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误国——宋仁宗与西夏立国之战（三）三川口之战

1、序幕

元昊上书称帝这件事，其实让仁宗皇帝挺生气的，除了下诏拒绝元昊的要求外，还撤了延安知州郭劝的职，代之以范雍，理由是郭劝未曾事先察觉元昊欲称帝的图谋，坐情报失察之罪。

郭劝是进士出身的文官，1032年元昊继承父位时，他作为宋朝使节出使西夏，拒绝了元昊的巨额贿赂，1034年，被仁宗任命为知延州。这人虽然廉洁奉公，但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元昊称帝前，党项人内部意见并不一致。元昊的叔父山遇惟亮就不同意，认为这样会无故引起兵端，祸害百姓，多次劝止元昊不听，干脆率领自己的家族投靠宋朝，他投靠的就是宋延州知州郭劝，并把元昊谋反的情况向郭劝作了汇报。不想郭劝害怕如果接纳了山遇惟亮一族，会给元昊落下口实，刺激元昊进一步走向叛乱，所以，把山遇惟亮捆绑起来，派人押送回西夏，还给元昊。元昊不仅射杀了山遇惟亮，而且也不领郭劝这个情，反而对郭劝派去押送山遇惟亮的官员说：没有你们的引诱，山遇惟亮怎么能谋叛！郭劝是个老实人，把这事的原委汇报给了朝廷，仁宗皇帝及中枢大臣们对这么重要的战略情报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当时，没有说郭劝的做法不妥。所以，要说情报失察的话，郭劝固然有错，但仁宗也应反省一下自己的“情报失察”之过。遗憾的是，仁宗缺乏的就是这种敏锐的洞察力，纵观整个仁宗朝的宋夏战争过程，宋方的一个最重要的失误就是情报工作薄弱，无论是战略情报还是战术上的情报，都存在严重的不足。比如，对这次山遇惟亮送来的战略情报，就缺少足够的重视，没有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相反，元昊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情报工作的重视。首先，他极其重视战略上的情报，宋仁宗曾经在1033年和1039年两次，为了显示仁德，放出了共470人的宫女，元昊派人花重金把这批普通宫女买到了西夏，他可不是要这些人来伺候他享乐的，而是通过这些曾在皇宫里工作过的人，了解宋朝宫廷内的制度，皇帝与后妃、诸大臣间的关系，及其政治、军事决策过程。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些普通宫女的情报价值，而元昊想到了，这种洞察力是宋仁宗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的。其次，他也极为重视战术上的情报，每次作战，都以重金厚赏间谍，所以对方圆数百里范围内宋军的布防调度情况了如指掌，这是他能一次又一次成功地在运动中围歼宋军的重要原因。

替代郭劝出知延州的是范雍，他是在1039年（宋宝元二年）二月到任的。范雍也是举进士出身，为官以敢言恤民著称。因在渭州（今甘肃平凉）治理水患有功，提升为枢密副使。请读者注意这一点：仁宗皇帝所重用之人，都是在应对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干部”，这是仁宗用人的一个原则。

范雍曾任过枢密院副使，这在北宋相当于副总参谋长，接任延州知州时，还有另一个头衔：振武军节度使。宋代节度使虽只是个虚衔，不像唐、五代那样有实权，但仍是地位的象征。按现在的制度理解，这个“节度使”更像是军衔，相当于“上将”。也就是说范雍可能是当时陕西前线官职和“军衔”最高的领导，所以，延州有急，他才能有这个权力，从庆州调兵。因此，我们也可以把他视为这个时期，朝廷派往边境镇守的最高统帅。

派范雍镇守延州，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曾给皇帝上书提出加强边境国防建设的六项建议，主要是向西部和北部边境增派部队，以防战事发生。这个细节也非常值得记住，这是仁宗皇帝用文人镇边的一个原则：喜谈兵事，还颇有建议。那时的文官，有不少人自负知兵，动辄上书条陈边防军队之事，议论不能说全无道理，但从实践后果看来，没有一个人真正干出点有效的战功来。这事后文我们还会详细讨论，这里只需记住，仁宗派到前线担任统帅的官员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体恤百姓、赈灾有功的好官；二是研究过国防军事理论、自认为能带兵打仗的文官。而且总的说来，这批官员中绝大多数人的个人道德品质也属上乘。

