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永信倒台，我是高兴不起来！

少林方丈释永信被查，闹得沸沸扬扬。急就了一篇发在冰川（《》），标题是老编起的。我和他说，我并不反对“商业化”，这标题容易引发误会。老编笑问“你为何对大和尚如此爱护有加？”

“爱护有加”当然不至于，要说多大的恶意，确实没有。写篇“讨释永信檄”的爽文不难，但是犯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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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佛教徒，对大和尚娶妻生子之类的破戒行为无感。这到底是多大罪过，留给其他大和尚评判便是了。至于说少林寺的商业化和由此产生的经济问题，释永信当然是不干净的。但是，“穷庙富和尚”俯拾皆是的当下，他这样的“富庙富和尚”肯定算不上最坏的。何况山门里的纠葛，又没动民脂民膏，喊打喊杀、苦大仇深的满怀义愤是大可不必的。

释永信的舆论口碑一直不好，塌房塌得那么惨烈，无非还是“商业化”的原罪。正经的商业人士动辄获咎，何况是方外之人的跨界经商？

可是，追根溯源，少林寺的“商业化”并非始于释永信，当时的背景下也有不得不“商业化”的苦衷。

若要较真“自古以来”，那寺庙道观自古以来都有经营活动。开发山林、经营田产，都是常规操作。阔气一点的，还搞放贷。唐代尤为盛行，称之为“香积贷”。本金称为“功德”，利息则称“福报”。这在《长安的荔枝》中有专门的描述，并非虚构。

很多名山古刹的繁荣都是一代代僧侣经营的成果，甚至因为经营得太好了，引发了祸事。历史著名的“三武灭佛”，并不是朝廷和佛陀有多大仇怨，都是寺庙的钱多人多惹了祸。

因此，少林寺的商业化并不是当代的发明。反而是寺院经济的破灭，是49年后的一次次改造和运动。庙产中的占比最高的土地，或土改分掉了，或国有化易主了。“地主”是肯定干不下去了，经营商业更无从谈起。佛门从此“清净”？那倒也没有。金身终究是泥塑，也躲不过特殊时代的冲击。总之，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少林寺和很多名山古刹一样，都是一副颓败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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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涉足商业，也是情非得已。而且，少林寺的跨界破圈并非始于释永信。1982年，一部电影和一个人，让少林寺火遍大江南北。电影是李连杰的荧幕首秀《少林寺》，人是“武术大师”海灯法师。少林寺因此成为改开后第一代旅游热点，来自海内外的游客络绎不绝。1981年在少林寺出家的释永信，和电影《少林寺》、海灯法师显然都没有关系。

可是，旅游热带来的经济收益，大头并不是寺庙的。当年的旅游收入主要靠门票，这是归地方政府文旅部门管的。因为，庙是和尚的，山是地方政府的，“寺地关系”的恩恩怨怨持续多年。比如，各地的寺庙景区门票定价高曾经饱受诟病，游客都骂和尚钻到“钱眼里了”，其实是很冤的。钱不是交给庙里的，但锅是和尚们背。这种情况在后来的少林寺多次商业化风波中也屡次发生。

比如2010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少林寺上市风波”，释永信被网民骂的狗血喷头，不得不公开表示“少林寺永不上市”。其实，“上市”的传闻和少林寺没有关系。那是地方政府和香港企业搞了个合资企业，由地方政府授予了该公司景区门票和停车场的四十年经营权，并不涉及少林寺本体核心资产。

其实，少林寺这样的宗教机构，压根就不可能上市。地方政府做不到，释永信也不行。因为中国的宗教机构管理很复杂，产权归属、管理权限都很模糊。普通的商业经营都难以正常开展，连正式的商业合同都很难签，遑论上市这样的高难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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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机构的特殊管理机制下，少林寺的商业化运作自然也是特殊的。比如，释永信名下有18家“少林寺相关企业”的股份，理论上并非他的个人财产。因少林寺并非法人无法办理入股手续，所以由他个人“代持”。理论上讲，释永信不能参与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和享受分红。但是，这些“理论”也仅仅是理论而已。实际上没有机制约束他的行为。

寺院的管理机构是寺管会，而寺管会是由主持、班首等主要管理人员和部分居士组成的。这意味着释永信只要能掌控主要管理人员，再有居士的提名权，偌大庙产就是他说了算。内部监督机制形同虚设，外部监督也仅有宗教管理部门。这样高度封闭的“内部人体制”，本质上只对上负责。这套机制完全是为了“控制”设计的，从事商业活动的结果，可想而知。但凡不是真佛，不出问题才奇怪。

2015年，少林寺闹出了著名的“师徒反目”，释永信最倚重的弟子、武僧团总教头释延鲁反戈一击，线上线下揭发了一大堆释永信的劣迹。当时的官方调查组一一为释永信洗白，独独留了一个“存在财务漏洞”的尾巴。可以想见，少林寺的账是真查不清。

释永信在少林寺的商业活动中清白吗？显而易见不是。但是，少林寺的商业运作却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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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释永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承认，成立武僧团、实业公司、药局这些都是商业化行为。但做这些之前是什么样子你们知道吗？假武僧打着‘少林’旗号全世界招摇撞骗，假的‘少林药方’、‘少林产品’满天飞，连‘少林寺’牌火腿肠都出来了。难道我们出家人就得眼睁睁看着一千多年的古老文化这样被人糟蹋？我们只有用自己的商业化行为消除这些商业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弘扬真正的少林文化。”

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为了阻止少林寺的形象变成一个过分商业化的景点，我们是花费了很大的代价的。2004年前，寺门前是一条商业街，我们用寺产将这上万老百姓搬迁并重新妥善安置，花了好几个亿。要是我们真的一切‘向钱看’，会干这样的傻事吗？”

他这番表白中有多少真心，无从判断。但是，其中很多事有迹可循。想吃“少林饭”且吃相更难看的，大有人在。

我去过少林寺景区，平心而论，在中国诸多景区中，少林寺景区还真算不上“过度商业化”。武僧表演区、商业区集中在景区外围。寺庙核心区域称得上十分清净。古建筑和文物基本上也是原汁原味的古意盎然。与很多宗教景区里里外外都是算命、拉客的相比，少林寺还算是好的。

这当然不能证明释永信经营有方，但是也确实可以称得上吃相没那么难看，至少可以眼不见为净。

抛开宗教身份不谈，释永信其人其行，与改开初期的首批企业家并无不同。野心勃勃、长袖善舞、精明强干，却又粗鲁无文、私德不谨、德不配位。

这种共性不难理解。能在“商业即原罪”的主流风气中逆流而动、走上商业道路，多少都有些逆天改命的倒逼因素，能是什么“好人”？社会变革总是从边缘开始松动，为“社会边缘人”创造了很多机会。

崛起于边缘的“野蛮生长”能否修成正果，则需要好的制度环境保障。这是少林寺的宗教管理体制无法实现的。这套以“控制”为唯一目的的机制，容不下多少“发展”的空间。还有微妙复杂的“寺地关系”掣肘，更走不了多远。

释永信的倒掉，不值得庆祝，却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