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顾顺章的部下，做过周恩来的副官，最终成为不败的红色特工！

在中共隐蔽战线上，有一个功勋卓著的传奇人物，他布置在全国各地的情报网，特工近1500名，无一人失手被捕或牺牲，情报网中的9部秘密电台，也没有一个被侦破，这在谍报史上堪称“神迹”，无人能望其项背。

他就是当过顾顺章的部下、做过周恩来的副官、被誉为“不败的红色特工”的吴克坚。

吴克坚

• “马日事件”中，他为革命留下“种子”

吴克坚，原名吴黑撑，1900年11月出生在湖南平江县城关镇的一个手工工人家庭。

在他年轻时，正值中国大变革时期，当时就读于长沙岳云教育专科学校的他，也被推到时代的风口浪尖，经常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还发起组织了乐群书社等进步团体，创办了平江工人通俗夜校，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觉悟，组织工人斗争。

1924年冬，吴克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入党的这一天起，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克坚”，寓意攻坚克难，坚持真理。

从此，他走上了革命道路，也开始了他的传奇人生。

1926年夏，被反动军阀政府通缉后，受党组织委派，吴克坚先后奔赴武汉、上海、广州等地宣传湖南的革命形势，并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向毛主席当面汇报了湖南工农运动发展情况，毛泽东关于要大力发展农民运动的教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后，他返回平江发动工农群众支援北伐军。

1927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吴克坚也在这一年崭露头角，脱颖而出。

这一年的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叛变革命。在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五大召开，大会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对组织和扩大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等重大问题，均未做出切合实际的回答。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他的发言引起不少代表的共鸣，也使吴克坚坚定了领导权对推动农民运动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当时，吴克坚已任平江县革命政府教育局长兼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副所长、中共平江县执行委员会书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独立团政治部主任，他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

五月二十一日，国民革命军第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党人和革命群众，史称“马日事变”。在“马日事变”中，吴克坚因为当面聆听过毛泽东的教诲，又参加过五大，他敏锐地认识到领导权和枪杆子的重要性，拒不执行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交枪”命令，与余贲民等领导保存了千人左右的平江工农义勇军武装。

这些工农义勇军先后奉命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秋收起义，后来成了井冈山工农武装的一部分。

• 进入特科后，他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干将

秋收起义受挫后，吴克坚转战武汉、上海做工运和宣传工作，1928年进入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工作。先任交通员，他的沉稳机智，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很快被调入三科。

特科的三科可是大名鼎鼎，它俗称“打狗队”，也叫红队，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重要会议的安全，一般人是进不了的，三科的人各个身怀绝技，而他的科长正是留学过苏联学习保卫工作的顾顺章。顾顺章不仅是特科负责人，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由此可见，三科在特科的地位和它的重要性。

在三科，从1929年底到1930年初，吴克坚主要承担一处政治局会议场所的掩护和保护电台的工作。

1929年，党组织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秘密电台，由吴克坚负责电台保护和运营工作。

为了确保电台的安全，他给同事们约法三章，并带头严格执行：

第一，必须设置恰当而固定的职业掩护。他自己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对外称“帐房先生”。其他同志也都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作为掩护，并且完成特定任务后，继续从事原先选定的职业。

这样，他们就有了保护身份，巧妙地隐藏普通民众之中。

第二，必须遵守严谨而严苛的保密纪律。所有发报的底稿、电报电文和电报码，用后必须立即烧毁。同时，作为核心涉密人员的电台负责人、报务员、机要员都要尽量少上街、少出门，还要做到“三个严禁”：

严禁与外围人员接触，严禁看电影、逛公园，严禁与熟人相认。

第三，必须执行灵活而严格的工作方法。同一部电台不能在一处久留，要定期更换多个掩护地点，如阁楼、地下室、亭子间等不同地方，然后再安排多组不同的工作人员进行操作，使得同一部电台呼号多、台址多、波长乱，这样，敌人就侦察不到电台的确切位置。

对保密工作的要求，他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带头做的。

有一次，周恩来去看望许广平，从他们租的房屋附近路过，无意中被在外玩耍的儿子看到，孩子就不停地叫着“周伯伯，周伯伯！”周恩来本不想与孩子相认，可孩子一直追着叫个不停，他只得匆匆过去摸了摸孩子的头，扭身走开。回来后，吴克坚听了孩子叙述后，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丝毫的侥幸，立刻叫家人收拾东西搬家。