范雍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他一上任，就改变了过去郭劝力求不生是非、谨小慎微的作法，开始在边境磨擦战中采取主动进攻的姿态。二月，招降了原属西夏的白豹寨（今陕西省吴起县白豹镇）指挥使裴永昌及其部族。三月，西夏方面试图用离间计陷害宋金明寨都监李士彬，被宋方识破，计策失败。八月，宋方唆使丰州的一个蕃人部落藏才族主动进攻元昊，虽然藏才部的进攻失败，但给元昊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十月，宋又诱降环州（今甘肃省环县）的西夏部族啰哩归宋。十一月，元昊派军队进攻宋的保安军（今陕西省志丹县），被宋军击退。同月，西夏军围攻宋军承平寨（今陕西省子洲县南），宋方守军一千多人成功突围。十一月底，宋兵从环庆路（今甘肃省庆阳一带）出兵，攻破西夏的后桥寨（今甘肃省华池县桥河一带）。总之，在范雍上任不到十个月间的边境冲突中，宋军主动出击，屡占先机，西夏方面则屡屡吃亏。这一年的十二月，元昊通过宋夏边境的一个蕃人部族归娘族转给宋朝一封“嫚书”（大概就是现在的“声讨书”），指责宋军违背誓约，从宋夏边界间九个地方向西夏发动进攻，这封“嫚书”中还提及自己当皇帝是顺应本族传统的选择，宋朝不应予以干涉。这其实是一封挑战信，在宋朝的内部引起争论，就有大臣上书给皇帝，批评范雍采取的主动进攻措施，把事儿给办坏了，看看吧，这下把元昊逼反了吧。针对奏书，范雍上书自辩，除了说明自己的军事进攻都是防卫性质的外，还请皇上追究发表这类不负责任言论的官员的责任。这件事也得提请读者注意：有宋一代，前线将帅的每项举措都在后方的朝堂中枢中引发争论，莫衷一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这些前方统兵之人，不仅要带兵御敌，还要时刻顾忌朝廷后方的议论。这种边将也挺难做，像范雍这样迂直的人，还能上书自辩，坚持己见，若遇上像夏竦那样圆滑的人，干脆不辩论，你们说什么是什么。后方这些廷臣，根本不了解前方的实际情况，又不承担实际责任，所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经常信口开河，议论纷纷中，皇帝要拿个正确的主意也难，因为各方都不会一点道理也没有。仁宗“仁”啊，给了大臣们那个时代罕见的“言论自由”，可也就是这些“言论自由”，成为干扰他本人决策和前方统帅决策的负面因素。

这座山的形象曾作为革命圣地的象征，风靡全国。

在宋代，这座山是延州城内的制高点，1040年3月，元昊第二次围攻延州，不下，撤兵而去。当时还是范雍为知州，他觉得是这座山的山神保佑，元昊才退兵的，所以，曾隆重祭祀过此山。范仲淹任延州知州时，手书“嘉岭山”三个大字，以名此山，后人又在山下多刻摩崖大字，以纪念范仲淹和韩琦的功绩。

范仲淹手书“嘉岭山”三个大字

后人刻在延安宝塔山的歌颂韩琦、范仲淹的大字

2、元昊的战前准备

范雍指挥的宋军，在这多半年间，打得有声有色，占尽上风。但仍延袭着过去边境冲突的模式：你争我夺小拉锯。元昊似乎已经腻味了这种小打小闹的把戏，要干，就得干大的，这是已自立为帝的元昊所清醒认识到的，否则，宋朝凭什么承认你也是皇帝？

十二月份，元昊送来的那封“嫚书”，其实已经发出了明确的大战信号，可惜宋朝君臣没有看出这份挑战书在军事情报上的意义，还以为只是元昊在边境“拉锯战”吃亏后的叫嚣呢。范雍也没有意识到边境可能要打大仗了，在他给朝廷发回的奏章中，还只是担心保安军的防守问题，没考虑到元昊如果集中优势兵力，直取延州的可能性。

元昊用兵，一向诡诈，虚虚实实、真假莫辩。在发动正式进攻之前，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欺骗战术和预先准备。

