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动员能力到自治能力，再谈深圳基层治理

泓睿达原创381，本文4000字。

深圳永远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去年四月，在深中通道通车前我去了几趟深圳调研基层社会治理。在光明区马田街道的薯田埔04号小分格，遇到一批街坊来反映楼上物业漏水问题，希望网格员帮忙调解楼上住户承担赔偿和维修责任。随后小分格的队员对住户进行了上门走访，组织当事人双方进行调解、定损和共同选定维修人员。

对此，我用“打开门议事，打开门接访，打开门串门”三个“打开门”概括马田街道将1300名街道干部下沉到比社区小一点，比小区大一点的小分格里，每个小分格融合不同部门10-15人，既就近接受投诉，还每天爬楼走访居民主动收集社情民意的“大综合网格”鲜明特征，并结合网格员来自不同部门的优势，承接自办、链接交办、上接呈办，将街道部门对“条条”重新揉成社区网格的“块块”，成为深圳特色的新时代“枫桥经验”，这种“微治圈”模式曾在疫情期间被国家信访局推广。

今年七月底，我们又去了一趟，这次去的是南山区招商街道平安建设中心（即综治中心），在文竹园社区，我看到的还是一宗物业管理纠纷案件，说的是该社区一处比较旧的小区因外墙老旧，墙皮脱落，发生水泥砂浆脱落，砸坏一辆停在小区内的车辆，事发后在社区牵头下，小区业委会通过与区住建局、区规自局、街道执法队、招商蛇口等多个单位沟通，共同商定外立面改造方案，并推动业主大会表决通过外立面维修工程决议。以物业维修资金为主提取维修基金130万元，还发动126户业主自筹400余万元，户均近3万元，共同选取维修公司，将小区外墙安全隐患彻底消除。

在我们很多地方成立业委会都费劲的情况下，人家不仅有业委会，还能动员全体业主自己掏腰包筹钱，还能主动上门找部门，把小区的事当成自己家的事，这种自我动员、自我管理能力，太棒了！

由此我形成一个基本观点:要改变“干部干，群众看”“上边热，下面冷”“离开家是工作圈，关上门是个人圈，没有家门社交圈”的局面，要向深圳学习。

为什么说深圳永远有值得学习的经验呢？从物业管理这件事上，就看出每个区，甚至每个街道都有自己不同的做法。马田街道和招商街道差别就很明显:

第一，网格员的来源方式不同。马田街道下沉1300名街道干部到最小的网格里每日巡查，主动上门，接受信访。而招商街道从2013年开始将“一格三员”调整为“一格一员”，将20平方公里，管辖16万人口的全辖区从划分为85个网格，每个网格三个人，从2017年开始调整为149个网格，总共只有143个网格员。

第二，网格员的身份不同。马田街道网格员均为街道公务员或者雇员，部分专职入驻网格而部分非专职，平时还需要处理街道部门事务。招商街道只有4名编制人员负责网格队伍和平台管理，其余路面网格员均为外包，由4家社工机构承接运营。

第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网格力量。和马田街道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将大量行政力量下沉到最微小的小区毛细血管，触发与社区居民的紧密联系。而招商街道采取购买力量下沉到大小适中的网格里，配合社区居委会完成对社区居民的动员，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

在文章开头的例子可以看出，马田街道的居民有困难，可以很方便就近找到小分格网格员，一批网格员结合所在部门职能帮居民解决问题，如果将小分格当做一个整体，它是带有处理能力的“动力型”。而招商街道的业主，也能很方便的找到网格员，但是处理问题的动力源于业委会本身，网格员和居委会是“链接型”，帮忙链接到区住建局、区规自局、街道执法队等相关部门，再由业委会根据部门指导自主决策是否修缮，如何集资，找谁施工，居民自身才是“动力源”。

所以，为什么招商街道网格员一格一员，能够最大限度减少供养人数？因为他们的方式是“小政府大社会”，打造综合网格。

一方面，建立网格事务准入制。将党建，平安建设，公安，民政，农业等十多个部门工作纳入网格，实现基层信息在网格收集，基层隐患在网格排查。

另一方面，广泛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参与到网格事务中。他们摸清了700多家企业的党员数量，发现党员很多，就成立72个行业党支部，将党组织资源最大化。发现街道109个小区众多，就设置小区楼栋长，作为管理最末梢，成立“楼栋长联合会”配备楼栋长近900人。发现中小学和幼儿园数量多导致家长也很多，就成立家委会，把家长也纳入群里成为一支可以动员的力量。发现社区老人多，就成立老人协会。最后发现归不到家长，老人，党员，又不想当楼栋长管鸡毛蒜皮事的，就成立志愿者联合会。

上述这些会、那些团统称“社区百团”，总有一个社团适合你，总有一个身份符合你，总有一类群体涵盖你，也就意味着发生矛盾纠纷时总有一类人群是和你说得上话，能够获得你的信任，进而可以介入调解帮你解决问题的。通过这种基层自治的百团大战，招商街道完成了最广泛的动员。