在负责会议场所的掩护工作时，为安全起见，他将父母和女儿从老家接来和自己同住，全家扮成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每当政治局在楼上开会的时候，一家人就在楼下望风，一有动静，马上上楼报信，确保到会的中央政治局成员的绝对安全。

由于吴克坚的细心机敏，他负责的集会场所始终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1931年，顾顺章被捕叛变，供出了上海许多秘密机关，按照组织要求，吴克坚负责做善后工作，他迅速做出反应，把凡是顾顺章知道的所有联系方式和工作方法全部废止，及时脱险。

• 周恩来召唤，他出任《新华日报》总编

顾顺章叛变后，中共党在上海的许多地下情报人员暴露了出来，为了保护吴克坚，周恩来便安排他到苏联深造，经过七年的专业培训和实际历练后，他更成了有丰富经验的特工人员。

1932年6月，吴克坚进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研究班学习，攻读马列主义理论及政治经济学。

1936年6月，他被派往法国巴黎，任中共在海外秘密创办的第一份从事抗日宣传的机关报《救国时报》（巴黎版）总经理兼做旅欧华侨的统战工作。

在吴克坚的努力下，《救国时报》（巴黎版）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一度创下在国内发行万余份的奇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恩来电召吴克坚：

“立即回国，共赴国难”。

1938年回国后，吴克坚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秘书长兼周恩来随身副官，武汉沦陷后，又被派往重庆筹备继续出版《新华日报》，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务委员、《新华日报》总编辑、南方局新闻组组长兼社会部委员。

当时的《新华日报》是中共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党报，受到了国民党严密的监督和审查，很多重要文章和敏感信息都不让发表。但从1938年到1943年五年里，作为总编辑的吴克坚，始终坚持“无不能发表之言”的原则，既坚持原则性，又注重灵活性，如果敏感信息不让公布，那就直接开天窗，以此来揭露国民政府的反动嘴脸。

《新华日报》开天窗

他自己带头做出表率，以笔作刀枪，先后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上发表各类社论、评论、理论文章近100篇，为全民族抗战发出了强有力的呐喊。

更出彩的，是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揭露，真是“神来之笔”，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1941年1月17日，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在新闻报道上全方位封锁。为了将国民党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吴克坚采取“偷梁换柱”的方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先把被检扣后空出的两块地方用别的消息补上，印好几张报纸送检。然后在送走新闻检查官后，他立刻将周恩来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的题词，迅速填补到事先预留好的空白处，再安排制版印刷。

《新华日报》

报纸印好后，他又立即组织人员秘密发行，于1月18日传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到了每一个读者的手中。

此事也让蒋介石的新闻审查成了一件笑柄。就连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看到当日印发的《新华日报》后，也立即致电周恩来称：

“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

• 领导情报工作，成为“不败的红色特工”

抗战胜利后，为了在情报战线上掌握主动权，1946年，吴克坚被派往上海、浙江等地负责党的地下情报联络工作。

这年夏天，他到达上海后，在外滩租了一个写字间，不久就先后建立了代号为岭台、崎台、昆台、岚台的4个秘密电台。

以此为基础，到解放前夕，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吴克坚白手起家，建立了覆盖宁、沪、杭等南方广大地区的情报网络，情报网络共有9部电台，情报系统人数最多时达到1500人，这其中就包括在蒋介石身边潜伏长达11年、并且担任他的速记员的沈安娜。

他的情报系统的战士们，以惊人的胆略和超人的智慧，为我党侦获到三大战役、渡江作战等关键时期敌方大量重要情报，在隐蔽战线上屡立奇功。

据不完全统计，自1947年1月到1949年6月间，短短两年时间，仅在上海的4部秘密电台就发出电报多达977份。

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专门向与会人员印发了三封国民党军方的核心密电。字里行间，蒋介石破坏和平、妄图消灭共产党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而这些情报均来自吴克坚情报系统。

除了情报搜集工作，吴克坚和他的团队还积极投身策反工作，同样成绩斐然。

湖南程潜、陈明仁起义；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起义；上海提篮桥监狱，以及“两航”起义等，都是吴克坚的情报系统组织参与的成功之作。

当时的“两航”，是指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它们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中国仅有的两家航空公司，共有飞机近百架。

1949年春，“两航”的大量资金设备、技术人员都被从上海和广州转移至香港，以保持其跟西南、台湾的空中交通。因为“两航”曾长期驻在上海，于是，策反“两航”的重任就落在了吴克坚的身上。

