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文 / 李义勇
当 80 后们在童年记忆里翻找，总会发现几句像幽灵般盘旋的话——其中阴魂不散的一句便是“一个中国人是龙，三个中国人是虫”。我曾在父亲酒后的叹息里听过它，在 90 年代引进的港台影视剧里见过它，甚至在某本自诩“看透国民性”的畅销书里读到过加粗排版的解读。当时的我们尚未意识到，这句被包装成“国民性诊断”的断言，实则是西方舆论工厂精心调制的认知毒药。
追溯这句谬论的源头，不难发现其与 19 世纪殖民当局“东方学”工具箱之间清晰的血缘关系。1894 年甲午海战之后，英国《泰晤士报》首次抛出“华人松散论”，彼时正值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这种将中国人定义为“个体精明却群体涣散”的论调，恰恰为其分而治之的殖民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就像当年在印度炮制“印度人无国家观念”的话术一样，殖民者太清楚：要瓦解一个文明，必先摧毁它的团结记忆。
然而历史总在打造谣者的脸。1937 年卢沟桥枪声响起时，那些被断言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毅然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万里长城。川军穿着单衣徒步出川抗日，南洋华侨捐献的物资堆满了滇缅公路，上海弄堂里的工人把机床搬进租界制造武器——这种在亡国灭种危机前爆发的凝聚力，让来华考察的英国记者贝特兰不得不修正其报道：“中国人的团结不是统计数据里的冰冷数字，而是危难时刻从骨髓里渗出的本能。”
当代西方的舆论作坊显然继承了殖民先辈的伎俩，只是包装得更为精致。他们一边对着镜头惊叹中国基建的“奇迹速度”，一边在专栏里质疑“这样的效率是否牺牲了个人自由”；他们既羡慕中国脱贫攻坚中“全国一盘棋”的动员能力，又在学术期刊上鼓噪“集体主义导致创新乏力”。这种近乎精神分裂的叙事逻辑，在 2020 年新冠疫情中暴露无遗：当中国以“一省包一市”的对口支援机制快速控制疫情时，某些西方媒体却忙着给“方舱医院”扣上“侵犯人权”的帽子，而他们自己的国家内部，竟上演着各州截留邻省防疫物资的闹剧。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炮制“中国人不团结”神话的西方世界，恰恰最需要补习“团结课”。看看美国国会山骚乱中参议员的狼狈逃窜，瞧瞧英国脱欧谈判中欧盟成员国的互相拆台，再数数法国“黄背心”运动中被点燃的警车——这些场景堪称对西方所谓团结合作价值观的解构。然而，当中国工程师在非洲铺设友谊之路，当中国医疗队在东南亚践行人道精神，当“一带一路”沿线的合作项目繁花似锦时，西方舆论却集体患上了选择性失明症。
中国的团结从不是靠口号堆砌的幻象，而是扎根于历史深处的深厚传统。从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凝聚的蜀地先民智慧，到红旗渠开凿者用钢钎与锤子在太行山创造的工程壮举；从塞罕坝三代造林人在风沙里写就的绿色史诗，到脱贫攻坚战八千多个日夜驻村书记与村民的同甘共苦——这种源于农耕文明的协作基因，早已融入民族的集体记忆。那年河南暴雨，全国志愿者自发组成的救援车队绵延数百公里；中国空间站建造征程中，31 个省市科研团队在精密测控网络中默契协作。这些鲜活的现实画卷，哪一个不是对“龙虫论”最响亮的反驳？
西方长久以来真正恐惧的，从来就不是单个中国人的才智。当乾隆年间广州十三行的商人用算盘精准结算全球贸易盈亏，当詹天佑在八达岭用巧思绘制“人”字形铁路蓝图时，西方世界并非惊慌失措。他们惧怕的是：一旦这无数个体的智慧与力量拧成一股绳——那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文化惯性，是14亿人同心同德时迸发而出的磅礴文明伟力。于是他们翻新殖民时代的陈年老调，将中国的团结污名化为“集体主义的压迫”，把中国的协作机制曲解为“个性的湮没”，正如童话里的巫婆，妄图用思想的毒苹果让这苏醒的东方巨人再度沉睡。
如今的 80 后们早已洞悉这套话语把戏的底层逻辑。我们目睹过汶川大地震废墟之上13亿人的托举之手，见证了疫情期间穿梭于楼宇间的“快递小哥”和网格员构筑的生命防线，感受过北京冬奥赛场志愿者脸上那温暖一致的真诚笑容。这些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比任何艰深理论更具说服力地宣告：中国从不是“龙”与“虫”的分裂体，而是涓涓细流汇聚而成的浩瀚江海。那些处心积虑试图以话语筑坝、离间我们同胞之情的人终将意识到，当长江、黄河、珠江都澎湃不息地向东方奔涌，任何强行构筑的分裂堤坝，最终只会化为历史的尘埃，被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彻底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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