地位，直到今天。

说完了上海，再来看看五口通商中的最后一口，“差等生”广州。

广州在对待洋人的问题上，一直很割裂。一方面，广州的富甲天下跟对洋人的海外贸易密不可分，双方其实谁也离不开谁；另一方面，广州人民又极度仇洋，坚决不允许洋人进入广州城。

做生意一起赚钱可以，想进城共同生活，门都没有！

以英国人好面儿的个性，双方那肯定是势同水火。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这些年里，英国人在广州就做一件事，要入城！广州人民生活的主旋律也是一个，反入城！

当时老百姓评出大清“八大汉奸”，驻广州的钦差大臣耆英、广东巡抚黄恩彤、广州知府刘浔喜提前三名。不为别的，就因为这三个人顶不住压力，贴了告示准备让英国人进城。

结果呢，广州民众数千人冲进了刘浔的衙门，—把火连衙门带朝服烧个精光，把刘浔吓得从后门狼狈逃跑。

这么一闹，英国人总算消停了一阵。时间来到1849年，随着英国国内好战分子巴麦尊上台出任外相，入城的呼声再次高涨。

与此同时，新的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对英国人奉行着强硬的外交政策，发动“人民战争”，动员乡绅出钱出力组织团练对抗洋人，双方的矛盾日渐尖锐起来。

二、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当强盗惦记上你的时候，借口从来都不是阻碍。

1856年10月8日上午，当划艇“亚罗”号停泊在海珠炮台附近的码头上时，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率官兵四十人登船拿匪。船上有中国水手14名，梁国定拿下12人，押往他的巡船上。

这事很简单，但也有复杂的一面，就是亚罗号的身份。这是一艘中国船，但雇了一个外国人当船长，所以起了个外国名，船只注册地是香港，因此挂着英国旗，但是事发时船只注册时间已经到期，还没有续签。

那你说这到底是中国船还是英国船，究竟受谁保护。不过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双方在争执过程中，梁国定扇了英国厦门领事兼广州代办领事巴夏礼一耳光，而且巴夏礼还声称，清朝士兵的侮辱行为不止这些，他们还扯下了船上的英国国旗，这是对大英帝国，对英女王的极大不敬。

一肚子怒气的巴夏礼找到了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把扣押的水手送回来，并且公开赔偿道歉。

同志们，看到这个条件，咱就知道这事没得谈。公开道歉，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叶名琛要敢跟“夷人”道歉，那今后就钉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且咸丰又怎么可能饶了自己。

当时的中国社会，只有华夷之防，没有对错之分。对洋人亲善，对也是错；一味抵制洋人，错也是对。而且越挨打这种观念还越深入人心。

所以不用谈了，直接开打吧。

1856年10月23日，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縻各厘率领英国舰队越过虎门，进犯广州。

可怜的广州，又成了首战之地。

不过此时的英军，还是以吓唬为主，毕竟首先兵力不足，主要就是驻港英军的那些人，其次还要等国内的命令和增援。

等援军的同时，英国人还意外等到了一个盟友，法国。

法国之所以要凑热闹，是因为一个叫马赖的法国传教士在广西西林出事了。

1853年，揣怀着崇高的信仰，马赖来到中国，想要把上帝的福音播撒给受苦受难的全球三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但很快，马赖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传教士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

据说他与贵州寡妇曹桂英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并以传教为名引诱女性入教后实施奸污。教徒婚礼需由他主持弥撒，他常借此机会侵犯新娘，被控“初夜权”行径。

不过这些也都是据说，马神父到底有没有做这些事，谁也说不清楚了。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他死了，死在了新任西林知县张鸣风手里。

马赖死后，心脏被刽子手挖出来，喂了野狗。当然，这一段也是据说。是法国报纸说的，英国人也信了。

真真假假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马赖死了，死在中国，这就够了。1857年4月，法国派葛罗男爵为高级专使，领兵东来。几乎是同一时间，在巴麦尊的强力支持下，英国政府派额尔金伯爵为高级专使，对华正式用兵。

