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九十二年前，一群文化精英的“中国梦”

新年的梦想

九十二年前的1933年，面对内忧外患的中国，一场规模空前的“梦想大讨论”在中国文化界爆发。

包括林语堂、梁漱溟、巴金、胡适、老舍、柳亚子、茅盾、徐悲鸿、周作人、叶圣陶、俞平伯、郁达夫、章乃器、马相伯、夏丏尊、朱自清等等在内的140多位文化精英，对于未来中国的模样，产生了244个梦想。

事情的起因，源于前一年。

1932年，东北三省沦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展开第四次对红军的围剿，《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承认日本在满洲利益”……当时的国人陷入激愤悲观之中。

1932年11月1日，著名的上海《东方杂志》策划了一次征求“新年的梦想”活动，向全国各界人士发出征稿函约400份，主编胡愈之在征稿函中说：

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

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

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这次“新年的梦想”所征求的问题是：

1、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2、先生的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征“梦”活动反响热烈。最终，包括林语堂、胡适、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邹韬奋、顾颉刚、章乃器、周作人、杨杏佛、夏丏尊、叶圣陶等大批文化名流在内的140余位国人，总共发表了244个“梦想”。

这些“梦想”的类型，有关心社会主义与大同世界的，比如：

柳亚子主张“社会主义大同世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谢冰莹（冰心）描绘“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国家”；

郑振铎呼吁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银行家俞寰澄甚至提出“联邦社会主义国家”的构想。

也有关注现代化与国家独立，强调国家统一、科技发展与民生改善的，比如：

施蛰存梦想中国“富足强盛，中国人到外国不被轻视”；

戴应观希望实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发展铁路、航空等；

周谷城调侃式提出“人人能坐抽水马桶”。

还有一些对现状极度失望、批判现实与悲观的预言，比如：

巴金直言“只配做噩梦”，认为中国可能没有未来；

林语堂以反讽的方式列举16条“不希望”，如“人民不必跑入租界避难”；

夏丏尊梦见“中国遍地罂粟花”“四万万人都叉麻将”……

以下是摘录的部分名流在这次征“梦”活动中所做的“中国梦”，看看在那个黑暗混乱的时代，这些文化人对中国和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怎样的期盼。

（晓崇整理）

林语堂：时任《论语》半月刊主编

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

大概因为思想益激烈，生活日益稳健，总鼓不起勇气，热心教育，热心党国。

不知是教育党国等事不叫人热心，还是我自己不是，现在也不必去管它。

从前，的确也曾投身武汉国民政府，也曾亲眼看见一个不贪污、不爱钱、不骗人、不说空话的政府，登时，即刻，几乎就要实现。

到如今，南柯一梦，仍是南柯一梦。其后，人家又一次革命，我又一次热心，又在做梦，不过此时的梦，大概做的不很长，正在酣密之时，自会清醒过来。

到了革命成功，连梦遂也不敢做了，此时我已梦影烟消，消镜对月，每夜总是睡得一寐到天亮。

这大概是因为自己年纪的缘故，人越老，梦越少。

人生总是由理想主义走上写实主义之路。语云，婆儿爱钞姐儿爱俏，爱钞就是写实主义，爱俏就是理想主义。这都是因为婆儿姐儿老少不同的关系。

记得《笨拙》说过，不满二十之青年而不是社会主义者，都是低能；年满二十而仍是社会主义者，便是自废。

所以我现在梦越做越少而越短了。这是我做梦的经过。

我现在不做大梦，不希望有全国太平的天下，只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

我不做梦，希望国中有数座百万基金堪称学府的大学，我只希望有一个中国人自办的成样的大学，子弟不进洋鬼学校而有地方念书。

我不做梦，希望民治能实现，人民可以执行选举、复决、罢免之权，只希望人民之财产生命，不致随时被剥夺。

我不做梦，希望全国有代议制度，如国民会议、省议会等，只希望全国中能找到一个能服从多数、不分党派、守纪律、不捣乱的学生会。

我不做梦，希望政府高谈阔论，扶植农工，建设农工银行，接济苦百姓，只希望上海的当铺不要公然告诉路人“月利一分八”做招徕广告，并希望东洋车一日租金不是十角。

（节选部分）

罗文干：时任外交部长

政府能统一全国，免人说我无组织。

内争的勇敢毅力，转用来对外。

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

妇女管理家务，崇尚勤俭，不学摩登。

青年勤俭刻苦，不穿洋服，振兴国货。

土匪绝迹，外患消除，四民安居乐业，世界共享太平。

杨杏佛：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人们有合理的自由，同时有工作的义务，一切斗争的动机与力量应用在创造与服务方面。物质的享用应当普遍而平等。

刘英士：时任南京国立编译馆

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无异于我所目睹的现在中国，仍旧是和它的构成分子的知识、能力和道德相称。

人民与国家是拆不开的：未有人民不健全而国家不衰弱者！

未来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我们的“梦想”，而决定于我们的行为。

我不知道我们的行为将要怎样，所以我不知道未来中国的情形将变怎样，但我却可断言：未来中国的国家身份，仍旧是和它的构成分子的知识、能力和道德相称。

郑振铎：时任燕京大学教授

我并没有什么梦想，我不相信有什么叫作“梦想”的。人类的生活是沿了必然的定律走去的。

未来的中国，我以为，将是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

因了我们的努力，我们将会把若干年帝国主义者们所给予我们的创痕与血迹，洗涤得干干净净。

我们将不再见什么帝国主义者们的兵舰与军队在中国内地及海边停留着。

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个人为了群众而生存，群众也为了个人而生存。

军阀的争斗、饥饿、水灾，以及一切苦难，都将成为过去的一个梦。

这并不是什么“梦想”，我们努力，便没有什么不会实现的！

而现在正是我们和一切恶魔苦斗的时候！

结语

本文节选自电子书《1933，聆听民国》，2014年3月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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