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配是如何走向不公的？

社会分配是一个相当晚近的概念，直到20世纪上半叶才被人类系统性的研究，尤其是凯恩斯革命之后。但社会分配的行为早在7000年前的酋邦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彼时的酋邦首领会通过贡品、祭祀、战争掠夺等渠道集中资源，再按等级、战功或举办宴会、赈济灾民等方式馈赠出去。

当然，酋长这么做并非因为他怀揣着伟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梦想。一切只是为了控制，因此也没有公平可言。

如今的社会分配虽经历了几千年的演进，但本质上与酋邦时代仍是高度相似的。酋长们穿越到现代，只需稍加学习就能玩得游刃有余。毕竟制造不公很简单，维持公平才难。

在很多人看来，社会分配的不公主要体现在“再分配”上，比如医保、教育、养老、住房保障等。但真正的不公其实从“初次分配”就已经开始了。

什么是初次分配呢？比如有一个村子，土地均分，大家各种各的。

张三由于踏实肯干，不仅将自耕田打理的井井有条，还开垦了一大片荒地，于是他收获了更多的粮食，余下的还能换钱；李四稍微差点，只耕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过他针对当地的土质改良了农具，虽不算大丰收，也能满足一家的温饱；相比之下，王五就惨了，他做一休一，地里的杂草比麦苗还高，最终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这就是初次分配——回报基于贡献值的多少，谁干得多、干得巧，就收获多。

由于张李王三人身体力行的演示了什么是“多劳多得”，村民们自此开始埋头苦干，更加努力的种地、创新、搞副业。没几年，张三就通过租地买地，搞起了土地承包，李四则兼并了村里的各家铁匠铺，开起了连锁农具店，他们赚得盆满钵满。

越是赚钱的行业越能吸引劳动力与投资者，于是资源逐渐集中到像张三、李四，而非王五这样的人手里，浪费减少了、效率也提高了。生产机器一旦运转，产出的财富比以往高了不知多少倍，村子也就跟着富裕起来，不仅有了公路、学校、医院、小卖部，工作岗位也开始增多。

这在经济学上叫做“最大化资源配置效率”，也是初次分配的核心，即市场主导、效率至上。这种看起来很不错的社会分配机制，符合我们对公平竞争的朴素理解，也与从小所受的教育不谋而合——张三李四之所以有现在的成就，全靠他们的自我奋斗，而王五懒惰成性，落得现在的下场纯属活该。

就这样，村子走上了高速发展之路，短短十几年就有了竞争全国第一村的势头，村长骄傲的称这一时期为“黄金时代”。

确实，这些年的村子机会很多，可谓遍地黄金，但不是谁都有渠道发现的，发现了也不是谁都有资格去捡的。村民们不知道的是：张三之所以能成为富农，除了踏实肯干，他分到的土地也是最肥沃、距离水源最近的。李四确实改良了农具，但他真正依靠的其实是由村长管理的、村里唯一的水牛。至于王五，他分到的是最贫瘠的沙地，杂草的适应力要比麦苗强得多。

换句话说，与村子以前的平均主义相比，初次分配看似公平，实则是以机会的不公替代了结果的不公。土地的贫瘠与肥沃、消息的灵通与闭塞、权力的亲密与疏远决定了村民们的起点。起点高的村民，如张三和李四，很容易利用更多的机会滚雪球成为富农，这是王五再怎么努力种地也追不上的。

不过，这样的不公对于前几代人来说基本是无感的，毕竟一块地、一头牛而已，算得了什么呢，白手起家者又不罕见。村民们耳中所闻，眼中所见，皆是“刘六办厂发了财、陈七经商翻了身、朱八的儿子鲤鱼跃龙门”，哪怕是种地的老九，都觉得生活变好了。大家都说，以前饭都吃不上，现在米饭能吃到撑。