英国和法国又一次勾结在了一起，1855年9月，他们刚通过克里米亚战争，联手战败了俄罗斯。尝到了甜头的两个强盗，这一次的目标是更为孱弱的清朝。

三、叶名琛，一名称职的官僚

聊第二次鸦片战争，叶名琛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物。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从他的身上，折射出了整个大清官场的腐坏，之后的几十年里，清朝的官场上，各种牛鬼蛇神争相展示着一个末日王朝的丑陋和迂腐，不分老少，无论满汉！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终于集结完毕，他们凑出了一支5600余人的侵华联军，兵临城下。那么，此时广州城内，我们的叶名琛，叶大人在做什么呢？

叶大人的修身养性功夫极为了得，此时稳坐钓鱼台。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甚至在给咸丰的奏折里，云淡风轻的说道：他们的底细我摸得一清二楚，放心好了，保证拿下，不会出任何意外。

我已悉其底蕴，决无事变……此事我确有把握，可保其无事。

叶大人的迷之自信从哪里来的呢？原来他在香港安插了许多内线，专门负责窃取英国人的情报。只可惜，叶大人选人不慎，他以为这些人都是余则成，却不知道，这些人只是蒋干。

内线们送回来的情报包括但不限于：

1、英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给俄国，赔了很多钱，他们要求进城就是为了收税还债。

2、英国镇压印度起义把国库都弄空了，军饷发不下来了，现在求着我们赶紧开放贸易呢。

3、法国国王说了，我们要中立，不要帮助英国。

就冲这些假情报，叶名琛想不自大都难，对英法的各种要求，更加置若罔闻。12月22日，英法的耐心终于耗尽了，发起了对广州城的攻击。战争流程很简单，因为叶名琛根本就没布置什么防守，当然了，就算布置也没用。

28日，进攻；

29日，进城；

30日，竖白旗，投降。

广州，这个中国南方第一重镇，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失陷了。城破之后，慌乱的叶大人被英国水兵们揪着辫子，“请”到了一座四面钉上木条的轿子里。

轿子不透风，但叶名琛的心里却是哇凉哇凉的，就在他被掳时，他看到了身边人以手指河，示意他跳下去做个殉国的烈士。不过他拒绝了，倒不是怕死，而是叶名琛心中还有一个“伟大”的目标，他认为自己会被送到英国，他要见一见英国女王，当面用儒家伦理道德同女王进行一下辩论，问一问为什么明明签过条约，两国修好，还非要打我们。

大清被英国打败了，我们也被叶大人的天真打败了。事实上，叶名琛根本没能实现自己的宏伟愿望，他最终被扣押在印度，并死在了那里。

关于叶名琛，老百姓们给了一个概括性很强的评价：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这个评价很精辟很客观，很好的总结了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表现，但是却没有深入的分析背后的原因，下面咱们就花点篇幅好好说一说叶名琛和他效忠的主子咸丰帝。

说因为他的傲慢和拒绝沟通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英法挑起战争的原因是之前签订的条约没能获得预期的利益，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他们需要利用换约的机会重新签订，本质上还是为了钱。为了一个“傲慢无礼”的大清官员开战，这个理由就算军队能接受，英国国会也不可能通过。

我不是在为叶名琛翻案，他最大问题在于，他太怠政了。

作为一名封疆大吏，他守土有责，有责任有义务去了解自己的对手。而且放眼整个大清，他是离洋人最近的官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只要想真正的弄清夷务，他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不是派出几个探子，弄到一堆假消息，京城的一帮官员糊涂，但他不应该，也不能糊涂。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魏源、徐继畬等官场中人士都已经开始睁眼看世界，对整个西方世界有了全面的认识了解，而作为咸丰最为倚重的同洋人打交道的官员，他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清朝的外相，但是却如此消极怠政，这一点上，叶名琛难辞其咎。

其次，他还太自私了。叶名琛混了这么久官场，他看到了琦善、伊里布等人，因为主和被罢了官、他还看到裕谦等人因为主战而丢了性命，于是他选择了不战不和，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官场老油子思维，不求有功，先求无过！

国家怎么样，人民怎么样，管我叶名琛什么事？保全我自己的性命和乌纱帽才是最重要的。

不管是琦善还是伊里布，在见识到英国人的坚船利炮后，知道打仗国家要遭受巨大损失，所以明知道会惹皇上不高兴，也还是变成了坚定的主和派，至少他们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了个人利益之上。