接到任务后，吴克坚把他的工作对象锁定到了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通过友人介绍，他认识了查夷平。1949年6月，在多次与查夷平秘密见面后，给他分析形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在11月9日，“两航”员工在香港宣布起义。

后来，这100多名爱国员工，从香港返回大陆，最终成为新中国民航建设中一支重要力量，直接撑起了新中国民航的天空。

此外，他们策划的营救民盟创建者和领导者张澜，更是堪称是地下工作的典范。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人民解放军开始逼近上海，败局已定的蒋介石，决定在逃跑前，胁持一批民主人士到台湾，对不愿去台湾而归顺共产党的，则一律由军统组织展开暗杀，这其中就包括民盟领导人张澜、罗隆基。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密电吴克坚，要全力营救和保护张澜等人。

这次吴克坚把目标瞄准了时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的杨虎。

杨虎

为何会选择这样一个闲职人员去破题呢？

外人很难看懂，但这恰恰反映了吴克坚眼光的独到：

第一，杨虎与老蒋已经势不两立。杨虎是上海青帮老大，在“四一二”政变中，老蒋曾利用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可事后，老蒋就过河拆桥，甚至刻意划清界限，并未兑现给他想要的好处，只是近几年才良心发现，给他在国民政府挂了个监察委员的闲职。

对此，杨虎心怀不满，与老蒋的矛盾已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而敌人的敌人，也可以争取成为朋友。

第二，杨虎在上海滩有别人不具备的人脉。他是上海的“地下皇帝”，手下徒子徒孙如云，在上海滩他可以“呼风唤雨”。

更主要的是，杨虎还是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周力行的岳父。

第三，吴克坚的情报人员能够与杨虎搭上关系。杨虎宠爱的夫人田淑君和锦江饭店的老板董竹君是至交好友。

董竹君可是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她自带气场，从小被父母押给青楼，后来被四川军阀夏之时看中，娶为妻子，由于丈夫重男轻女，她不得不带着四个女儿离家出走，独自谋生，35岁离婚后，创办了上海锦江饭店，最后活到97岁去世，被称为“世纪奇女”，而董竹君正是吴克坚秘密发展的地下情报人员。

由董竹君牵线搭桥，吴克坚与杨虎见了面。他利用杨虎和蒋介石的矛盾，成功地说服他出手参与营救行动。

当时，张澜和罗隆基正在虹桥疗养院养病，此处由上海警备区稽查大队管辖，分管副队长阎锦文恰好是杨虎的亲信，由他一手提拔上来，对他言听计从。

在与吴克坚商定了营救方案后，杨虎把自己的女婿、时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的周力行和阎锦文叫到家里，告知了他们自己的想法和营救方案，明确了行动时间和各自分工。

不久，上海警察局长毛森命令军统特务聂琮负责抓捕和暗杀张澜、罗隆基。聂琮当时担任上海警备区稽查大队大队长，因为抓人不是上海警备区要求的，虽然自己是稽查大队大队长，但虹桥疗养院是副队长阎锦文的辖区，平时两人也不怎么对付，为了能够顺利抓人，避免节外生枝，在动手那天，聂琮不得不象征性地打电话给阎锦文告知了一番。阎锦文按照与周力行商定好的意见，告知聂琮，因为两人病情严重，行动不便，只要找个人担保，完善下手续，随传随到，保证万无一失，就这样把聂琮打发走了。

打发了聂琮后，5月24日晚10点，阎锦文亲自驾驶大型轿车将张澜、罗隆基等人安全转移到了杨虎家，然后由等在家的解放军便衣队顺利将人接走。

左起罗隆基、张澜

5月27日，上海解放。脱险后的民盟领导人北上，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调会议和开国大典。

随后，中共中央情报部给吴克坚情报系统发来嘉奖电报，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无一位同志被捕，数部秘密电台无一被敌特侦破。”

短短两句话，浓缩了对吴克坚的精准评价，由此，吴克坚也被誉为中国共产党情报史上“不败的红色特工”。

建国后，吴克坚历任华东局统战部部长、中共上海社会部联络局局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法工委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1986年12月4日，吴克坚在北京病逝，终年86岁。

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有了英雄却遗忘英雄的民族，也是没有出路的民族。

今天，我们纪念这些无名英雄，就是为了更好地铭记英雄，传承和弘扬英雄的精神，愿英雄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