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的馊主意，一个接着一个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姚洋批评北京的马路太宽、城市太大不人性，北方文化的“非理性”，自称有“一代人的南方崇拜”。他这番“贬京扬沪”的言论引发了争议。

愚见，对姚师的“南方崇拜”大可不必当真，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他的经济政策主张。

01

“魔都”和“帝都”之间的比较由来已久，民国时就有所谓的“海派”和“京派”之争，是很多名宿大师都参与过的名场面。但是，最后的赢家既不是海派，也不是京派，而是鲁迅。他是两派都不喜欢，两边都骂。鲁迅这辈子，好像都没喜欢过什么地方。他成了钦定旗手后，自然以他为准。所以，民国时的争论也成了时过境迁的老黄历，连参考价值也没有。

今天的“魔都”早已没有十里洋场，连虹桥的“老外街”都是门可罗雀的萧瑟景象。民国的“帝都”并不是首都，并没有姚洋讨厌的“马路太宽”，而是老舍和梁实秋笔下的市井百态。

非要说京沪之别、南北差异，或许十几二十年前还有一些，现在还有吗？华北下大雨、西南造水利；天水的颜料、杭州的自来水……妥妥全国一盘棋。就是“马路太宽”，也是一样的。姚师高就的滴水湖，马路并不窄。

这就叫“区域均衡发展”，是就高还是就低另议，但肯定均衡肯定是均衡。莫说是江南，就是岭南也不是“法外之地”。东莞酒吧请个驻唱，还要政府开恩“应批尽批”。以姚师之尊，现在还谈什么地域差异甚为不妥。政治不正确，实际也不存在。

姚师的“南方崇拜”，刻板印象罢了。率土之滨，哪里不是“大老爷们儿”文化？以姑苏之旖旎，却也不乏手刃妇孺的“血性”。至于“理性决策”，举国上下从胜利走向胜利，一年365天能赢500次，哪有“非理性决策”？

何况姚师本人作为政策研究的顶尖专家，不正是北方“理性决策”文化的一部分吗？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大好局面，有他的贡献的，不必也不能谦虚。下凡魔都，也不会改变姚师的“理性决策”。

02

姚师的学术生涯，主打的就是“理性决策”。师从从经济学家中游泳最棒的林毅夫老师，起点不可谓不高；执掌国家级智库北大国发院多年，排面不可谓不足；“50人论坛”成员、长期身处政策研究一线，影响力不可谓不大。受过“理性决策”的专业训练，有过“理性决策”的长期贡献，不会因为挪个窝就不理性或更理性。问题是，理性和理性不一样，市场理性和政策理性不是一回事。

市场理性是尊重市场规律，而政策理性则是服从行政规律。姚师的经济学思维主要是政策理性，市场理性有一点，但不多，而且还要屈就政策理性。

比如说，他所谓的“挤入效应”，姚说:

一般学界认为，政府支出有挤出效应，即政府支出多了，民营企业的支出就少了。但是也要看到另一面，即政府支出多了，会带动下游企业的发展，也就是挤入效应。

站在“有为政府”的角度，此说当然成立。哪家政府不想“有为”，哪个部门争取预算不是多多益善？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可是，站在市场的角度看，政府支出的“挤入”并没有带动经济的有效增长，只会造成大起大落的大回摆。

凡是政府支出快速增长、政策和财政资金发力主导的经济领域，最终都出现了资源错配、先热后冷的“大摆锤”。基建热、光伏热、新能源车热，无一例外。“挤入”时如火如荼、一哄而上。“挤”到挤不动了，产能过剩、不良资产堆积的后遗症集中发作，又不得不掉头“挤出”。这种“挤入—挤出”的政策周期，才是中国特色经济周期的真相。如此高能耗、低效率的钟摆运动真能“带动下游企业的发展”吗？姚师心知肚明。