而反观叶名琛，在这里尽显自己的心机和小聪明，既不想惹恼咸丰丢官，又不想开战丢命，那他的下场自然就只有丢人，而且是遗臭万年那种。

正应了那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关于叶名琛，就说这么多吧，总结下来就一句话，他是一个称职的官僚，仅此而已。

四、见不得人的咸丰

如果站在上帝视角，从高处全景俯视第二次鸦片战争，我们会发现在广州失陷后，整个战争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在这条主线的推动下，战争一步步的走向白热化。

这条主线就是身为大清最高统治者咸丰的一点执念，坚决不见洋人！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执念，原因也很简单。

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人数远远超出自身的王朝，对自身统治的正统性，对皇族的权威极为重视，如果皇家的尊严不存在了，那么权威就会大打折扣，就会动摇统治基础。

所以清朝的皇权，达到了中国历朝历代的顶峰。臣子们面见皇上那是必须跪着说话的，即使是军机大臣都不例外，能给你赏块垫子跪着，那都是极大地开恩了。

如果让那些不懂礼节为何物的洋人面见皇上，不用三跪九叩，甚至可以平视对等交谈。对皇族的权威会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这说明清朝皇帝根本不是什么天下共主，这个世界上有的是不需要听他指令，跟皇帝平起平坐的人。

所以，广州失陷后，当咸丰看到英法联军提出的条件中有公使驻京这一条后，当即炸毛，双方很快就撕破了脸，英法联军也离开了广东，一路北上直逼天津。

19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来到了天津大沽口外，大约两个小时，大沽炮台就陷落，英军战死5人，法军战死6人。至于清军，战前八九千，战后只回来了2500，至于没回来的那些，大抵是跑了，不可能是战死的。

让人清醒的永远不是说教，而是巴掌。天津这一巴掌，立刻就把清政府打醒了，5月28日，咸丰乖乖的派了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议和。

1858年6月26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第二天，中法天津条约签订。大致内容跟中英天津条约差不多。

具体条款我就不说了，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赔偿军费这肯定都是少不了的，我们只需要看看条约的第二第三款。

第二，大清大英永远和好，按国际和好常规，双方可以任意互派外交人员，分驻双方京都。 第三，大英公使及其眷属可以在京师长期居住，也可随时往来，总之，看本国政府的意思了。

闹了这么久，最终还是不情不愿的答应了公使驻京，英法这一下志得意满，觉得总算挣回了一口气，白底黑字，清朝总不能不认账吧。

只能说他们太天真了，大清君臣最不具备的，就是契约精神。《天津条约》那是城下之盟，英法联军刚一走，咸丰立刻就反悔了。

前文说过，咸丰的底线就是不能让任何洋人见到自己，只要能满足这一条，其他什么条件都可以谈。

为此，他向英国人开出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条件，只要可以取消公使驻京等条款，大清可以将对西方的关税全部免除。

同志们，此时的大清内忧外患，太平天国占据了江南等财税的重要来源地，清朝的收入将近三分之一都是来源于这宝贵的关税，没有了这笔收入，清政府这艘破船估计距离沉没也没几天了。

可是为了那点该死的面子，为了维护自己大皇帝的尊严，咸丰就可以如此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抛出了这等惊世骇俗的条件。这跟慈禧多年以后说出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把个人利益放在了国家人民利益之上，真不愧是两口子，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问题是，咸丰虽然不正常，负责和英国人沟通的桂良、花沙纳都还是正常人。这两老头这一次拼着抗旨不遵也没听咸丰的，大概他俩也知道，这要是敢按照咸丰的意思签了，两人就可以在中国历史奸臣排行榜上占据高位了。