第一，他派一部将贺真拜访范雍，说是元昊有意改过自新，重新归顺朝廷。范雍从礼节上给以正面的反馈，把那些被宋军枭首示众的西夏士兵的尸体收拢敛葬，还由官府代为致祭。元昊此计，是以求和信号来麻痹范雍的警惕。范雍本来就没想到元昊会进攻延州，对这些“求和”信号也没意识到有何反常之处。但他对边境的防务意识并未松懈，仍派手下的带兵将领石元孙带领驻扎在延州的主力部队，大约在5000人左右，出城巡查各寨、堡。所以，延州城内无兵。

第二，元昊设定的进攻目标是金明寨。金明寨（今陕西安塞县沿河湾镇北）位于延州城北约30公里处，是延州北面最重要的防卫要寨，镇守金明寨的都监李士彬，三代都是金明寨的镇守使，是土生土长的沙场老将。李士彬治兵严格，作战勇敢，对朝廷忠心耿耿，素有“铁壁相公”之称。元昊曾想使“反间计”让宋方自己除了李士彬，没想到被宋朝识破。这回元昊换了方法。他先派人散布谣言说，李士彬的威名如何如何大，西夏士兵一见他就吓得逃跑，“以骄其志”；其次，他派了一些人谎称受李士彬的感召要投靠大宋，依惯例，李士彬收容了这些归附者，他曾建议范雍把这些新归附的西夏人安排在后方“改造”一下，范雍没有同意。所以，李士彬就将这批假投降来的西夏人安排在他防守的寨子里了。对这件事的处理，范雍也是按惯例来处理的，一般对归附来的西夏部族也都采取就地安置的办法。身为边关老将的李士彬也没看出什么异常来。第三，因为李士彬平时治军严格，难免有些受过责罚的士兵或下级军官心怀不满，元昊派人花重金收买了这些对李士彬不满的人，以为内应。

在这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元昊开始进攻了。

陕西安塞县镰刀湾镇鸟瞰：这里在北宋时曾是塞门寨（又称土门）所在地，是宋夏边境前沿寨堡。距延州城（今陕西延安市）87公里。三川口战役中，元昊第一个攻占的宋军要塞就是这里。如今，山上的寨墙仍依稀可辨（见下图）。

沿河湾镇：陕西安塞县沿河湾镇，宋金明寨所在地，位于延州城西北约17公里处，由“铁壁相公“李士彬镇守，被元昊用诈降及收买叛徒的方法攻破，此寨一失，延州门户洞开，再无防卫屏障，难怪范雍发慌。有史料记载，说金明寨曾有部众10万人分布在18座寨堡里，经我们实地勘查，感觉这一带虽地势较为平坦，但仍只是山谷中的小平地，最多能容纳一、两万人。所以，这种记述当属夸张不实之辞。不过，这里的地理位置确实十分重要，地处延河和杏子河的交汇处，可以扼控由北至南的延河川道和由西向东的杏子河川道，在这里建寨，可防御来自北方和西方的敌人，所以，当时守军人数当在数千人以上，是宋军的大型要塞。

延河与杏子河的交汇处

3、战役过程

公元1040年（宋康定元年）正月初二，元昊亲率大军突袭宋方的塞门寨（今陕西省安塞县镰刀湾镇），这是个较小的寨堡，在元昊的优势兵力攻击下，塞门被破，寨主高延德被俘。塞门寨在金明寨北约70公里处。塞门失守的消息传到延州，范雍一面命令已经成为前线的金明寨都监李士彬提高警惕，一面命令庆州驻扎的环庆副都署刘平带兵三千，北上增援。当时，延州城内的主力部队五千人由石元孙带领正驻扎在延州西北85公里的保安军（今陕西省志丹县县政府所在地保安镇），在保安军稍北的一个寨堡碎金谷（今地址待考）中，还有鄜延路驻泊都监黄德和率领的一支两千人的部队，其中有万俟政、郭遵等勇将。范雍一定没有准确的情报，所以，他不知道这回西夏来了多少兵，是什么人带队指挥的。他将塞门寨之失判断为一次常规的边境小冲突。他调集了总共一万人的兵马，试图以这些部队，收回塞门寨，要求刘平、石元孙、黄德和三部在保安军汇合后，北上执行这项任务。