早在2019年，姚洋就对新能源车产业就有过精准的预测。他在那年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指出，“只要传统车企开始造电动车，全世界大概只有一家非传统的电动车企能活下来，就是特斯拉，其它恐怕都得死掉。”现在新能源车卷无可卷、欲仙欲死，姚洋当初的判断无疑是有先见之明。但是，政府产业政策发力在新能源车产业的产能快速堆积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姚洋却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新能源车产业政策到底占用了多少“政府支出”，他更是绝口不提的。

政策主导下，上半场蜂拥而至的“挤入”，总是以下半场大逃杀式的“挤出”收场，无一例外。所谓“挤入效应”，就是只看政策主导的上半场烈火烹油，却对市场检验的下半场血流成河视而不见。经济学家的“政策理性”，就是这样顾头不顾腚。

政策性更强的基建领域更是如此。现在严重困扰地方政府财政的债务包袱，就是昔日“基建狂魔”的代价！

姚洋师承“林学”，主打的就是“有为政府”。“挤入”之功归有为政府有为，“挤出”之痛归咎市场失灵，完美闭环。这是“林学”的逻辑美感，却和事实无关。

03

事实反复证明，“有为政府”不是“有效市场”的前提，而是“市场失灵”的原因。政策干预越频繁、越深度，市场就越“失灵”，表现就越糟糕。

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房市。对房市调控政策干预过度、退出不及时，姚洋是有准确预判的。2022年，他就公开建议调整房地产业“三条红线”政策，不说是先知先觉，也算是敢言。

可是，此次他对楼市开出的“药方”，依然充满了“政策理性”。姚洋建议“成立中储房，先收下这100万套（法拍）房子”。出发点或许很好，是为了“解决银行的积压，让住户交房租、不用搬出去，稳住生计”。然而，政策成本，谁承担？政策风险，谁承受？靠发行国债的方式放水“托市”，不就是成本和风险转嫁给全民埋单？

这套房市“常平仓”的政策，也不可能起到效果。就算政府收储能托住一时，也托不住一世。100万套法拍房只是土地资产估值下跌的冰山一角，改变不了市场趋势。购房具有消费和投资的双重属性，既是长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也是“六个钱包”的大宗消费，需要很强的长期信心支撑。而这正是目前中国老百姓最缺的。

在专访中，姚洋也谈及了老百姓“对未来信心不足”。老百姓连下馆子的钱都能省就省了，买房得注入多大信心？姚洋真相信收储100万套法拍房，就能赢得“未来信心”？这是很傻很天真，还是老于世故的大智若愚？

姚洋和很多经济学家一样，把消费意愿大幅下降的现象归咎于“需求不足”。顺势开出凯恩斯主义的经典药方，政府下场“提振信心”。可是，凯恩斯主义需求理论的基础是“市场非理性恐慌”，而我们的市场忧虑很理性、很现实。老板担心“捕捞”“倒查三十年”、“政策变脸”、员工担心失业、对和平发展的现实关切，哪一样式非理性的？因此损失的信心，可不是放水砸钱100万套法拍房可以挽回的。

姚师既然有“不能只看文章发表，要关注现实问题”的自觉，就不应该对市场的真实心态一无所知。只不过他的“政策理性”自动过滤了现实。“政策理性”的极限就是政策允许的范围，不可越雷池一步。

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解释现实，刻意回避现实的解释是不具备基本的解释力。宁可屏蔽现实也要保持“理性”的自我阉割，能为“政府有为”提供一万个理由，却不能为激活“市场有为”提供一丁点助力。所以，只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这种自我催眠、我阉割的“理性”，不仅是姚洋，而是主流经济学圈子的整体困境。公允地说，在学者当中，姚洋相对还算是清醒的，比他更离谱的大有人在。

这些年，经济学界的整体风评已经降到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最低谷，是“专家变砖家”的重灾区。不是过于乐观的预测屡屡落空，就是开出的“药方”过于扎心。市场没失灵，该跌的跌了，该走的走了，倒是“专家”先失灵了。

世界破破烂烂，学者缝缝补补，没意思，也没用。