这一边，大清君臣们正在勾心斗角，另一边，英国人和法国人已经等不及了，按照《天津条约》的约定，一年后，双方应当在北京正式交换条约，他们该去北京换约了。

那么，这次换约之旅，会是一场轻松愉快的旅行么？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一年前。

1858年7月，第一次大沽口之战结束后，英法联军刚从天津撤走，咸丰立刻就将自己的头号大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召回到北京来面授机宜，要求僧王即刻加强天津的防务，在天津到大沽口一带增设了大量的炮台，集结了数万名精锐蒙古骑兵，为了阻挡敌舰进入白河，还在大沽海口南北两岸之间的河面上设置了四道障碍物，比如专扎船底的铁戗，再比如阻挡船只的铁链和木筏。

看到这里有人一定会觉得，这样做没问题啊，说明咸丰痛定思痛，知道励精图治了，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确实，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挨了一次打长了记性不是坏事。但问题是我们看咸丰接下来的操作，就让人有点无语了。

1859年3月29日，咸丰向桂良下旨，让他跟英法商量，如果能阻止来北京换约最好，如果真不能阻止，那就让他们来吧，但前提是进京时所带人数不得超过十名，不得携带军械，到京后，照外国进京之例，不得坐轿摆队，换约之后，即行回帆，不得在京常驻。

看到这里也很正常，可是在给桂良发出这道谕旨的同时，咸丰还偷偷给僧王下了一道旨：夷船若到天津，就拦住他们让他们回上海。若他们听话就罢了；若他们不听，胆敢开炮，就往死里干！

这是什么操作啊，一面让桂良同意英法换约，一面让僧王在天津拦住换约队伍。深得兵法精髓，这是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啊。

如果是在战场上，怎么做都不为错，毕竟兵不厌诈。可现在双方是和平状态，这是一次正常的外交往来，这就有点太说不过去了，这说明咸丰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近代国家平等交往的概念和逻辑，也完全不知道这样做在外交上会造成何种严重的后果。

大沽口的备战工作完毕后，咸丰和僧王又玩了一招绝的，他们要求英法的换约队伍从北塘走。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从天津入京，走大沽口直达通州，这是最快最便捷的路线，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时，走的就是这条路。

另外也可以从北塘走，但是这条路不光绕远不说，还极其难走。相当于放着正门不让走，要求英法走侧门。本质上是一种侮辱，表明了我没把你们当成对等的客人看待。

不出所料，英法联军果然拒绝了走北塘的建议，1859年6月17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贺布率领舰队到达大沽口外。25日拂晓，英、法联军军船升起了“红旗”，直逼铁戗，此时的大沽炮台静悄悄的，炮眼都用席子盖着，远远望过去一个炮口都看不见，炮台的土墙上也看不到一个士兵。

下午3时左右，英法联军正在努力且专注的清理铁链时，只听见四周炮声大作，雨点般的炮弹向着河道中间的活靶子袭来。

清兵突如其来的炮弹把英法联军打懵了，贺布本人都受了伤。随行的炮舰更是严重损毁。大概狂轰滥炸了一个小时，清军的炮火开始减弱。英法联军才趁机上岸，熬到夜晚，借着夜色的掩护狼狈撤退。

随行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到：“这是有规则的屠杀，我们就象羊在羊圈里那样任人宰割”。

好吧，即使是这样的屠杀，鉴于双方差距巨大的作战装备和水平，最终的战果也只能说清军小胜。

按茅海建先生多方考证，英军参战舰艇11艘，被击沉4艘；参战人数1000余人，死89人，伤345人；法军参战人数60人，死4人，受伤14人。总计伤亡448人。清方参战部队4454人，死32人。

不过，这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已经是清军面对西方侵略者前无古人的一次胜利了。

只是这个胜法显得不够光彩，但考虑到英法联军侵略者的本质，也无口厚非。但是，在国力远远不如人的情况下，胜利有时候比失败带来的损失更大。

很快，当恼羞成怒的英法联军再次袭来时，咸丰和他的臣子们，就将为自己的“聪明”付出更为惨痛的代价。

6月26日，英法政府通告欧美各国，对中国正式宣战。

1860年8月1日，卷土重来的英法联军气势汹汹的在北塘登陆。

为啥又走北塘了，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不就是因为说啥也不走北塘才打起来的么？

说白了还是赌气呗，你们不是非要我们走北塘么？行，我就走给你们看。

登陆英军约1万人，法军7千多人，另有“中国志愿兵”2500人。

看历史，千万不要带着时代的滤镜。作为当今的中国人，我们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有着无比的忠诚和热爱。但我们不应当用这个去要求清朝的老百姓。