这三支部队中，刘平最不容易。他是正月十五日接到的命令，当即率所部三千人出发，正月十八日到达保安军，与石、黄部会合。从庆州（今甘肃省庆城县）到保安军，距离约有150公里，他带部队以三天的速度赶到，强度不小。正月十九日，三支军队汇合后，刘平等率兵北上，准备收复塞门寨，在行军途中，传来消息说，元昊又攻破了金明寨。

由于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元昊攻破金明寨几乎没费什么力气，他先以优势兵力白天陈于寨前，李士彬等紧张了一天，进行防御准备。夜里，他突然发动夜袭，寨内早已潜伏好的内应打开寨门，元昊大军蜂拥而入。李士彬起来想骑战马，不想连马缰绳都被那些事先潜伏的奸细割断，李士彬被俘（后被割掉双耳，十年之后死在西夏），其家属在几个忠心卫士的保护下跑了出去，到延州报信儿。

本来元昊可以早就拿下金明寨，70公里只是骑兵部队一天的行军路程。他之所以在攻占土门后，又拖延了十多天才在正月十八日拿下金明寨，我们推测，他是在掌握了刘平、石元孙及黄德和会师后的人数和动向的确切情报后，才下手去打金明寨的，以使宋将来不及深思、便急回延州，为他在路上聚歼宋军主力创造战机。

接到金明寨失守的消息后，范雍着实是大吃一惊，金明寨的失守，使延州城失去了前沿要塞，直接暴露在西夏大军面前。站在延州城头，已看得见元昊大军的营寨和旌旗。而这时，城内只有几百名士兵，主力远在离城西北近百公里的由保安军向塞门寨行军途中。城防形势空前严峻，范雍这位文官出身的知州，也亲披甲胄上城头巡视。电光火石之间，他无暇去思考元昊背后还有什么深层用意，只是匆忙地下达命令：刘平、石元孙、黄德和部火速回援延州。

刘平等将是在北上塞门寨的路上接到回防延州的命令的。这段路并不远，不知他们为什么走得这么慢，他们应是二十日接到命令的，可是，二十二日才到达万安寨（今陕西省安塞县砖窑湾镇附近），其间只有5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两天两夜，和刘平北上时的速度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我猜测，主要是三支部队会合后，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权，因为这三个人的军阶职务相当，谁也管不了谁，遇事就得商量，而比他们官大的范雍又远在近百公里之外，无法裁夺，所以，军队行进缓慢。另一个原因是这时天降大雪，可能也影响了行军的速度。

万安寨离延州更近了，只有35公里，当晚，刘平和石元孙带领骑兵先行进城，给留下的黄德和交待，让步兵也夜行军跟进，随后进城。刘平和石元孙的骑兵部队大约是在深夜到达延州的，但到了天亮，发现步兵部队并没有及时跟进，已经到了城下的刘平和石元孙又带了一小部分骑兵回去找步兵部队。估计另有一部分骑兵部队就此进城，加强了城防力量，否则，以城中原有的几百名士兵在后来是不能将延州城守了七天七夜而没丢的。而元昊之所以放了一部分刘、石的骑兵部队进入延州，是想进一步分散刘、石部队的兵力，便于自己围歼。

宋军步兵没有及时跟进的原因可能是宋军晚饭时休息的时间过长，午夜后才出发。刘平和石元孙骑马从延州赶回来时，黄德和率领的大军已行至三川口（今陕西省延安市枣园附近）也走了约20多公里，这时，已是正月二十三日的上午，三将会合后，继续催师东进去延州。没走多远，在三川口地区的五龙川，距延州城仅2.5公里处就出现了元昊的主力兵团，已经整齐地列阵，等在那里了。宋军也只能就地停下，列阵迎战。

