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1945年9月13日，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告民众书》，号召南京市民以户为单位，向各区公所上报因日军暴行所受生命及财产损失，以备索求战争赔偿。
同年12月21日，国民政府主席行辕秘书处发布《接受南京市民陈述大屠杀案冤愤公告》，宣布自当月二十一日起至二十三日止，凡身受大屠杀残害和汪伪暴力压迫的民众都可向国民政府控诉，并明确提出希望目击者检举南京大屠杀案主谋及相关罪行，为审判战犯收集确凿的证据。
1946年6月23日，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成立大屠杀惨案调查委员会（即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要求“普遍征求孑遗市民之目睹事实，与被害人遗族之申述，以符合远东法庭证据法之要求”，再次强调收集被难者相关信息，为远东审判提供证据。
1947年4月22日，南京市政府发布《限期催报抗战损失布告》，规定将各地查报公私损失的最后期限定为1947年8月底，并不再延期。
从1945年9月至1947年8月，从南京市政府到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再到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三个机构先后接收各类呈文的时间跨度长达两年之久，而除去上述接受机构外，更有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市赔偿调查委员会、首都警察厅、首都地方法院、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等也都在接收南京市民呈文，这些市民呈文记载于各类信笺与纸品之上，既有略通文墨的幸存者本人、亲属、目击者亲手所书的，也有目不识丁的市民央请文书代笔的，呈文末尾，每个呈报人都或附指印、或画押，以这种约定俗成的具结方式表明自己所述的真实性。
这里选出3件，以作例证：
1945年9月25日，杨张氏在呈文中讲到，她有三个儿子被日军杀害。1937年12月25日（农历11月23日）其三子、四子在难民区内被日军拖去，后闻皆死于南门城外。其二子于1943年2月被日军用皮鞋踢死。
1945年10月10日，徐洪氏在呈文中讲到，她与其嫂王氏于1937年12月16日（农历11月14日）被日军奸污，王氏当场毙命，其弟幼卿见其妻被数名日军奸污致死，哭跳咒骂，日军把幼卿一枪毙死，又把幼卿4岁的幼子戮死，“一家数口，均死于日寇之手”。徐洪氏与其女跳井寻死，因系枯井而未丧生。
1945年11月2日，南京市民哈马氏在呈文中表述，日军攻入南京后，将其子马国栋殴打至腿骨骨折然后枪杀。将其有孕临产的儿媳刺死，年仅5岁的孙女“存子”被刺刀劈开头颅，另一孙女“招子”的腹部被洞穿。一家大小五口均死于非命。同院的聂太太一家九口同时遇害。要求“责敌赔偿生命财产损失”。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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