清政府本质上是一个阶级统治压迫的工具，是靠着吸取民脂民膏而活，相比较而言，英法联军对待老百姓上都比清政府要强不少，至少驻扎在天津时，吃饭还给钱吧。

所以说，用民族或者道德去绑架清朝的老百姓是错误的，民众自然应当支持自己的政府，但前提是这个政府应当是一心为民，为人民谋福利的；而不应当是一个反动的，血腥的，专制的。

8月12日，英法联军八千人同两千蒙古骑兵发生了第一次正面冲突，僧王马队伤亡近400人，而联军伤亡不超过40人。

蒙古骑兵确实不愧是清朝的最强战斗力，只可惜，他们也许还是成吉思汗时期的一代天骄，但是他们的对手却已不是当年的金和南宋了。

眼看蒙古骑兵也不是对手，直隶总督恒福立马就怂了，当即挂起白旗，并照会英法公使：还是你们厉害，咱们坐下来谈谈吧，你们可以走大沽口了！

哎，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清朝的口碑之所以崩塌就在于此，又怂又爱装，要硬气那就硬气到底，做不到就不要天天嘚瑟。

崇祯也算不上什么好皇帝，但至少硬抗到底，最终君王死社稷，也算一代佳话。

可是咸丰呢？他的臣子怂，而他更怂，众人都没想到的是，他居然要跑了。

跑就跑吧，为了自己的面子，咸丰先假惺惺的下了一道旨：为了鼓舞士气，朕要御驾亲征了。

不出所料，王公大臣们一看可就慌了，纷纷上书制止，就差没抱着咸丰的腿把他拦下来了。做戏做全套，眼看差不多了，咸丰也就顺水推舟，宽慰大伙道：“大家好好干，通州要是开打了，我就坐镇京北，为大家鼓劲。”

好么，通州在南边，您坐镇北边鼓劲，中间隔着个北京城，把逃跑说的如此冠冕堂皇的，咸丰是独一份。历史上那些御驾亲征皇帝的脸，都叫您老给丢完了。

9月14日，双方在通州接上了头，开始了谈判。此时，咸丰又想出了一个新招，他给怡亲王下旨：我看很难谈的成，估计还是要打，我已经叫僧王做好战斗准备了，要是谈的不顺利，你就把对方的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人扣下来，等打完了再还回去。

抛开战争对错不谈，你这个扣押谈判代表，委实太过于下作，令人不齿。打不过就大大方方认输，知耻而后勇，将来总有雪耻的一天。但是用这些盘外招来恶心对方，最终恶心到的只能是自己。

都当了这么多年皇帝了，咸丰幼稚的还像个孩子。

怕啥来啥，咸丰的密旨送到怡亲王处时，怡亲王也正在烦恼。英方谈判代表坚持要亲递国书，说白了就是把英女王的国书亲自递到咸丰手中。

这条件我们看起来很正常，但怡亲王太清楚了，不见外国人，这是咸丰的底线，是没得商量的条件，答应割地赔款都没什么，但绝对不能答应这一条。

双方不出意外的谈崩了，而怡亲王，这个跟咸丰智商不相上下的皇族，还真就按照旨意来办了，他一股脑把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人连同在中国区域内购物、休闲的其他人等，一共39个，全被逮了。

这次捉人，让僧王很兴奋。他按着巴夏礼的头，在地面上连续磕响头：你们不是不磕头吗？那我叫你一次磕个够。

不过相较于跟他一同被捉的同胞，巴夏礼已经是幸运的了。其他俘虏被关在了圆明园里，这些西方世界的“文明人”，第一次接触到了什么叫野蛮。

俘虏们双手被捆，整日下跪，水米不进，手腕处被皮绳勒得生出蛆虫。据后来的幸存者回忆说：《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第四天死去，尸体在牢房里放置三天，后被扔到野地里，让野狗吃了；安德森中尉，手脚被勒得生出了蛆虫，他看着手上的蛆虫满身蔓延，精神错乱，大叫三天，死去；一位法国犯人，蛆虫进了他的嘴巴、耳朵、鼻子，也疯了……一个幸存者居然还在狱中数蛆来着，说，一天可繁殖1000只蛆虫……