当时，两军隔着一条由西北向东南流向的小河列阵。西夏军在河的东北，宋军在河的西南。两军隔河对峙时，所列同为偃月阵，即弧形军阵，这种阵形的目的是敌军一旦攻入中部，可以由两翼抄后路合围。中午时分，西夏军队发起了冲锋，他们的人数多，所以，列成横阵冲过河来，宋军的人数不够形成合围的力量，于是也改以平行的横阵对抗西夏军团的冲击。由于是西夏军发起的攻击，他们必须穿过河道，其时正值隆冬，雪深五寸，河水应当全部封冻，河道里冰雪同在，卵石密布，行路脚滑。而在岸上土地列阵的宋军占据地形优势，结阵出击，西夏军抵抗不住，退向河道中。宋军乘胜追过河去，退守的西夏军试图再次以盾牌兵为前沿，组成防御阵线，也被宋兵攻破。这个过程中，斩杀西夏兵马约两千之众。但宋军的乘胜追击使自己的阵形也变得松散，而且也使自己的队伍进入冰滑的河道。元昊在兵力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他很快又组织起了第二波进攻。宋军抵挡不住这第二波进攻，开始向西南溃退。应该说这支宋军的战术素养还是很不错的，在元昊的优势兵力攻击下，基本上还能维持住阵形，在黄昏时分，退到河的西南方向的一个山坡上扎营。但经过这次挫败，宋军由原来的近万人马应该只余下数千人了。入夜，元昊的部队包围了刘平、石元孙的临时营寨，并派兵向其后方迂回。夜间，元昊曾派人招降刘平等将，被刘平杀了。黎明时，完成合围的西夏军发起总攻，敌军从侧、后两个方向突破宋阵，战斗很快结束，刘平、石元孙被俘，郭遵战死。黄德和在第一次河边溃败时就带着几百名士兵一路向东南狂逃，一直跑到鄜州（今陕西省富县）。

在歼灭刘平、石元孙部后，元昊再度挥师东进，包围延州，包围了七天七夜，因为天降大雪，又闻宋兵又有增援部队，元昊撤围。

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这次延州守卫战中的一个段子。说是元昊大军围城七日，范雍忧形于色，谋及将佐，均没什么好的退敌良策，唯有一位担任指挥使的老将说：“我在边关镇守多年，遭围城已有数次，其势有近于今日。虏人不善攻城，我可以担保今日万万无虞，若有不测，请斩我头。”范雍以他的话来激励军心。后来，元昊果然撤围而去，有人对那位老将说，“你也真够胆子大的了，万一你说的不准，不怕砍了你的头？”那老将回答：“你也不想一想，所谓万一有变，就是敌人已经攻破了城，那时谁有空儿来砍我的头？我说那话，只是为了稳定军心而已。”

这个段子应该不是空穴来风，从元昊的作战风格来看，从来没有强攻过任何一座宋军坚固设防的城池，他是运动战高手，从不打攻坚战。

甘肃省庆城县城南嘉汇门：庆城县即北宋时的庆州城，刘平所率的3000多人就是从这里出发，行进了三天三夜到达保安军，随后参加三川口会战的。这里距保安军150公里，且全是山路，以当时的行军速度来看，基本上算是强行军了，可见在执行命令上，刘平是不打折扣、雷厉风行的，这是一员忠诚勇敢的战将，他的部队也是不怕疲劳、能打硬仗的部队，他们的失败在于敌军的力量实在过于强大而主帅范雍又不知道真实的战场情报。这座嘉汇门是清代的叫法，此门重修于2006年。

庆城县广场上的不锈钢雕塑：庆城县现在是中国石油长庆油田下属的一个重要的采油基地，长庆油田2010年时已发展到年产3000万吨的油气年产量，庆城县也随之发展为现代化的新型城市。

庆城县内的普照寺广场：庙后的那座建筑是修建中的庆城博物馆新馆

陕西省志丹县保安镇刘志丹烈士陵园：这里曾是宋代的保安军，后为保安县。1936年6月，为纪念东征战役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刘志丹，中共中央决定将其改名为志丹县，从县政府所在地保安镇的各字上还很稀能看出这种沿革过程。保安军当时是一座大型的寨堡，刘平与石元孙的部队就是在这里完成集结的。这里距土门即塞门寨80公里，距延州城90公里左右。寨子位于周河河谷之中，河道从西南方折向延州城。

陕西安塞县砖窑湾镇：宋时的万安寨，位于西川河河谷，距保安军46公里，距延州35公里，是从保安军救援延州的中继站，刘平、石元孙的部队曾在这里休息。

4、余绪

是役，宋军加上塞门、金明两寨的损失，超过一万人，是宋夏战争中前所未有的大败仗。战后追究责任，主将范雍被撤了振武军节度使的衔，改知安州（今湖北省安陆县），但第二年，又恢复了他的官阶，以大学士身份，知陕西永兴军（今陕西省西安市），在永兴知军任上，他建永兴军城，建城的过程中，仁宗又听了别人的建议，下诏停建永兴军城，范雍将诏书藏起来不理，反而督催工程加快完工。城修好了，在第二年的定川寨战役中，那些没设防的城寨都很恐慌，唯独永兴军城不担心。

