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文︱沈西城
金庸除了是武侠小说名家，还是优秀的政治家和精明的企业家，政治见解独到，而且能做生意发达。
一九八六年，我在《星岛日报》写《妙人列传》专栏，朋友见到我都会问：“你《妙人》很好，为什么不写金庸？”我的答案是一贯的：“会的，就快了！”期票不曾兑现过，似乎不守信用，其实自有苦衷。八十年代初，我写了《金庸与倪匡》这本书，已将金庸写得很详尽。其后，中国内地不少文人写金庸，在毫无咨询底下，恣意撷取书中资料，增衍斧削，推出《金庸传》，堂而皇之，成了金庸专家。因此，要写金庸，除非有新的资料，否则就会沦为老生常谈，毫无新意了。
近日夏日炎炎，赋闻在家，重看金庸武侠小说，先是《天龙八部》、再而《笑傲江湖》《鹿鼎记》，本意是消暑驱热，岂料竟看出一点苗头来，灵感勃发，毋妨再写一些金庸琐事。记忆中，我认识的金庸，并不善于辞令，见面总是客客气气，没风趣可言，可他写的武侠小说里面，不乏隽永雅句，令人忍俊不禁。不熟悉金庸的，不会吃惊，熟悉他的，自然目瞪口呆，金庸不是一个口才玲珑、反应敏捷的人，竟能写出如此佻脱灵巧的对白，此真金庸其人乎？
过去的一个寒夜，倪匡跟我喝酒时说过一个看似笑话而非笑话的说话：“老查口拙，老牛拉车；我是机关枪，我放十个字，他只能回一个字，吵架？绝对吵不过我。”话虽如此说，表现在小说里的对白，倪匡就远远不如金庸那么调皮幽默风趣矣！韦小宝骂人的对白，刁钻阴损，倪大哥无论如何都是写不出来。七十年代，日友《读卖新闻》驻港特派员本池滋夫（曾留学北京）这样对我说：“跟查先生见面，言辞拖拖拉拉，呆滞不前，可看到他的小说，尤其是韦小宝，说话调皮灵活，插科打诨，看得我捧腹大笑，哪能相信这些对白是查先生写出来的呢？”
不仅如此，金庸写稿的速度跟他讲话一样，乌龟爬行，慢极慢极！那年代，《明报》初创，要靠写武侠小说来维持生计，稿速亦不快，笼在斗室里，千余字的连载，往往需两、三个小时。门外的排字房工友发急了，离截版时间，只有半小时了呵，查社长浑然忘我，字斟句酌，一字一句地写。工友忍不住了，大声喊：“社长，时候到了！”幡然惊醒，写下最后一句，把原稿递给字房工友送去排版待印。倘若没有报纸的补助，查先生怕连自己也养不活，况乎妻儿！
说句老实话，金庸的原稿写得异常工整，秀气盎然。工友看到他的稿子，悠然入迷，沉重的工作压力，顷刻化为乌有。字房领班陈东对我说：“如果每个作家的字，都像查先生那么清晰，我们的工作就轻松得多了！可惜这样的作家真少得可怜！像倪匡、三苏的稿子，看得人头晕眼花，要逼着眼神，一字一划地猜度，否则必然排错，唉！”听得我笑了起来。我曾经校过倪匡的《木兰花》，不大潦草哟，为何陈东他们都怕看倪大哥的字？
一般人初时都以为金庸只是武侠小说名家，其实，他还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和精明的企业家，在政治方面，他有着跟一般专家不同的见解，对海峡两岸的看法，辄有精辟的言论。远在四人帮时代，他就看到大陆的前途绝对不能掌握在这班人手中，对台湾，也有独到看法。访台归来，撰文《我见、我思、我闻》，向台湾政府掏心掏肺地陈述了个人的意见。我访问金庸，临别时，对我说过：“沈先生，两岸政府其实是在进行一场角力比赛，谁能令人民生活过得好，人民就会倾向谁。”这句话给予了很大的启发。
金庸不爱交际，只喜清静，此能悟真如。用钱也有节制，可这不等同吝啬，他可以花十万块港币买个围棋盘，有朋自远方来，热诚招待，穷朋友过年缺钱，一次过赠送五万元。这样的人，哪里去找？去世七年，我还记得先生曾倒茶一杯予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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