我们在文竹园党群活动中心里，看到图书室，咖啡简餐厅和幼托园地，人山人海，居民都喜欢到这样的党群中心里来，不管是看书自习，还是遛娃托管，还是喝咖啡休闲，以及老人找搭子下棋，“关键这些运营项目都是我们居民自发，而不是招商进来的。”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提炼出马田街道和招商街道，沉淀在整个深圳市民社会的底层逻辑:动员能力和基层自治。前者是方法论，后者是价值观。动员群众参与的方法，模式，路径可以百花齐放，但最后百川归流都是为了实现基层自治。

动员能力的一个很大特点是陌生人社会熟人化。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社会结构是乡土中国，乡村熟人社会在面临城市化进程冲击后，我们进入了陌生人社会，邻里之间咫尺天涯老死不相往来，深圳在做的，是让陌生人社会再熟人化。

这个特点很重要。我们去学习深圳，既要看到深圳是百分百的社区结构，已经没有了村庄的组织结构，而我们的城市既有陌生人社区，还有更多的村庄。村庄本来应该是熟人社会，但随着生活生产模式的改变，年轻一代已经不完全依赖土地，转而依赖进入中心城市和卫星城市工作，松散的关系导致村委和长老难以在年轻一代当中树立威信和约束，现代村庄本身就面临着去熟人化的境地。深圳的再熟人化治理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维度。

第一，借助综合网格力量，推动社区的再熟人化和村庄的去陌生人化。核心是综合网格队伍的建立，这里需要支出，综合网格队伍不等于网格事务中心一支队伍。深圳研究指出，近年来，随着政府行政重心下移，基层治理的行政化倾向有愈发明显态势，并带来系列问题，最重要就是基层自治组织对上有余对下不足，干部与群众之间沟通不畅隔阂加深，综合网格队伍在更大范围，更多部门，更长时间，更密频次，更广事务的下沉，核心使命是缝合政社鸿沟，承担起与群众沟通的桥梁，将协治与自治相结合，以协治培育自治，而不能用协治代替自治。

第二，依靠村居力量对群众进行分类整合，自治建构，价值实现最终实现自我动员。具体包括一是摸查辖区内热心的群众，包括志愿者网络骨干，业委会代表，物业公司优秀员工，社会群团组织骨干，“五长六岗”人员（五长具体指网格长、社区警长、楼栋长、议事长即业委会主任，六岗具体指网格员、综治员、城管员、安全员、卫生健康员、社工或党群服务员），“两代表一委员”人员，“五老”人员（老干部、老教师、老村长、老法官、老党员等），社会贤达能人（乡绅、港澳台同胞、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等进行分类摸查，了解其参与社会事务的意愿。二是结合上述人员所长提供或向上一级镇街推荐适合其施展的舞台，比如擅长调解邻里矛盾和婚姻家庭纠纷的，熟悉村史地貌的可以对宅基地、山林土地草场、征地拆迁纠纷进行调解，熟悉物业管理和合同纠纷的，有书画、下棋、音乐等一技之长自愿组建兴趣小组或小区教培的，可以组成专家库成员，针对不同事务发挥所长。

第三，建立镇街为指导、村居为主导、网格队伍为引导的自治力量培养体系。比如招商街道的“惠萍调解工作室”就依托退休干部赖惠萍同志建立了完整的调解员培养体系，包括组建政法干部，资深律师和行业专家作为培训老师的师资库，定期组织经社区推荐人选进行培训，符合条件纳入调解员库并有退出机制和考核评价机制，至今已经滚动培养出11个社区的一大批调解员队伍，更好的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村居。

第四，支持村居掌握广泛多元的场地、服务、就业和经营权等资源，为群众实现业余自我价值提供平台。比如经过土地证收后建成的产业园区，村居和园区的关系不应该是简单的出租屋，便利店的配套关系，还可以利用强村公司参与到园区公共资源的竞投和提供绿化保洁环卫服务中，甚至向园区内企业提供保安保洁维修，团建合作等项目中，为村民居民提供更多的资源链接。村居掌握资源越多，为居民和村民提供的帮助才能更多，也更能建立村居两委威信，从而实现社区再熟人化和村居去陌生化。

第五，支持村居将矛盾纠纷吸附在当地，学习深圳“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模式。村居在遇到业务性强，跨属地以及需要业务部门介入事项时，可以向上行权，并纳入对业务部门的评议评分权重当中，部门真心实意的帮助村居履职尽责，补强村居的短板弱项，才能真正提升村居化解矛盾的能力和积极性。

第六，党建引领下，以村居党委为枢纽，培养基层自治架构。一方面，“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宇党小组”和“村党委—村党小组—党员牵头十家互助片区”是居委会和村庄的两种网格结构，居委会网格由居委会班子，下沉网格员和楼栋长为骨干，村庄网格由村委班子，村小组的村干部和十户一片区当中的党员为骨干，形成三级层层深入的动员链条。另一方面，“村居党委—特色党小组”是群众自治链条，比如对专业和兴趣特长不同的群众，可以在特色党小组的组织下，对群众的特点和爱好进行分类编排，分别加入绿色环保，文学艺术，爱心服务，健康养生，助学帮带，感情互助等兴趣组织，形成自治管理的组织。动员链条和自治链条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互相补充互相渗透的具有内生动力的基层自治生态。

基层自治能力，关键在于党建引领下的动员、动员、再动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