范雍还有一个好处，是颇识人才，也爱推荐人才，他推荐的人中有不少后来位至公卿。狄青曾是他帐下的小校，犯法本来该斩的，范雍饶了他，为国家保留了一员将才。

刘平、石元孙被俘，刘平骂贼绝食而死，年六十八岁。石元孙被囚禁了三、四年，直到宋夏议和后，才被放回来。

当时，刚听到刘平和石元孙被俘的消息后，宋仁宗也不知道听了谁的建议，派人将刘平、石元孙的家眷全抓了起来。韩琦谏止说：现在情况不明，怎么能抓这些军人的家属呢？仁宗听了韩琦的话，马上把刘、石的家眷放了。后来，落实了那些说刘平、石元孙的传言不实之后，仁宗又对刘平、石元孙的家属按阵亡家属一样给予抚恤。石元孙被放回来后，发现他没死，有人建议要治他的罪，仁宗没听，还召见了石元孙，只是把因为抚恤他阵亡才赏给他儿子的官职又收回了事。比较起汉武帝对待李陵一家的凶暴手段，宋仁宗真可称之为“仁”了。

三川口之战示意图

5、战役总结

从元昊的角度看，三川口战役是一次成功的围点打援战例。他下塞门、克金明，虚张声势围延州，成功将宋军主力诱骗到三川口一带开阔地域，再以优势兵力，一举围歼。这战应该说打得很轻松，因为元昊带了十万部队，塞门寨的防守宋军恐怕只有一千人左右。以十万大军临之，可谓泰山压顶；而号称强大的金明寨虽有三千人左右的兵力，但已被元昊事先下了套，大军一到，潜伏好的内应乘势而起，可谓兵不血刃。在正月二十三日与宋军主力决战的时刻，环顾四周，方圆100公里内没有任何宋军可能赶到，也就是说元昊甚至不需分兵去阻击来支援刘平、石元孙的宋军，他只需用数千疑兵继续围住延州，把范雍手下不到两千人的兵马围在城里，其余十万主力部队全部用于围歼不到一万的宋军，可谓十拿九稳。一般来说，围点打援战术吃掉敌军后应迅速脱离战场，不会继续粘连，但元昊竟敢继续围困延州七天七夜，实在是拥有绝对的优势兵力所致。

反观范雍这一方，首先是他的情报极不准确，根本不知道敌军的实际数量。我想，如果他事先知道西夏军队有十万之众，而且是元昊亲自带兵，就是再蠢，也不会让刘平、石元孙带领那可怜的一万兵马去与元昊的十万大军相对垒，去收复什么塞门寨。其次，是他陷在常规思维中跳不出来，总以为还是此前争夺寨堡的小规模冲突，在那种冲突中，宋军面对的夏兵少则数十，最多不过千把人左右。所以，按他的算计，刘平、石元孙的万人大军对付袭击塞门寨的敌人应绰绰有余。他想象不出来，元昊神不知鬼不觉地带来的十万大军有多么强大的打击力！他肯定是那种用功读书的“三好学生”，对自己十个月来在战场上积累的成功经验深信不疑，以为这深合自己学习过的“兵法原理”；但他绝对不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他没有元昊那种敏锐的洞察力和灵活机动的应变能力，他本来应该在元昊攻破塞门寨时就知道元昊的兵力，就算那时不知道，到元昊拿下金明寨时，他怎么也该明白了吧！但那时，他似乎已经被战场上急剧变化的形势惊呆了，只是本能地命令刘、石部早日进入延州城，共同防守。他的这种愚蠢的决策将刘、石的部队送入灭顶之灾。