只是对于村里的后人而言，这一块地、一头牛，如今已碾出一道天堑，有的人出生就在终点，而有的人连奔跑都要光着脚。虽然村子的发展依然高歌猛进，但很多人已经被甩下了这驾驰骋的马车。

张三李四的儿子从小进城读书，毕业了出国留学，回来后继承家业，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王五的孩子从小操持家务，带弟带妹，初中未了就要辍学打工，一场大病便倾家荡产，没有资源、没有人脉、没有圈子，下一代继续复制贫穷。

这就是初次分配中的不公，从市场主导、效率至上带来的“先富”，到先富者通过资本复利，积累优势拉开差距，再到投资子女完成家族精英闭环，提前锁定未来，最后由代际转移形成实质性的结构性垄断，阶层彻底固化。而穷人则在起点的劣势下，逐渐陷入贫困陷阱，等反应过来，上升的通道已然关闭了。

当然，从社会拉马克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依旧是公平的，毕竟子女的优势继承自祖辈，而祖辈也不是一开始就拥有一切。但问题是，若任由其发展下去，社会很可能将走向崩溃，别说穷人了，富人也得遭殃。

要知道，富人是少数，穷人才是大多数。如果村头的王大妈土地歉收，不得不去给张三家当佣人；坡上的小刘因为她爹得了重病，只能卖地筹钱；河口老周家的房子被水淹了，无奈住进了窝棚；经常在田埂上捡麦穗的李二麻子一个人死在了山里。那只能说明大多数人已经穷的走投无路了。

如此一来，张三家的农产品卖不动了，李四家的农具店也接连倒闭。另一边，为了求生存，村子里的强盗开始变多，路上的流氓大白天也敢招摇过市，很多村民甚至叫嚣要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整个村子乱成了一锅粥，运转几乎陷于停滞。

只做蛋糕不分蛋糕，结果必然是连做蛋糕的人都没了。

面对这个烂摊子，村长焦头烂额，只能去外边取经。回来后，他宣布村子以后按资产收税，富人多交，穷人少交或不交。收上来的税村长安排了几个用途：建立社保制度，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发放生育补贴，减轻村民经济负担；实行义务教育，让孩子有书可读；出台失业保险，救济失业人群；....；

这就是社会再分配——通过制度手段将资源从强者转向弱者，以弥补效率过热导致的严重不公，维护社会稳定。可以粗暴的理解为“劫富济贫”。

“再分配”一般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收入再分配，比如累进税制、低保、农村补贴，目的是让弱势群体活得有尊严。张三月薪三万，交税多，小刘月薪两千，交税少还能领低保、享补贴，两者的差额就是“收入再分配”。

第二种是机会再分配，比如义务教育、助学金、大学生就业补贴，目的是打破阶层复制，让社会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王五家穷的叮当响，儿子本来要辍学打工，但因为有义务教育和助学金，顺利完成学业当了医生，其命运的改变就是“机会再分配”。

第三种是消费再分配，比如廉租房、医保、交通补贴，目的与收入再分配一样。老九进城打工住进廉租房，房租每月只要300块，生病住院花了2万块，医保报销了1万6，省下来的钱就是“消费再分配”。

相比而言，虽然初次分配由于市场偏向强者、村民起点不同以及缺少干预机制，更容易产生不公，但若论后果，再分配如果出现不公将更加严重，毕竟它本就是用来矫正不公的，连这个补偿机制都失效了，那村民们将彻底绝望，而且这种不公一旦固化，很可能难以挽回。

我不知道酋长怎么想，但村长很可能会想：这世上不公才是常态，绝对公平只存在于两个社会，一个是原始社会，我们没赶上，一个是共产主义社会，我们赶不上。

这让我想到村子里的老人，以前他们总吃红薯，爱得不得了，发霉的都吃，后来他们又爱上了干嚼大米饭，再后来不知怎么的，他们看到红薯便反胃，大米饭也要配肉才能下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