英法的俘虏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同时，英法联军也开始了营救行动。清朝一边，僧王也拿出了全部家底，准备全力一搏。

9月18日午时，4000名联军向2.5万僧兵发起了攻击，2.5万步骑兵在几公里的战线上摆成一个大圆弧，想把英法联军包成肉包子。但是，英国的阿姆斯特朗重炮和法国的有膛线山炮一阵轰鸣，包子皮就变成了筛子，1500名左右的清军战死。

无奈之下，僧格林沁只好率领残部退守八里桥。盛怒之下，他想起来了之前捉的39个俘虏有两个还随军呢，干脆直接砍了脑袋泄愤。

9月21日，联军开始进攻八里桥，八里桥距通州八里，是入京的必经之地。这里不能再退了，再退北京城就真没了，僧王也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

在这里还是要夸夸蒙古骑兵，不管清朝的皇帝和那些大臣如何昏聩无能，但这些草原健儿，不愧是真正的勇士。他们举着弓箭和长矛，一次次的向着英法联军的炮火冲锋。

战争行将结束时，联军发现一个史诗般的镜头：八里桥桥头，站着一个高大的蒙古兵，他手里举着帅旗，不断向各个方向示意。当桥头全部都是尸体时，只剩下他独自一人了，他仍然在摇动帅旗，传达最后一项命令，直到一枚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才轰然倒下。

中国冷兵器时代的最后绝唱，就在这里悲壮的上演。

八里桥之战成为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我们来看看战报吧：

法军：3人阵亡，17人受伤；

英军：2人死亡，29人负伤。

中方：2000人死亡。

9月22日，八里桥之战的第二天，曾信誓旦旦要御驾亲征的咸丰皇帝，带着老婆孩子，头也不回的跑了。

战事到了这一步，大清就是想谈，英法联军也懒得谈了，10月6日早上，英法联军进逼德胜门、安定门一带。清军的部队闻风而逃，丝毫没有接战的勇气，当晚，不熟悉路线的英军和法军走散了，而法军误打误撞中，居然来到了圆明园。

这里堆积着数不尽的中华文明瑰宝，而守卫这里的居然是几十个太监，法国人朝天放了几枪后，太监们就骂骂咧咧的作鸟兽散。中华文明的一次浩劫，就这样发生了。

望着眼前琳琅满目的宝物，法国士兵疯狂了，他们掠夺着所能看到的一切，丝毫没有想到迟到的英国人。最后法国将军孟托班自己也看不下去了，把法军发现的一个金库里的金子平分出二分之一，连同一支宝石手仗送给英国人，以此作为送给英国女王的礼物；另一半金子给他们的法国皇帝。

13日，清朝开始陆陆续续交还俘虏，39名俘虏，活着回来的只有19人，有些人的尸体干脆被大卸八块，还有些人腐烂得没法瞧了，剩下的则是尸骨无存，谁也不知道扔哪里了。

虐俘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英法联军看到俘虏的惨状，当即决定一定要给野蛮的清政府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

英国人提议，俘虏是在圆明园遭受虐待的，那就把这里烧了，夷为平地。而法国人却认为，圆明园不设防，是非战区，烧这里不合适，真想烧那就进北京城，把皇宫烧了，这样才能给咸丰一个教训。

虽然法国人表示反对，但是英军还是不为所动，最终，1860年10月18日，圆明园在英军的大火中化为灰烬，所以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其实是英国人自己烧的，至于法国人，他们更想烧的是皇宫，虽然最终未能如愿。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灾难，但是作为一名中国人，完整的了解完这段历史后，又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在冲天的火光中，恭亲王奕䜣代表清廷同英法联军签订了《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也算落下了帷幕。

至于咸丰，拒绝了返回北京，他那可笑又可悲的尊严随着这场熊熊大火也被烧了个精光。

1861年7月17日，咸丰死在他的避暑山庄，不管怎样，他倒是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原则，真正实现了同洋人的“老死不相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