以一万对十万！当刘平、石元孙在正月十九日，已经面对元昊的十万大军时，是否真的就必死无疑？当然不是，世界上从来不存在这样的必然逻辑。仔细想一想，在正月十九和正月二十三日，面对敌人的绝对优势兵力，宋军虽然没有机会取胜，但是还有机会自保或逃跑，从而保住有生力量的。如果正月十九日，他们得到金明寨失守的消息后，只派出机动性最强的骑兵部队回驰延州，而将主力部队撤回保安军，依托那里坚固的防御工事长期坚持下来的话，元昊必不敢真攻延州，因为他随时害怕保安军这支部队会从他的背后袭来，他也不能全力以赴去攻打保安军，因为，那势必要分兵防卫延州，延州城里已经增加了至少上千名的骑兵，随时可能出城增援保安军的刘平、石元孙部。时间稍一拖延，其它州城，寨堡的宋军增援过来，他们的兵力优势就不存在了，元昊就只能快速撤围。如此，延州之围可解，刘平之师可得保全。

正月二十三日，刘、石部队与元昊大军对阵交手之后，也还是有机会及时撤退，保持有生力量的。这时，刘平、石元孙通过实际的交战，应该了解到元昊部队的真实数量，而且此时，战场与延州城的联络并没有中断，他们派勇将郭遵到延州城向范雍汇报了战场上敌强我弱的实际态势，范雍做出的决定有两项：一是让刘平、石元孙部继续坚持在三川口的抵抗，二是发檄文征调周边宋军救援。延州无兵，自保不暇，此时是派不出兵马支援刘平的。檄文调来的援兵又远水不解近渴，郭遵上马回营，向刘平、石元孙传达了范雍的命令，刘、石等将只能死战。在二十三日傍晚，部队退却到五龙川西南的小山坡后，依山扎寨，准备继续抵抗。但元昊依据兵力上的绝对优势，派部队从山后和侧翼对刘、石部形成全面的包围，这支宋军彻底陷入《孙子兵法》上说的“死地”。

但假如范雍当时通过郭遵给刘平、石元孙下达的是脱离战场、择机撤退的命令的话，那刘、石还是有逃生的机会的，（当时部队虽已遭受重创，但仍保留下了五六千人马），他们的生路在哪里呢？就是那个临阵脱逃的黄德和逃跑的路线。自从五龙川河畔败退，排在后阵的黄德和不听命令，带领几百人一路向东南方向狂逃，直逃入鄜州，路上并没有受到西夏军队的截击，说明元昊尚未在这个方向上设伏。黄德和逃得了，刘平、石元孙也就逃得了，证明这是一条《孙子兵法》上所说的“生路”。如果刘、石大军一齐沿着这条道路有组织地南撤，到鄜州约100多公里，元昊虽然会派兵追击，但这么长的山路，他们不会深入太深，刘、石部至少可以保存一多半有生力量，退入鄜州休整。可惜，范雍下的是坚守的命令，刘平、石元孙依山扎寨在战术上没有错误，是范雍在战略上的命令葬送了这支忠诚英勇的部队。

刘平、石元孙是无可指责的，他们这级军官的天职就是服从上级的命令，哪怕是上级的命令错了，也得执行。这就是军队、一切军队必须遵守的规矩；这就是军人、一切军人应具有的职业道德。刘平、石元孙模范地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不能要求刘平、石元孙在战场临机处置，带部队走出“死”地，那不是他们的本分。

黄德和是罪有应得的，他的确是不听命令，临阵脱逃的，而且逃跑后，还编排刘平、石元孙等人“投敌”的假话，为自己开脱。被范雍等人调查落实后，报请皇帝，按军法将黄德和腰斩，并将其人头挂在延州示众。这种处理是得当的，否则无以维持军纪。

但黄德和的临阵脱逃只有军纪和道德上的意义，并不具有军事上的意义，设想他那几百人要是不逃跑，也坚持在战场上的话，战局就能改观吗？当然不能，几百人投入到元昊十万大军面前，只算杯水车薪，无足轻重。所以，应该将黄德和的错误分开来看，首先，我们肯定他在道德上和纪律上均是罪犯，这一点毫无疑义。其次，不能把这场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到黄德和的临阵脱逃上，应该明白，就是黄德和不逃跑，战役仍要失败。第三，我们还得承认，黄德和的逃跑，无意中摸索出一条刘平、石元孙大军可以逃生的“生路”来，这不是一条获胜之路，但绝对是一条保存有生力量的活路，这是正月二十三日晚，刘平、石元孙部唯一可以逃生的机会，是范雍的指挥错误，才使这支军队失去了最后的逃生机会。

但当时的人们似乎不这么看问题，他们习惯于用道德化的思维来看问题，认为是黄德和的道德缺陷才导致了战役失败的，以为杀了黄德和，并惩戒一切临阵脱逃的人，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这种看法的影响十分深远，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史学著作中，将黄德和的临阵脱逃说成是三川口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对范雍的根本性的错误，不仅范雍没有做深刻的反省，就是仁宗皇帝及其周围的大臣，也没有任何感觉，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仁宗皇帝对范雍的处分只是暂时堵塞一下朝臣的议论攻击之口，风头一过，范雍又给提拔起来，比原来的级别还高，而且还让他在陕西前线继续效力。没做根本反省的范雍继续沿着错误的思想路线前进，把他据城死守的战术发挥到极致，竟然到了敢抗旨不遵，继续筑城的地步。因为，他认为延州没失守，全在于城墙坚固。像他这种道德君子，一旦自己认准了的道理，是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皇上、不怕杀头的。而且事后的战争似乎也能证明他筑城防守战术的正确。对刘平、石元孙部的全军覆没，没见到他有何反省。也许，他也真认为是黄德和的临阵脱逃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吧。范雍在防守延州城中的坚定与英勇，也赢得了延州百姓和城中将士的爱戴，当皇帝下诏将范雍撤职，调往安州时，城中军民以近来战况紧急、范雍经验丰富为由上书，请求他继续留任，他的继任者韩琦也同意这种建议，请皇帝让范雍多留几日，以安民心。

每逢失败，中国人总要找几个在道德上有污点的人来承担责任，进而把失败的原因把归咎于这种道德缺陷。这种道德义愤妨碍了从技术层面客观分析失败的原因，进而想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三川口之战宋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只有两点：

第一，以争夺堡寨和部落为目标的战争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依托堡寨防御和招抚降卒的浅攻措施，根本应对不了元昊人数超过十万的强大机动兵团的战略进攻。

第二，宋军的情报工作存在致命的缺陷，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情报，直至敌军撤退了，也没弄清楚元昊到底有多少兵力。

要避免再出现类似的失败，必须也从这两点入手：

一、组织强大的足以和元昊主力部队相抗衡的机动兵团，以重兵对重兵，才有取胜的可能；二，切实改善情报工作，随时掌握敌军的动向。

然而，纵观宋朝君臣对这场战争的总结，除了处理了黄德和这个无足轻重的溃逃之将外，几乎没采取一项有价值的对策，宋仁宗及中枢朝臣们没有提出军事战略上的根本改变，范雍一如既往地以错为对，到了后方纵深还死修城池。这说明，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反省到自己失败的真实原因。

军队打了败仗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从败仗中总结出正确的经验教训。

不能正确总结经验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打胜仗的！这一条，是铁一样的必然逻辑。

延安枣园：三川口在今延安市宝塔区枣园镇，是三川口战役的交战战场，这里是西川河与延河的交口处，可能另有一条现今已不存在的小河五龙川也于此处汇入延河，故名三川口，这里距延州城的制高点宝塔山约8公里，可能距当时的延州城墙2～3公里左右，与史料上记载的距延州城5里是吻合的。1944年～1947年3月，这里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都曾住在这里，还建有中央书记处小礼堂，留下了太多的革命故事。如今已成为重要的红色旅游点，地表建筑甚多，已看不出当年古战场的河道分布情况，但从山谷间的宽阔程度来看，古代时是适合大兵团结阵作战的。

甘肃省庆阳市博物馆内的大型泥塑：宋代曾以庆州（今甘肃庆城县）和环州（今甘肃省环县）为中心，设立环庆路，是防御西夏的一个重要军区，这一地区现在的行政中心是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原庆阳行署所在地西峰县），但这一路几乎没有打过大仗，史料中记载的多是由环庆路派兵增援北面的延州或南面的渭州（今甘肃省平凉市），究其原因，是因为环庆路与西夏之间隔着一道大漠，被称为瀚海，沙漠环境恶劣，不利于大兵行军，故元昊从来没有从这个方向发起对宋军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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